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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副标题】 论郑振铎和他的戏曲研究
【英文标题】 The Most Respected Cultural People in China
【英文副标题】 Zheng Zhenduo and His Studies on Drama
【作者】 苗怀明【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郑振铎;戏曲研究;学术史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6
【页码】 77
【摘要】

郑振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但他并非科班出身,对文学的强烈爱好和兴趣使他走上学术之路,成为一位优秀的学人。其治学涉及领域广泛,对戏曲的探讨能充分体现其研究兴趣与专业特长。郑振铎的戏曲研究通常与个人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结合在一起,经常将戏曲研究与小说、说唱等其他通俗文艺的研究结合起来,视野开阔,有通识观,对现代学人颇具启发意义。其戏曲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戏曲文献的梳理及对戏曲史相关问题的探讨等方面。

【英文摘要】

Zheng Zhenduo is a scholar of a new generation growing up after New Culture Movement. But he did not receive a formal academic training. A strong love of literature and interest made him walk up the academic track and became an outstanding scholar. He involved in wide range of areas. His studies on drama can fully reflect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expertise.His studies often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other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such as fictions, rap. His vision are so wide that modern scholars can benefit from it. His achieve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drama history and other aspec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351    
  “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1958年10月17日下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对妻子说了上述这番话后,匆匆地踏上了出访的行程。一语成谶,没有人会想到,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语竟然有着如此丰富的蕴涵,竟然成为人生最后的诀别。
  临行前一天,尽管公务繁杂,郑振铎还是坚持写完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的序言,这是他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一个宏大学术工程,一个在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仍未能完成的学术工程,这位学人去世后留给学界的巨大缺憾至今还可深切感到。在追述20世纪戏曲研究历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起这位“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1}
  一
  尽管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但是与卢前、任半塘、钱南扬等现代曲家相比,郑振铎的治学经历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表现在他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所学专业与文学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转行的话,他本来应该以一个火车站站长的身份而终其一生。就治学经历特别是其戏曲研究而言,郑振铎可谓自学成材,并非科班出身,未曾受到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没有机会得到吴梅等著名学者的亲传,他本人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也谈到这一点:“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在私塾里读过《左传》,但别的经传便不能成诵了。我没有跟从过名师,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他教的是古文,没有给我什么影响。……在对于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独学无侣’。”{2}是对文学的强烈爱好和兴趣指引郑振铎走上了学术之途,成为一位优秀的学人。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郑振铎一生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学术研究并不能概括其全部的事业,因为在此之外,他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活动,比如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建国后担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等。作为一位新文学作家,他在小说、散文的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就像他的一个朋友所描述的:“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3}也正是为此,作家、编辑、社会活动家的头衔和光环往往遮掩了其作为学者的身份,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未能受到人们的应有重视。不过,郑振铎在学术研究上固然得兴趣广泛、视野开阔之利,但也可能会产生不够精专之弊,将其与那些基本不参与社会活动,专力于学术研究的纯粹书斋型学者相比,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不过,人生的得失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资质和兴趣选择那种最能充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毕竟学术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并不是人生事业的全部。
  当然,这样说目的主要在探讨郑振铎治学的特点,并不是要否定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抛开其他领域的建树不谈,仅就学术研究这一方面而言,郑振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丰硕的,贡献颇多,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从郑振铎的各类著述来看,所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他不仅对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皆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文学之外的文物、考古、版画等领域也有不少建树,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版画史》、《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书籍,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多面手。
  广,只是郑振铎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在广的基础上,他也有自己重点专攻的领域,那就是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研究方面的探索,建树颇多,受到学界的称许。相比之下,其戏曲研究虽然也有不俗的成就,但人们关注较少,重视不够。近年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有鉴于此,本文对此进行专门介绍和探讨,希望有助于全面展示郑振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郑振铎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戏曲研究的,3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戏曲史,直到临去世前还在撰写《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的序言,这样前后算起来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在这一领域肯定还有更多的建树和贡献,别的不说,仅完成《古本戏曲丛刊》这一项工作就足谓造福学界,功德无量了。在戏曲研究方面,无论是文献的搜集、整理,文本的解读、剖析,还是史的梳理、把握,郑振铎都取得颇为值得关注的成就。
  总的来看,郑振铎的戏曲研究具有如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是其戏曲研究通常与个人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结合在一起。郑振铎特别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一生节衣缩食,孜孜以求,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戏曲文献,不少重要戏曲文献就是由他发现并首先披露的,为保存民族文化典籍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其戏曲研究也往往可以看作是其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一种生动记录。戏曲文献新发现对戏曲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在其文章中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二
