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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人的生死观念
【英文标题】 Chinese Conception of Life and Death【作者】 麻天祥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分类】 法哲学
【英文关键词】 生死观;儒;道佛【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6【页码】 55
【摘要】

儒家“舍生取义”的思想始终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不过,在中国,佛教、道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又使得生死观念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对生死的关注,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生死观念常常决定着其他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中国文化中的生死观,概括地讲,应当是儒家重死,道教重生,而佛教力图超越生死。以仁、义为终极关怀,或者说最高使命的儒家思想,无疑否定了生的绝对价值,这就是孟子说的“所欲有甚于生者”。儒家这种生死有命、仁义高于生命的理论,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挥洒得淋漓尽致。既然重死,死后自然要厚葬,厚葬久丧也是儒家重死的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以其淡泊生死,而又以生为贵的“重生”观念在生命哲学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道家强调生的价值,指的是在生命和名物之间的轻重判识—重生轻物,乃至全生而轻天下。佛教传入中国,以善谈生死闻名于世,并给予中国人的生死观新的洗礼。佛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否定人生,不仅否定死,同时也否定生。因此,佛家认为“生不足恋,死不足惜”,这就是“中道”,是对生死的超越,认为只有超越生死,才能臻至涅 之境,才能获得无上的大自在。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死观念虽不尽相同,但也是和而不同,是相互补充而又殊途同归,总的趋向是正义永存、精神不朽、无私无我与“生死一如”。

