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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Problems in Judicial Definition of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作者】 钟君【作者单位】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危险驾驶罪;情节轻微;出罪;故意
【英文关键词】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minor offense; decriminalization; intention
【文章编码】 2095-1140(2012)05-003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32
【摘要】 如何面对司法实践活动中遇到的有关危险驾驶罪认定方面,诸如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具备“情节恶劣”;对于情节轻微的危险驾驶行罪是否可以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而出罪;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何衔接等问题。比较有效而稳妥的方法之一就是准确理解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成立条件、正视法条的基本含义以及尊重立法基本原意。
【英文摘要】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in judicial practices, namely, whether “vicious manner” i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whether “minor offenses”are one of the causes of excluding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Whether there is any connection among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crime and the offense against public security through dangerous means. The more effective and secure method is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elements of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law and respect the aim of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998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无疑当属其中有关危险驾驶罪的规定。这是立法者对近年来社会要求对此类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行为进行防卫呼声高涨的及时立法回应,同时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坚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加强对人权保护和对民生保障的体现。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施行,一些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也逐渐显现。例如,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具备“情节恶劣”,对于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可以因其情节轻微而直接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出罪,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者之间的区别等诸多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司法者无所适从,人们群众困惑不已,这无疑会极大地影响相关条文的司法适用及其适用效果。因此,对前述疑问进行及时必要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基于此,本文就试着对前述疑问,从理论层面,进行逐一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囿于篇幅所限,本文的论述仅针对具体疑问具体分析,不作展开论述。
  一、危险驾驶罪概述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
  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危险犯是刑法介入早期化和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产物。危险犯是刑法将虽然没有对一些重大的刑法法益造成实际侵害,但对这些重大刑法法益产生了严重威胁的侵害行为加以处罚的犯罪形态。每一种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入罪都有其深刻的现实需要和立法背景,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亦不例外。允许机动车上路行驶是人类社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牺牲部分社会安全的选择之产物。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机动车对社会安全的危险也与日俱增。一次次惨烈的交通事故使机动车成为当之无愧的“马路杀手”。其中,机动车对社会的危险性主要体现在由于驾驶人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而造成的交通事故方面。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就属于比较普遍的不安全驾驶行为。醉酒驾驶之类的危险驾驶行为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入罪,并且处罚也较为严厉。我国刑法一直没有直接将危险驾驶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这与我国之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防卫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刑法的程度。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机动车的保有量和驾驶员人数猛增,汽车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正逐渐成为大众化的代步工具。但是,许多驾驶人员的素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有些驾驶人员无视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漠视他人生命财产,飙车、酒后驾车乃至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也日益增多,一起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给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严重危及公共安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立法者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研究颁布刑法修正案,将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
  (二)危险驾驶罪的概念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危险驾驶罪目前只包括两种类型的危险驾驶行为,即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就是平常所说的‘飙车’,是指在道路上,以同行的其他车辆为竞争目标,追逐竞驶。具体情形包括在道路上进行汽车驾驶‘计时赛’,或者若干车辆在同时进行中互相追赶等,既包括超过限定时速的追逐竞驶,也包括未超过限定时速的追逐竞驶。醉酒驾驶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1}。
  二、危险驾驶罪适用疑难问题的提出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关于该条前半段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之规定,一般没有太大的争议。争议较大的就在于该条后半段之“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的规定,究竟需不需要以“情节恶劣”作为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成立犯罪的条件,如果不需要,对于那些符合该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情节轻微的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可以按照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出罪。此外,如何准确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亦是目前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
  (一)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是否需要具备“情节恶劣”
  从一般用语习惯及语法的角度理解,“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前半段“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与其后半段“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之规定应为并列选择关系。那么,“情节恶劣的”就仅仅是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非同时也是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这是很清晰的,不应当有疑问。
