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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
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方针
【英文标题】 Anti-corruption as an unswerving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CPC
【作者】 周道鸾
【作者单位】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3【页码】 2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3163    
  胡锦涛总书记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在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宏伟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就强调:“我们党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反对腐败。”从中央苏区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几十年来,我党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反腐倡廉这一战略方针。
  一、在中央苏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
  (一)董必武在中央苏区掀起反腐风暴
  是时在苏联学习的董老因国内革命工作需要于1932年奉召回国,主动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同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开始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1933年3月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负责党的纪律监察工作。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任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第二任主席);不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最高法院,董必武被委任为最高法院院长,主管中央苏区的司法审判工作。
  从1932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董老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司法审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针对当时苏区政权机构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参与制定反腐法令,亲自主持审判贪腐大案,在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
  1.参与制定反贪腐重要法令
  为了严惩贪污浪费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董老参与了这一重要反腐法令的制定。“训令”虽然只有短短的4条,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剑指贪腐。制定此“训令”的目的,就是“为了严格(应为“严厉”——笔者注)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 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丙,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按照贪污数额的大小,处以不同的刑罚,从强迫劳动直至死刑,且内容具体,便于操作。二是将严重浪费公款的行为纳入刑法整治范围。第4条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三是挪用公款行为皆以贪污论处。规定,“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四是重视财产刑的适用。凡贪污公款者,“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
  反腐法令的颁布施行,为苏区惩治腐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被我国史学者称之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2.参与制定《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严肃查处贪污行为
  1933年3月,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后,1933年12月,董老参与制定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并指示,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迅速组成临时检举委员会,对财政部、总务处、国民经济部及其所属的经济机关、其他各部及前后方军事机关一切经手款项的人员进行检查,对检查出有问题的人员,中央人民委员会分别作了处理:其中贪污分子送最高法庭审判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者送法庭审判的1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和警告的各2人。
  由于当时正面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食盐、燃料、棉布、火柴等生活日用品奇缺,1块银元只能买十斤盐,比苏区以外地区的价格高出30倍;粮食更是“宝中之宝”。为保障10万红军的经济供给,董老同苏区内部工作人员的贪腐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正在这时,群众检举在中央负责粮食收集工作的粮食调剂局刘明镜有贪污行为。董老十分重视,组织党务委员会对刘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核实,查明刘明镜确有包庇贪污罪犯、打击干部群众和轻微贪污行为。根据刘明镜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董老主持中央党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刘明镜的党籍,并将决定刊登在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予以通报,以教育党员干部。
  3.组织对左祥云、洪水等贪污大案的审判
  最高特别法庭对熊仙壁渎职、贪污案作出判决后,1934年苏维埃最高法院又对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工作人员、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案;前任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参与贪污、浪费公款案;前任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贪污等案作出判决;最高法院还组成特别法庭,对前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工农剧社社长兼(中)教部艺术局副局长洪水贪污案进行了审判。为了教育、警示苏维埃政府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红色中华》报于1934年2月18日、1934年3月29日,分别以“在苏维埃的法律之下判决了反动贪污巨案”,“前工农剧社社长贪污案判决”为题作了报道。
  (二)“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在董老到达苏区的前一年,即1932年,苏区就审理了一起影响很大的贪腐案——谢步升贪污案。
  谢步升,男,江西省瑞金县九区叶坪村人。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日益变质,导致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当时瑞金为中央直属县,设有裁判部。瑞金县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谢步升案,由该县裁判部的法庭主席潘中立主审,谢正平、钟桂先陪审,于1932年5月5日开庭公审谢步升。判决认定,他利用职权,吞没公款,将打土豪所得的财产归为私有;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的印章,伤造通行证私自将牛贩卖出售,牟取私利;生活腐化堕落,诱逼轰淫妇女;1927年还秘密杀害了贺龙、叶挺部队的军医,等等。
  毛泽东知道谢步升事件之后,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 民心!”他强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根据判决认定的事实,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召开公审大会,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允许他在一星期内可以提出上诉。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组成以时任中央政府司法部部长的梁柏台为主审的上诉法庭,开庭审理了谢步升的上诉案。判决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认为一审对谢步升的判决是正确的,并维持原判。同日下午3点,谢步升被依法执行枪决。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次枪声!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董必武对在党政机关内部出现的贪污腐败行为,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态度。