【英文摘要】

The Confucian idea of “sacrifice for justice” has always dominated the Chines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However, in China, the idea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make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showing a diversity of colors. Concerns of life and death are not meditation on death, but meditation on life.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often determines the fate of other values and value judgmen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nception of life and death in Chinese culture is that the the Confucianists value death, the Taoists value life, and the Buddhists seek to go beyond life and death.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354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意思是说,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必须面对,所谓生死事大,这就指向生死观的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这一诗句,备受古今文人学士、烈女侠士赞颂。这里不仅承认死的必然性,而且突出了死的意义。毛泽东也曾引司马迁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说明“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肯定“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即使如李清照这样的弱女子,也唱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悲歌。古往今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国家之大义,马革裹尸,蹈死如饴,而名垂青史。显而易见,儒家“舍生取义”的思想始终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不过,在中国,佛教、道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又使得生死观念莫衷一是,而呈现出多元的色彩。
  古人云:“生死事大”。每个生命诞生以后,必然面对死亡,“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充分说明,生死是人类的最大的悖论。前有乱世奸雄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死感怀,后有当代文豪鲁迅“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无奈豪情,尤其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思古的幽情,以及魏晋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生命意义的追索……,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对生死问题的深切关注。当然,对生死的关注,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生死观念常常决定着人们的其他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
  马克·吐温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讲的是在生命的黎明,一位仙女带着她的美丽的花篮,面带微笑地说:“这里有生命的五种恩赐—欢乐、名望、财富、爱情和死亡。请选择一种最可宝贵的。”于是他选择了欢乐,但是,欢乐消磨了他那童话般的少年。他每获得1小时的欢娱,随之而来的是1000个小时的感伤。之后,随着童稚的消逝,他步入青年、壮年,并且相继选择了爱情、财富、名望,然而,每一次选择,都让仙女失望。财富使他变得贪婪、疯狂,乃至罪恶;声名卓著使他被抛入孤独,声名狼藉中则遭人鄙弃或怜悯。数十年过去了,当仙女带着唯一的礼物,站在苍茫的暮色中,他能够选择或者说接受的只有“死亡”。这不是一个乐观故事,它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生死的必然,而且让人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无可奈何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类而言,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死的可怖,而是生的迷茫。这很有点类似佛家“无明缘起”的观念。
  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生死观,有人曾高度概括为:“道教是贪生的哲学,佛教是怕死的哲学。”表面上看有些道理,详究其实则不然。道家重生或可谓之贪生,佛教生死不二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怕死。恰当地讲,应当是儒家重死,道教重生,而佛教力图超越生死。
  客观地讲,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并没有对死亡问题作过太多,或者说深入的探讨,他们更注重的是有限生命的现实作为。故有人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乐生文化,是入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是重生。但是,“生死有命”,死亡也是现实的存在,而无法回避。况且,在儒家看来,生死只是形式,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生的内容,才能使生的形式获得不朽。如是,以仁、义为终极关怀,或者说最高使命的儒家思想,无疑否定了生的绝对价值,这就是孟子说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以,一旦形式和内容,生命的存续和最高使命发生了冲突,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也就只有放弃生,而英勇赴死。孟子对此有生动的譬喻,它也是儒家生死观念的典范表达: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正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此生死观念,显然与乐生、重生相去甚远,表现的是重死的倾向。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人格的尊严,甘洒热血,前仆后继,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诗篇。从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以及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无不在讴歌死亡,讴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
  的确,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但这绝非对死亡的规避,而在于强调,死是比生更高深的学问,是超越生的存在。生尚且不知,何以知死?也就是说,死不是生的结束,死的意义自然也就蕴含其间,以此为重死的观念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于是,死才能不朽,生才有价值和意义。儒家这种生死有命、仁义高于生命的理论,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挥洒得淋漓尽致。即使是重生的老子,也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说。
  文天祥的《正气歌》可以说是对儒家生死观的代表性表达。
  公元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翌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狱中三年,在威逼利诱,抉择生死的关头,以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而“养浩然之气”,留下这传诵至今的千古绝唱。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正气,就是儒家说的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诗中一气呵成,连举自春秋至唐千数百年间,卓立特行、成仁取义的壮举十二则,在生死问题上表现了“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的豪迈气概。请看: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1}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如此舍生取义的光辉典范,激励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用自己的生命唱响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历史最强音。清代有王鼎,官至东阁大学士,先后署五部,因弹劾奸臣误国、荐林则徐堪大用不果,于是服毒自尽,“尸谏”道光皇帝,其忠荩之情,也让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有刘胡兰、董存瑞、投江八女、狼牙山五壮士等,不都是在“生”和“义”不可兼而有之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这正是儒家重死的生死观长期积淀并孕育的结果。既然重死,死后自然要厚葬,厚葬久丧也是儒家重死的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至帝王的陵寝,小到普通百姓的坟茔,规制虽有差别,对死的尊崇实无不同,而且愈演愈烈,至今依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乃至有了“死人向活人争地”之说,在台湾还有“夜总会”之调侃。就连毛泽东也说:凡是人死了,都要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
  尽管如此,道家还是以其淡泊生死,而又以生为贵的“重生”观念在生命哲学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珍重生命,可以说是道家哲学的基点。《文子》有言曰:“道者,生也。”如此以生为道,尤其突出了生命的终极意义,甚至有了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极端利生之说。还是《庄子》说得好:
  (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另如《让王》篇中引:
  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
  这里说的是,即使是整个天下,也抵不上人的一条手臂,与生命相比较,更显得微不足道。如此把生命视为重中之重,难怪庄子说:“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在庄子看来,生的价值远在荣显的名利之上,与其死被尊崇,不如生而自由,哪怕是夹着尾巴在穷途末路之中。表面上看,很有点“好死不如赖活”的意思,其实后者还是对道家生命哲学,或者具体说道家生死观理解不深而产生的误解。但这样的误解确实把道家重生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显然是对道家生死观的演绎。也正因为这一观念的持续影响,重生、乐生、珍爱生命,甚至把“活着”视作人生根本,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民间几乎占据着统治地位。据此而言,儒家重死,道家重生,二者似乎截然相反,甚至针锋相对。其实也不尽然。
  儒家重视死的意义,意思是在生存和正义之间的抉择—为了正义宁愿舍生赴死。
  道家强调生的价值,指的是在生命和名物之间的轻重判识—重生轻物,乃至全生而轻天下。《老子》也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名利与生命相比较,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结论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只有视名利若草芥,才能长生久视,也才是生命哲学的真谛。
  可见,儒、道两家的生死观并无直接冲突。儒家重死,非追逐名利而死;道家重生,非置正义于不顾而苟活。但是,从大处着眼,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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