  (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之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于2011年5月10日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系统内部下发了醉酒驾驶不得一概入罪的文件。令民众感到意外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对此作出迅速反应却是: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则一律予以刑事立案和提起公诉。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本质即对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功能与定位的理解。这一问题可谓由来已久,目前刑法学界对此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基本上形成了正反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在行为已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前提下,直接根据但书的规定出罪。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成立条件,却又根据第十三条条但书宣告无罪,便使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丧失应有的意义,也违反了刑法第三条的规定{2}。自然,与第一种观点相对应的第二种观点就认为十三条但书具有司法上的出罪功能。某一行为随着时代变迁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已经微乎其微时,即使刑法中存在对这类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也应当根据刑法第十三条将这种行为排除在外{3}。
  “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合理适用体现了司法者对立法者的尊重;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适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适用能够保证罪与非罪判断的准确性。但书条款又是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可以推定,但书条款应当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个具体犯罪{4}。”
  “从‘但是’前后的逻辑关系上讲,‘但是’之后的内容既不是对但书之前内容的否定,也不是对但书之前内容的从属,而是独立解释犯罪的例外情况,具有出罪功能,可以直接被适用。将但书理解为‘具有出罪’功能既不会否定犯罪构成理论,也不会动摇罪刑法定原则{5}。”
  刑法第十三条此次借助危险驾驶罪再次引起了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对于已符合了危险驾驶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危险驾驶行为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定罪处刑,决不可因其情节轻微而直接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出罪。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三条是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因其只是对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总括性规定,故其只具有理论上的宏观性指导作用,并不具有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直接用以认定具体行为入罪出罪之功能。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主要是通过指导立法来发挥其应有之功能,即为立法者将某种行为纳入或排除犯罪圈时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以使刑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需要。
  第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作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必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其与“但书”之前关于犯罪表述的主语应当是一致的。哪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哪些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认为是犯罪的,都必须由刑罚法规予以明确规定。所以,“不认为是犯罪”的主语应该是“刑罚法规”,而不应是“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这是罪刑法定的原则的当然要求。此外,如果认为“不认为是犯罪”的主语是“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那么,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所有具体犯罪都可以在其已经符合犯罪构成的条件下以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为由出罪。这将意味着,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掌握了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出罪入罪的巨大自由裁量权,这在任何一个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活动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司法实践中直接用以排除已符合某种具体犯罪构成的侵害行为的犯罪性。
  (三)如何看待危险驾驶行为场合之情节轻微情形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危险驾驶行为场合之情节轻微情形,例如行为人以极低的速度醉驾,在车流量极小、人流量极少的道路上危险驾驶的,醉驾持续时间、行驶路程极短以及醉酒程度极低的等诸多情形。笔者认为,前述以极低的速度醉驾,在车流量极小、人流量极少的道路上危险驾驶的,醉驾持续时间、行驶路程极短,醉酒程度极低等情节只是危险驾驶行为在客观层面的不同表现样态,其行为性质并未因此而改变。就如同一个醉汉,无论他是走猫步、坐着、躺着、跑着、喊叫着亦或是其他情形,都改变不了他作为醉汉这一基本客观事实。所以,前述情节目前只是有可能作为危险驾驶罪场合之酌定量刑情节而加以考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此类危险驾驶行为出罪的理由。此外,在车流量极小、人流量极少的道路危险驾驶,需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在城镇道路上,由于道路上的车流量和人流量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是不确定的,也是行为人所不能预见和控制的。所以,车流量与人流量的多少不应作为出罪理由。当然,如果是在一条某时刻几乎没有车与人的道路上醉酒驾驶,且行为人也对此有认识或可控制,由于此时没有威胁到公共安全,故该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但这是因为该行为根本就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不是在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由于情节轻微而出罪。是否构成犯罪与构成犯罪后是否能够出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醉酒程度的问题,主要是个立法技术问题,类似于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醉酒驾驶医学标准的划定是立法者经过审慎研究和仔细论证后确定的,不是随意规定的。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必须严格加以贯彻执行。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入罪方面,醉酒驾驶只有是否达到法定醉酒驾驶标准的问题,不存在醉酒程度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众多论者所谓情节轻微的危险驾驶行为,视具体情形分别予以对待:对于那些不影响行为定性的情节,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也可以由立法者在必要的时候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排除某些情形下该类行为的犯罪性;对于那些影响行为定性的所谓轻微情节,应严格依照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排除出危险驾驶罪。
  (四)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
  关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问题,是目前困扰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大难题。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三罪之间的衔接问题。刑法将醉酒驾驶与追逐竟驶之类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由于在行为性质上未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程度且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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