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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中世纪教会对普通法信托制度的起源和形成所发挥的作用
【作者】 吕富强【分类】 信托、信贷法
【中文关键词】 中世纪教会;普通法信托;作用【文章编码】 1000-5072(2013)12-0035-13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12【页码】 35
【摘要】 在普通法信托起源问题上,虽然存有罗马法、日耳曼法、伊斯兰法等不同的域外源流学派,但这些学派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即各个学派均有学者沿着神学路径探讨这一问题。中世纪教会在普通法信托制度的起源及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教会既作为让渡式用益的受托人和受益人,又是域外信托制度或信托观念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从信托制度形成过程的角度看,教会还作为用益案件的例行审理机构,为受益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持续的教会法上的法律保护;这种保护对于信托制度的形成而言极为关键,加之宗教审判权在中世纪欧洲社会所发挥的巨大威慑作用和持续影响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教会法院堪称信托制度的缔造者。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3942    
  众所周知,中世纪英格兰的让渡式用益{1}是普通法信托制度的前身,因此,本文所说的普通法信托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将主要涉及让渡式用益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问题。
  有关普通法信托的起源问题,通常有罗马法、日耳曼法、伊斯兰法等域外源流学说{2}。虽然法史学家在探讨信托起源问题时,就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众人均只是把握了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各个域外源流学派之间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均有学者沿着神学路径探索普通法信托的起源问题。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世纪英格兰用益制度可在教会法中找到根基。用益制度的产生应归结于中世纪教士们推崇并加以运用的那套独特的法哲学传统;确切地说,用益制度更应该是法哲学的产物,而非实定法的创设。在那个以法律呆板和司法专断为著称的年代,用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实现公正的手段,这种公正是自然法的内在要求使然,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时代价值。[1]361在教会中,教士特别是那些被派往中世纪教会法院的教士,都是信用方面的忠实维护者,这种品质对于用益和信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是极为关键的。[2]2240
  关于宗教与信托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问题,学者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即有涉猎;只不过到了晚近时期,学者们才开始系统研究教会和教会法与信托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导源出信托制度与大陆法或欧陆共同法(ius commune)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就曾论及,教会为规避“禁止永久管业法”的限制,利用土地用益设计使自己成为土地权益的受益人[3]272;十九世纪初也有学者提出,教士作为信徒或者其他俗人的用益受让人根据良心对用益履行信任[4]2;梅特兰也认为,早在九世纪的前上半叶就有人为了教堂和僧院用益之目的而将财产转移给主教,而且在十三世纪的前四分之一年代,有人为了个人家庭用益之目的而将财产转移给个人,有的用益设计还可能获得了教会的强制实施[5]131-133。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大致勾勒出中世纪教会与信托制度产生和发展之关系较为完整的形象:教会的财产管理体现了信托精神,教士是为了教会之用益或者教会是为了上帝用益之目的而持有和管理财产{3};“财产受让人为其他人的利益持有和管理财产”的信托观念,也与现代教会法的信托概念一脉相承[6]821。从教会在用益及信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英格兰教会既是域外信托制度和信托观念的传播者,更是这一制度的利用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还是普通法信托制度的缔造者和维护者。