  二、在陕甘宁边区
  (一)“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34年10月10日,由于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中央决定新设陕甘宁省,并成立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马锡五任主席。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9月6日,中央决定将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在这之前,1937年7月9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谢觉哉任院长。内设一个审判庭,雷经天任庭长。从此开启了陕甘宁边区法院的审判工作。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后,审理了许多著名的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案件。如马锡五审理的封棒儿与张柏儿离婚案(这个故事事后被改编为评剧《刘巧儿》,原型就是封棒儿(女)),雷经天审理的黄克功逼婚未成枪杀刘茜(女)案和肖玉璧贪污案。
  肖玉璧,男,时年44岁,清涧县城北马家村人。1933年4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长、边贸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盐池税务分局副局长等职务。1939年12月案发时调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他认为,当个小小的分局长是“大材小用”,上任后便居功自傲。不久,就贪污公款,暗扣公款;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影响极坏。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署经侦查终结,认为证据确凿,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组成以时任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的雷经天为主审,由任扶中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认定被告人肖玉璧于1938年贪污公款280元,同年12月暗扣公款1520元,1939年1月又暗扣公款1000元,均不记账。1939年1月间,肖玉璧贪污、暗扣公款的行为被边区财政厅发觉。此时,肖玉璧仍外出讨账,实行逃跑,并携公款250元、税票18张。
  判决认为,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利用职务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极大。于1941年2月30日作出判决,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2条第1项、第3项、第8项和第3条第1项之规定,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后,肖玉璧不服,写信向毛主席求情。林伯渠为慎重起见,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肖玉璧被依法执行枪决后,在解放区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广大群众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保障人民民主,力行法制的先进地区”。
  (二)“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
  黄克功,时年26岁,少年参加红军,原任中国工农红军旅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进人抗日军政大学任第15大队队长。刘茜(女),时年16岁,1932年进抗大第15大队学习。双方经过书信往来,建立了恋爱关系。同年9月刘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二人关系开始疏远,但黄追求不已,要求结婚,使刘产生反感,表示拒绝。黄认为失恋是人生最大的耻辱,遂萌生杀人动机。1937年10月5日晚饭后,黄约刘到延河边散步,要求公开宣布结婚,遭到刘的严厉拒绝。黄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打死了刘茜。
  此案如何处理,在延安引起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黄是红军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主张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黄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黄也向党中央写信,“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收到黄的信后转给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同年10月10日回信给雷经天,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和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强调:“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黄克功实行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立判处死刑。”。
  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弾”即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说:“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弾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河北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就是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弾”击中的典型案件。
  刘青山,男,时年36岁,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入党,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历任冀中区县委书记、八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曾参加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
  张子善,男,时年38岁,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入党,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天津专区专员。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内参加绝食斗争。
  刘、张二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我党夺取政权,他们进入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当上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之后,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私欲膨胀,贪图享受,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被逮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设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共计171.6272亿元(旧币,与新币比率为10000:1)。据统计: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个数字意味着:可购买小米1亿斤;香油6千多万斤;猪肉4千多万斤;土布5千万尺。再按当时干部供给制的标准,这个数字还意味着:它所购买的小米,可以足够250万人吃1个月;它所购买的布匹可以装备50万军队。这里之所以用吃穿两项比照,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凋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中外敌人盯着共产党人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可是刘、张二人却只顾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和新生国家的安危,竟然不择手段,大肆贪污,腐化堕落,到了极点。
  1952年2月,河北省人民法院组成以该院院长宋志毅为首的临时法庭,公开审理了刘青山、张子善食污一案,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1952年2月10日作出判决。判决认为,刘青山、张子善

菊花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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