  郑振铎的戏曲研究往往与小说、说唱等其他通俗文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视野开阔,触类旁通。与赵景琛、阿英等同时期的学人一样,郑振铎有着较为通达的俗文学观,并不仅仅局限于戏曲领域谈戏曲,而是将其放在俗文学的大背景中考察,关注彼此的互动关系,充分挖掘其学术价值。这是一种良好的学术传统,可惜后来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建国之后,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密,小说、戏曲、说唱变成各自独立的学科,相互之间缺少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这样使各自领域的研究者眼光狭窄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探讨郑振铎戏曲研究的特色时,强调这一点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说到郑振铎的戏曲研究,不能不提起他的曲学收藏。在中国现代诸多收藏家中,郑振铎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其藏品不仅数量大,珍品多,而且也很有特色。这表现在其收藏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基于自觉的学术目的,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此,郑振铎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鹜;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衷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 {4}郑振铎的藏书可谓人有我有,人无我亦有,对那些被人忽视的通俗文学则给予特别关注,重点搜罗。这种做法与那些出于兴趣、升值目的的旧派收藏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也可以将郑振铎称作新派或学者型收藏家。当时这样的新派或学者型收藏家还有一些,如马廉、阿英、傅惜华等。
  总的来看,郑振铎藏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其搜书之用心,之勤勉,都是值得称道的。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5}由于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郑振铎的藏书屡有损失,或毁于战火,或为生活所迫而出让,变化较大,至于其一生藏书的总量,难以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西谛书目》一书反映的为其晚年藏书的情况,据该书所载,除外文书、通行常见旧版书和新版书外,仅古籍一项就多达7740种,{6}由此可以对其藏书情况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和认识。
  戏曲、小说、说唱等通俗文学在郑振铎的藏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之所在,正如其本人所说的:“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7}“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8}之所以要下如此大的功夫来全力搜求,这与当时通俗文学的研究状况有关。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一门新兴的学科,通俗文学研究由于先前受到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挤,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文献散失严重。因此,研究需要从最为基本的文献搜集工作入手。由于当时公共图书馆也处于起步阶段,此类收藏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一些研究者只好以个人收藏的方式来积累文献。在20世纪上半期的通俗文学研究中,个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通俗文学文献学的创建有着相当大的推动和贡献。回顾这段学术历程时,对此是应该给予说明和强调的。
  郑振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行戏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数十年间,虽历经战乱、动荡及个人生活的贫困和漂泊,书籍不断散失而仍坚持不懈,因而得以收藏许多珍贵的曲学书籍,如明隆庆刘龙田刊本《西厢记》、明嘉靖刊本《雍熙乐府》、《九宫正始》等。他在抗战期间积极奔走,帮助北平图书馆购藏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传奇经历更是被学界传为佳话。
  郑振铎一生藏曲的总量,因屡有变更,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不过通过下面一件事可以想见其收藏之富之精:1932年11月19、 20日,郑振铎在其北京的住宅内举办了一次北西厢记展览会,会上共陈列明清刊本《西厢记》27种,其中除6种系借自北平图书馆外,余皆出自其个人的珍藏,且“多为坊间所不易得之善本”。{9}仅《西厢记》一剧就收藏了如此丰富、珍稀的版本,郑振铎藏曲的丰富、精良自不难想见。难怪有人称其“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其所藏为海内私家之冠”,{10}“关于小说戏曲之秘籍,收藏为一时海内冠”。{11}只要对郑振铎的藏曲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并非夸饰之语,不过是实际情况的描述而已。
  郑振铎的藏曲以1939年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可以从其所编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一书中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个人藏曲目录,全书分杂剧、传奇、曲选、曲谱、曲话曲目5个部类,共收录戏曲作品及论著366种,其中明清杂剧49种,明清传奇259种,曲选15种,曲谱19种,曲话12种,另有补遗12种。{12}而这不过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并非全部收藏,因为“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摈去不录”。{13}后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则可由《西谛书目》一书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去世后友人所编,共收录曲学书籍667种。
  抗战时期,郑振铎所藏戏曲书籍在战乱中散失不少,{14}有些则出于“兵燹频仍,保存不易”的考虑转让给北平图书馆,他曾先后两次向该图书馆转让善本戏曲书籍84种。{15}稍后,他又振作起来,重新开始戏曲文献的收藏,“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16}据说在抗战期间,“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17}经过广泛的搜罗,又得到不少珍本秘籍。这样,郑振铎一生收藏的戏曲文献除去重复,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这在中国现代藏书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郑振铎的藏书在其去世后由家人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存,今天仍然在为读者服务,发挥其重要学术价值。
  郑振铎不仅自己广为搜罗,而且还帮国家购藏了不少珍贵的戏曲文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他协助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原为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旧藏,几百年来,藏主屡更,下落不明。1929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刊出署名丁初我的《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披露了这批珍贵戏曲文献还在人间的消息。郑振铎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立即追索该书的下落,但由于丁氏秘籍自珍,故布疑阵,结果未能如愿。郑振铎并不灰心,此后“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18}他相信“如果访到了时,元剧的研究,必是要截然一新其面目的”。{19}功夫不负有心人,1938年5月,郑振铎得到确切消息,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使这批“国宝”得到妥善的保存和收藏。{20}
  郑振铎帮助北平图书馆购藏到该书后,十分兴奋,他撰文感叹道:“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21}他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2}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为这批戏曲文献积极奔走的时候,郑振铎就致信同样关注此事的张元济,希望能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因为“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23}后商务印书馆答应此事。随后,郑振铎又参与了选目、校订等编务工作,同时,他还在其所编的《文学集林》杂志刊布有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消息和研究成果,如他本人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个改正》、徐调孚的《脉望馆本关汉卿杂剧叙录》、《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叙录》等,其第一辑还刊载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4则书影。{24}
  需要说明的是,郑振铎不仅在国内广为搜罗,而且还将目光投向海外。他是第一个到欧美各国寻访通俗文学文献的现代学者。1927年6月25日,郑振铎远赴欧洲,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的时间。“此次欧行的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注意的是小说和戏曲”。{25}其间,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不少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就是这次访书的记录。{26}该文所记只是国内较少见到的书籍,并非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全部。其中以小说居多,戏曲只介绍了《韩朋十义记》、《虎口余生记》、《西江祝蝦》、《双翠圆传奇》、《砥石斋二种曲》、《双鸳祠传奇》等6种,那些通行习见者如《元曲选》、《六十种曲》等就没有专门进行介绍。不过,能在异域的一家图书馆发现如此多的戏曲珍藏,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引起学界对域外珍贵文献的关注。
  三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正如郑振铎本人所讲的,他广为收罗各类文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既然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公心,对待书籍的态度和方式自然同那些旧派藏书家不同。得到珍本秘籍之后,他不是深藏高阁,秘籍自珍,而是将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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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一氓:《怀念郑西谛—兼谈<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见陈福康编选:《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2}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见《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3}胡愈之:《哭振铎》,见陈福康编选:《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4}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 -430页。