所谓传播者,是指教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着连接罗马法、日耳曼法或伊斯兰法与英格兰普通法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例如,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罗马法的研究在教会中找到了栖息之所,教会成为罗马法律传统的看守人,罗马法则以一种依附宗教身份的法律在整个欧洲通用施行;随着教会遇到问题的复杂化,教会法对罗马法的依赖也与日倶增。{4}大陆法等其他法系的有关信托理念或制度均由罗马教会传至英格兰教会,并由教士担任的御前大臣(Chancellor)传入文秘署(Chancery,即后来的衡平法院),从而对英国信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所谓利用者,是指教会经常运用信托制度,时而成为受益人,享用财产权益;时而又充当受托人,为世俗教徒们的财产管理提供便利。所谓缔造者和维护者,是指教会法院曾在御前大臣例行介入信托司法活动之前,已赋予受托人的道德义务以教会法上的强制执行力,在教会势力占据半壁江山及基督徒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欧洲中世纪,教会法强制执行力所发挥的效力一点也不比世俗法院逊色。
  通过对中世纪教会在域外信托观念引入及信托观念在英格兰用益实务中的运用领域的研究,本文作者认为,中世纪教会对普通法信托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发挥着确定性的影响。
  一、宗教财产管理中的信托观念
  (一)教会财产与其教义的冲突与协调
  虽然中世纪文艺工作者将早期基督徒描述成一贫如洗的兄弟会成员,然而,从其实际历史发展进程看,由于教会置世间财富乃万恶之源的教义于不顾,在其诞生后的一千年之间成为极其富有的财产所有者{5},这使得神职人员始终面临着言不由衷的财富困境。虔诚的基督徒群体的快速扩张需要神龛、祭坛和其他祈祷场所;死去的基督徒需要单独地埋葬在基督徒公墓中;宗教修道会需要寓所和大量资金经营其圣事。因此,中世纪教会领袖们均认为,他们为来世所实施的神灵规划将仰仗于对今生的财富占有。尽管许多人认为,被史学家誉为“宗教改革的启明星”的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将教士持有财产视为违反圣经的观点过于偏激,但基督教的教义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即物质财富本身并不能到达灵魂救赎的彼岸;教会财产是一种实现教会使命目标的既定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
  关于教会或其财产的法律性质问题,尤其是因不同财产目的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所引起的冲突等问题,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比如,通过所有权人身份与执事身份相区分,以便区分行善之财物利用与腐化之财物滥用。威克里夫认为,教士受不为自身利益目的而拥有财产之誓言所制约,故设立“使徒社团”,以此接纳教会永恒的财团,每个使徒均成为耶稣财产的管理人{6}。而在早此数世纪之前,圣奥古斯丁已开始区分所有权与管理权,从而缓和人们对教会财产德行及合法性的忧虑。他认为财富本身并非是个道德问题,如果被用于从事善事,财富可成为美德和孝行的源泉;教父所要谴责的是财富的滥用、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大众化;上帝从未创造罪孽的东西,因此财富本身不是罪恶,贫困本身也不是坏事,罪孽来源于对财物罪恶的运用。圣奥古斯丁还运用罗马法中的寄托制度财产支配权与收益权相分离的特性来解释受托财产的合法性。在他看来,如果某人自己仅仅是为他人利益而持有财产的受寄托人,负责管理财产并为团体的利益使用财产,那么该财产就是合法的。但该财产应隐含着公正的精神、包含着兄弟般的情义、承载着修正社会不公的意愿;通过适当运用财富、从事慈善活动,人们就可实现财产的合法性;救济穷人使得财富物有所归就是公正的。
  在十一世纪期间,教会法学者们将罗马法概念与教会财产的神教观念融为一体;到1075年的格雷戈里第七世教皇时代,主教所掌管的财产在其死后应回复教堂的观念已深植于教士之心,这些财产既不能传承给主教的继承人或债务人,也不能让渡给其妻子。教皇和主教均应“为教会之利益”(ad utilitatem ecclesiae)管理财产,财产在转让后,其转让收入应以教会作为最终受益人而归入教会。
  (二)教会财产管理模式与信托观念
  自教会早期发展阶段开始,它就成为欧洲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中世纪的教会经常以贵族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向世人特别是信徒解释这种现象的法律性质,因此教父很乐意接受教会财产管理的信托构造观念,并认为这是与教会的使命相吻合的。一旦意识到信托观念有助于避免教会财产的完整性和持续性遭受危害,中世纪的教士将有动力采纳这种观念。
