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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3
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之反思
【英文标题】 Rethinking Profoundly about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cro—control Law
【作者】 侯作前潘爱叶【作者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分类】 市场调控法【中文关键词】 社会控制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法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
【页码】 92
【摘要】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的一大支柱和研究热点。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法治国家的视角并结合国外宏观调控改革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宏观调控法需要在调控目标、调控主体、调控原则、调控责任、调控手段方式以及宏观调控法的体系构建方面,进行反思与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035    
  一、宏观调控目标之反思
  国家为什么要实施宏观调控,实施宏观调控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是宏观调控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这八个目标体系被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1]受此影响,我国经济法学界也把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把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此次查办铁本公司[2]的具体理由却是:(1)非法占用土地;(2)违反环境法;(3)失地农民权益保护;(4)通过拆分项目、违规审批国家明令控制的投资项目,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由此看,环境、土地保护、弱者权益等社会正义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这是我国宏观调控目标的重大发展和进步,是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新发展观的结果。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他们也经历了一个宏观调控目标的转化过程。法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导思想是重建,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第四个计划强调了计划的社会方面,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经济增长——目的何在”的问题。在日本,经济政策也在发生变化。福利、生活质量和环境也被包括到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内了,而且政策目标中的优先次序开始改变。工业的发展不再是工业政策的首要目标,防止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和混乱、消费者的利益、和睦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价格稳定,现在被看作是优先于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政策目标。[3]可见,宏观调控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目标,还包括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而原来我们坚持的宏观调控目标恰恰是唯经济主义,不包含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对此,必须予以改变。
  二、宏观调控合法性之反思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是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重要问题,我国经济法学者从两个方面予以了回答和解决。一是从市场经济的缺陷、失灵引出政府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即经济上的合法性;二是从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加强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条款,推出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即法律上的合法性。[4]但是,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第一,从宏观调控的经济合法性看。经济法学界存在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主导性和过分强调国家在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现象,忽视了经济法也应该是对政府权力予以限制和规范的法。其结果就是,政府垄断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可以自由地从事一切活动。这实际上是行政优越这一观点的本质性的表现。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在自治与管制的问题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否定市场机制为前提(市场失灵),而针对一定时期建立替代市场的全面管制,或是针对某一产业建立的替代市场的局部管制。第二种模式是以肯定市场机制为前提,而排除人为障碍,以健全市场机制。两种模式虽然都是对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的限制,但前者是排除自治而以管制替代,后者则是藉自治的限制来矫正被扭曲的自治,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自治环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经济,就是解除管制、民营化和引入竞争的三位一体的改革。政府如果还有什么部分管制职能的话,也不是为了替代竞争,而是引入竞争。[5]因此,宏观调控的经济合法性边界仍需要界定。
  第二,从宏观调控的法律合法性看。德国宪法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法院不认为政府对竞争的限制是当然的体制要求,而是要从保障权利的角度去检验。对于财产权条款,宪法法院小心翼翼地让它与法治国原则和社会国原则保持平衡。完全肯定财产权的法治国内涵(而不是社会国内涵),强调其保障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排除单纯地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获得、未付出任何对价的法律利益。[6]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不倾向于援引基本政策规定来强调“政府”的经济管制者或者引导者的角色,而是消极引用公益条款来防堵过多的干预,不仅以财产权为主要审查内容,而且从程序保障功能理论确保财产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已经意识到“政府”在新经济中的管制角色必须淡化,回归市场,从而朝向压抑“政府”管制经济的角色发展。[7]也就是说,宪法或国家的基本政策层面虽然规定了政府干预、管理、参与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不是绝对的,而是要与自由、财产权等权利保障进行平衡和考量。而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三、宏观调控主体之反思
  宏观调控主体,也就是谁有权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宏观调控是国家站在全社会总体立场对宏观经济运行所实施的调节和控制,主体应当是国家,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构,而不是基层的政权机构。[8]地方政府不是宏观管理的主体,只起着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和决定的作用。如果赋予其宏观管理权限,只能是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9]也有学者对宏观调控的非政府化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中间层也是宏观调控的主体。[10]另有学者独辟蹊径,提出了宏观主体应当是拥有充分资源的市场主体,政府不是宏观调控主体的观点。[11]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当多元化。政府(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中间层、经营者和消费者等经济法主体共同构成宏观调控的主体,共同完成宏观调控的任务。理由是:
  第一,从社会控制的社会学分析看。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使人们遵从公认的社会规范,建立和维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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