{5}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第433页。

{6}《西谛书目》(第6卷题跋1卷),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7}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第433页。

{8}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5页。

{9}容媛编:《二十一年国内学术界消息·北西厢记展览会》,《燕京学报》第12期(1932年12月)。

{10}《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图书季刊》新1卷4期(1939年12月)。

{11}《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图书季刊》新1卷4期(1939年12月)。

{12}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郑振铎1937年影印手稿本。

{13}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5页。

{14}参见郑振铎《失书记》一文的相关介绍,见《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5}《北平图书馆入藏郑振铎所藏善本戏曲书籍》,《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6月)。另见《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图书季刊》新1卷4期(1939年12月)。

{16}叶圣陶:《西谛书话》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7}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有关郑振铎抗战时期的收藏情况,参见其《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两文。

{18}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见《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 具体发现经过参见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的记述。另参见徐迟《火中的凤凰》、郑尔康《一座文化宝库的抢救经过》等文。近年,陈福康对其内情又有新的发现,参见其《郑振铎传》第8章《抗战八年》第38节《一部奇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1}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

{22}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

{23}该信写于1938年6月9日,具体内容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术出版社1992年版。

{24}见《文学集林》第1辑《山程》(1939年11月)、第2辑《望》(1939年12月)。

{25}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关于这次欧洲之行访书的具体经过,参见其《欧行日记》。谁敢欺负我的人

{26}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27}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自序,1931年刊行。

{28}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例言,1931年刊行。

{29}郑振铎:《清人杂剧二集》书后预告,1934年刊行。

{30}郑振铎:《清人杂剧二集》自序,1934年刊行。

{31}郑振铎:《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1集)序,1934年刊行。

{32}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33}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古本戏曲丛刊》(第5集)序。

{34}全书编辑经过见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古本戏曲丛刊》(第5集)序的介绍(实为吴晓铃先生所写)。

{35}邓绍基:《略谈<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见《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36}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

{37}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见《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2页。

{38}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见《郑振铎文集》(第5卷),第571页。

{39}郑振铎:《元曲叙录》,《小说月报》21卷1—12期(1930年1—12月)、22卷1—7, 9、 10期(1931年1—7月,9、 10月);《传奇的繁兴》,《小说月报》21卷4期(1930年4月)。

{40}郑振铎:《元明以来杂剧总录》序,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25 —927页。

{41}郑振铎:《词林摘艳里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暨南学报》2卷2期(1937年)。

{42}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1、 707页。

{43}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见《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页。

{44}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见《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464页。

{45}郑振铎:《跋所藏散曲目》,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46}杨栋著:《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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