  此外,就内部关系而论,教会一方面渴望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又不断告诫基督徒们世间财富给人类灵魂可能带来的危害。为调和这种欲望与告诫之间的矛盾,教士需要就教会的使命和教士在实施该使命中的作用的问题形成一种符合道义的原则观念。有一种谦恭的外在表现是,教皇及其助手绝对不会拥有教会财产,而是基于人们的信任为诸如耶稣、穷弱者、虔诚的社区和永恒的教会等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财产。根据这种解释,教士作为教会财团的忠实管理人,不仅可避免教会财团的挥霍和灭失,而且可维持教会财产的完好状态,甚至还可增值;教士的个人财产与其神职身份所持有财产的严格区分,可以在教士亡故时使得其所占有的教会财产免遭其亲属的争夺。
  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观点,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和归宿承载者,世界来源于上帝,最终将归属于上帝。这一观点体现了教会法的信托观念,即上帝既是信托的设立人,又是最终受益人;基督徒并不拥有世间财物,他们仅作为寄宿者或者朝圣者在世间巨大无比的客栈中作短暂逗留而占用它。尽管所有人均可合情合理地取得财产占有权(即所谓的私人财产权),但神法并不允许他排他性地和无节制地利用它。他应时刻铭记:无论是开始还是终结,人间财物均为上帝所有,来源于上帝的财物由其作为管家或管理者占有,有鉴于此,他应随时准备将它分配给需要的人。因此,教士作为客栈主人就承担起随时为那些寻求庇护之所的人提供接待的特殊使命。在教会要求信徒前往朝圣或圣战的情况下,沿途的教会客栈就可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物质保障,而教会为实现其使命,对于所占有的财产,是在为他人利益而使用(usuarius)而非为自身利益的用益权(usus fructus){7}。有鉴于此,传教士管理教会财产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精神目标,而不是为了出于谋取个人的好处;一个有良心的教士就自然而然充当让教会成为受益人的信托受托人[2]2241。
  (三)教会对信托制度的运用
  教会运用信托制度表现在教会(或者教士)担任受托人和受益人两个方面。作为信托受托人,教会(或者教士)既管理教会财产,又管理信徒所捐赠或者托付的财产。关于受托人角色,在教会财产管理模式的信托观念理论中得以充分体现;关于受益人角色,教会可从神职人员为受托人以及其他世俗主体为受托人的信托中获益,对于后者受托人,试以天主教修会托钵修会分支之一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为例阐述。
  方济各会教义的精髓在于神贫(Holy Poverty)观念,其行乞修士们故此均遵守神贫原则,不拥有任何财产,特别是当他们被允许前往英格兰传教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均公开发誓信守该原则。虽然为了生存,至少须有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如医院、济贫院等遮蔽之所,为贫困者、病人及老年人提供扶助,但不论情况如何,均不得违反圣方济生前制定的会规(Regula Bullata, the Rule of 1223)及其遗嘱所确立的精神,即追随者们必须“顺从、守贫、节制”地活着,他们不能像大多数修道院那样,以社团组织的名义持有财产{8}。
  据史料记载,这些最早前往英格兰传教的方济各会行乞修士采取了三种方式解决传教实际需要与神贫教义之间的冲突问题[8]2-3。按照对英格兰方济各会的足迹进行追踪研究的十三世纪方济各会编年史学者托马斯(Thomas of Eccleston)的描述,修士们在到达英格兰后的一年内即学会了通过一种法律手段解决了遮蔽之所问题。他们的带领人理查德为修士们设立了围地(compound),但他并不直接将围地交给修士们,而是交给牛津城,让后者为修士们的利益而代为持有。换言之,受让人是应出让人之请求而为修道士用益之目的而持有围地,而当时的“伦敦城法人”即为这种受托人,它为居住在伦敦城内的修道士接受土地并为他们的利益而持有{9}。
  第二种方式是,在英格兰的行乞修士也可以像欧陆修士所采行的惯例那样,成为罗马教会法上使用权(USUS)制度的受益人。霍兹华斯认为,此类让当时在牛津、坎特伯雷和伦敦传教的行乞修士受益的制度安排显然就是一种罗马式的第三人所有权制度[9]416。由于行乞修士毕竟在英格兰的时间短暂,他们主要的参照依据是欧陆式的和阿西尼城的方济各会式的惯例。考虑到对不动产采取非所有权享用的欧陆模式可直接移植到英格兰,因此,行乞修士运用这一模式也是理所当然。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乞修士必定会排斥其他诸如用益等方式享用财产。虽然使用权制度与用益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从行乞修士的角度看,两种制度均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即在不同时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解决他们对财产的享用问题。然而,由于从方济各会的严格教义上而言,行乞修士最好在享用有关财产时不应对该财产具有任何在法律上可得以强制执行的权利,这也是他们在接受享用时所尽量坚持的原则。比较而言,这两种制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根据使用权规则,受益人对于其享用的财产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权利,即对物权;在用益设计中,财产享用的受益人对于其所享用的财产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因此,行乞修士利用用益设计更能满足其教义的宗旨。
  还有第三种方式使得行乞修士在对必需品使用时不享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即财产所有权人在允许行乞修士占用财产时并不对其法律上的权利构成任何妨碍。例如托马斯(Thomas of Eccleston)就描述了这么一种情形: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 )传教的行乞修士住在当地一位名叫理查德戈斌(Richard Gobion)的爵士一处房屋中,后来,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也加入方济各会,戈斌坚决要求行乞修士搬出房屋。但随着最后一位年迈的修士的离去,戈斌又动了恻隐之心,并要求修士们返回。在这种方式下修士相当于“借宿”了戈斌的房屋,修士对于其所“借宿”的房屋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的,戈斌可随时要求修士们搬出房屋,戈斌对房屋所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未受到任何限制。
  通过各种方式利弊比较,学者认为,最早经常性地让其他人为自己的用益持有财产的先行者是十三世纪初的方济各会的行乞修士们,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10]564。
  二、教会与信托制度的传播
  (一)教会作为域外信托制度或观念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在域外信托制度或信托观念的传播方面,教会始终扮演着传承者和守护者的角色。
  首先,在普通法信托的日耳曼渊源论者看来,无论从历史渊源和法律构造的相似性方面,均可说明两者存在某种源流关系。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与法兰克部落的紧密联系长达数世纪之久,从而使得日耳曼法对英国法律制度的形成造成持久的影响。即便是后来的强悍北欧人入侵的克努特时代(Cnut,1016—1035在位),人们也普遍承认“埃德加国王时期实施的法律制度应该构成新诞生的盎格鲁?丹麦国的法律的基础”。而在诺曼公爵征服者威廉之后,克努特法典被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法的主要渊源[11]399,409。在法律构造方面,日耳曼法中的萨尔曼(salmann)受托人与中世纪英格兰的用益制度中的受托人是一模一样的。两类受让人之间的相像性就足以令人相信,后者是对前者的移植{10}。在英格兰,自十二世纪晚期至十五世纪初叶,用益受让人一直是日耳曼萨尔曼受托人或忠实之手的另一种称谓,遗嘱执行人成为萨尔曼向信托受托人转变的过渡形态,教会则成为连接萨尔曼与遗嘱执行人和用益制度的桥梁。遗嘱执行人虽为教会法院所充分利用,却被排斥在死者土地遗产的支配之外,而只被授予管理死者动产的权利,他虽然是一个独立的“遗产代理人”(personal representative),但他的权限完全导源于教会法院,并承诺按照后者的规则管理遗产,且受后者的监督[12]64。霍姆斯看来,罗马法只是为日耳曼部落带来了以遗嘱方式处置遗产的做法,而本土的萨尔曼受托人制度被用于执行关于动产的遗嘱。其结果是一个与萨尔曼相仿的人演变为遗嘱执行中间人;在土地的用益案件中,请求权的基础是所托付的信赖、信用及诚信义务,而该诚信向来都是日耳曼式权义的标志,也是教会行使管辖权的根源。由于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整个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无论在英格兰还是欧陆,遗嘱执行制度均与教士有关,他们对人们的遗愿和最后的惭悔最为关切。因此,霍姆斯的学说意味着在受托人观念传入英国的过程中,教会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13]17。。
  其次,英格兰信托起源于伊斯兰法的理论认为,作为一种于公元九世纪即已日臻完善的伊斯兰信托制度,瓦克夫所包含的信托观念于13世纪由返回的方济各会修士东征军引入英格兰。此时的伊斯兰文化远比当时的西方文化先进,因此,按照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的传播路径,可以合理认为,伊斯兰在许多方面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从年代学角度考察,行乞修士在中东极为活跃。圣方济本人也于1219年至1220年间在伊斯兰教地区居留。此外,东征军在11世纪至12世纪期间向圣地派遣成千上万个信徒,东征军最为活跃的时间段与瓦克夫制度最盛行的时点相吻合,这一时期正是塞尔柱王朝所处时期,此时瓦克夫已成为一项遍布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制度。因此,这些基督徒有充分机会接触如此广为流传的瓦克夫制度。可以肯定地说,在英格兰这一既不能通过遗嘱也不能通过遗赠处分土地的国度,引入这一法律制度无疑将受到欢迎{11}。而晚近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创设于1274年的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之滥觞的默顿学院(Merton),它的章程与十三世纪典型的瓦克夫文件的格式和内容存在惊人的相似。瓦尔特?默顿是13世纪的牧师和公务员,于1258年、1260年和1272年三次担任具有显赫地位的英格兰御前大臣,直到死亡时还担任罗彻斯特大主教。在他担任御前大臣时,默顿毫无疑问会与东征军及其他到过中东的访客接触;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圣殿教堂(New Temple)做生意并以此作为储存财富的库房。由于圣殿骑士在中东的活动较为频繁,这些交易将增加他与伊斯兰世界联络的机会,因此,默顿对于伊斯兰的公益信托形式比较熟悉是可能的,特别是此时的瓦克夫已成为一种在中东被广泛运用和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此种可能性的程度将更高{12}。
  再次,在英格兰信托罗马法起源论者看来,晚近信托法史学研究成果表明,圣徒杰罗姆{13}在一封解答信中提及教士运用罗马法的遗产信托,由于杰罗姆在宗教界的影响和地位,为证明罗马法的遗产信托在教会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再结合教会与英国信托制度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信托形成时期由教士充当御前大臣的历史事实,从而完全可以建立起罗马法遗产信托制度与英国信托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14]202。
  公元393年牧师勒波提安(Nepotian)就牧师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写信求教于圣徒杰罗姆,杰罗姆做了回复。回信向勒波提安描述了理想僧侣生活本应具有的景象,因而它曾被视为牧师行为之典籍。在描述僧侣生活时杰罗姆不得不论及牧师对世俗财富所应采取的态度,为此,他提到作为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华伦提尼安(Valentinian)向罗马教皇大马苏斯(Pope Damsus)所发布的一项敕令,该敕令禁止牧师和修道士成为其精神子民的遗嘱的受益人,因此是一部“褫夺权利法”{14}。尽管杰罗姆并未抱怨该法,但他的书信已充分表明,当时有些教士厌恶该项禁令,并想方设法予以规避。由于敕令中已明确禁止通过中间人实施赠予,然而教士还是通过遗产信托(fideicommissa)方式规避了该法,同时回避了解释他们为何这样做的问题。当赠予人认为其直接赠予最不利的后果是该财物充公的情况下,基于对宗教的信仰,通过遗产信托方式实现赠予目的,其财物被充公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
  值得一提是,杰罗姆的书信在中世纪得到广为流传。西班牙学者瑞兹?布诺(Ruiz Bue- no)在他的两卷本的有关杰罗姆书信的译著中说大家都在搜寻和阅读杰罗姆的书信,同辈们这种如饥似渴的追求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因此修道院从来就不厌其烦地抄写或转抄他的书信,有时修道士为了便于在修道院宣教,也会对其书信做稍许变动。我不想就杰罗姆对中世纪僧侣生活的影响做详细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影响确实是久远的。修道院从来也不会缺少他的书信,有的修道院将他的书信作为珍品收藏”{15},这种观点也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认同。格拉提安在他著名的《教会法冲突规范之统一》{16}中曾六次引用杰罗姆致勒波提安的该封信件,其中有三次是涉及教士应对世俗的物质世界保持超脱的态度。“除了圣奥古斯丁之外,杰罗姆是十二世纪图书馆藏书中最负盛名的作者。”{17}
  (二)教会是御前大臣运用大陆法衡平规则审理用益案件的通道
  作为衡平法院的早期形式的文秘署与教会之间的联系一贯紧密,究其原因,在14世纪的英格兰,出色的政治家由相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的高级教士担任的情况较为常见,因此几乎所有御前大臣均由主教充任,有的甚至是大主教。例如,在御前大臣已开始赋予用益受益权以法律强制执行力的理查德二世王朝期间,在八个担任十届的英格兰御前大臣中,有六人在任期内均有同时兼任主教的经历,其中有两人还担任大主教。如果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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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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