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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及其适用范围
【英文标题】 Th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in Criminal Law and Its Application Scope
【作者】 姜涛【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犯罪合作模式;犯罪赦免;需罚性;责任折抵;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Crime Pardon; Necessity for Punishment; Liability Offset; System of the Theory of Crime with Rational Purpose
【文章编码】 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2018期刊号=2页码=93期刊栏目=专 论标题=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及其适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93
【摘要】

社会转型时期法定犯数量大量增加,带来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刑、民交叉”“刑、行交叉”问题,故有必要重视犯罪合作模式。犯罪合作模式意味着行为人在犯罪后以自身的努力弥补犯罪带来的损失,从而使其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意义降低,虽具有应罚性,但并无需罚性。犯罪合作模式作为责任折抵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激励效应,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因而会带来犯罪赦免效果。犯罪合作模式不是基于报应,而是立足于恢复,需要在应罚性基础上判断需罚性,当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应罚性而欠缺需罚性时,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故其与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具有高度契合性。我国刑法有关犯罪合作模式的规定属于立法创新,有助于划清刑、民边界和完善轻罪体系,并具有扩大适用的必要。

【英文摘要】

The number of regulatory offence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increased greatly, bringing about important issues of “intersec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intersec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Th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means an offender makes up for losses caused by his crime through his own efforts after the crime, so the significance of convicting his behavior as a crime is reduced, that is, such behavior deserves punishment but it is unnecessary to punish the offender. Th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as a way of liability offset, has important incentive effect and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and thus leads to the effect of crim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is not based on retribution, but the recovery, so the necessity for punishment is judged on basis of that the offender deserves punishment. When the offender deserves punishment and there is lack of necessity for punishment, criminal liability will be not held, so th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highly accords with the system of the theory of crime with rational purpose. The criminal cooperation pattern in criminal law of China is a legislative innovation, which can help demarcate the boundary of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 improve the misdemeanor system,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scop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892    
  
  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强调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应当对世界刑法发展有所贡献。由于立法刑法学的长期缺位,我国刑事立法新近呈现出的一些新发展动向,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增加“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也有“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的限制。同时,司法解释出现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的创新。《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九》)将我国《刑法》241条第6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改变了1997年我国《刑法》241条第6款有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面对我国刑法对上述犯罪所持立场的反复改变,刑法理论应当如何看待上述法律条文的创新、迂回及其发展前景,这是立法刑法学的重要命题,然而,这并未被认真对待。旧话重提不是清算,而是展望,笔者于本文中的思考源于如下追问:如果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犯罪后以自身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法益,那么,是否拥有被“赦免”的机会?刑法是否可以如犯罪中止的规范建构那样,激励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以自己的行为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这些重要问题并没有引起我国刑法学者的应有关注。为此,笔者于本文中拟在立法刑法学视域内对上述立法问题进行研究,以明确其制度价值,论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犯罪合作模式的定义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本文意义上的犯罪合作模式并不是“犯罪之后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赔、弥补损失或认罪认罚,因此可以减轻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传统刑法认识,也不是因但书条款而形成的无罪论证,而是因行为人犯罪后以其合作而免除其刑事责任(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有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责任免除理由。
  (一)基础性概念及其厘定
  犯罪合作模式是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新概念,它意味着行为人在犯罪之后,以自身的努力弥补犯罪带来的损失,从而使其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意义降低,不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处罚的必要性——需罚性,因此,往往带来犯罪赦免的效果。其中,犯罪赦免是对行为人合作的激励,即激励行为人在犯罪后与国家、社会等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弥补犯罪带来的损害,因而属于刑法之社会价值的体现,也符合比例原则“没有给公众或其他关系人造成更大的损害”“手段与目的之间没有不成比例”的要求,[1]有助于实现法益保护的最大化、最优化。
  其一,犯罪合作模式的目的在于被害恢复。当代刑事和解制度对古代赎刑的“拨乱反正”,意外地为犯罪认定模式创新提供了新视角。通常认为,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并该当该罪的构成要件,如无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则犯罪成立。至于事后弥补被害损失的行为,如事后补救、归还财产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都不影响定罪,而是影响量刑的情节,从而以不法行为完成为时间节点来界定犯罪。刑事和解意味着犯罪人犯罪后以自身的努力(如赔偿、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降低其责任程度的情况;这往往被我国学界批判为“拿钱买刑”,这种批判其实基于一种报应主义的立场。一般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国外通常是一名社区自愿人员,国内主要是检察官)的介入,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依据。刑事和解不仅有助于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修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而且可以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2]我国有学者指出:“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对抗性司法的‘私力合作模式’,将被告人—被害人关系置于刑事诉讼的中心,打破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犯罪与侵权的界限,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3]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及其引发的理论讨论有助于人们反思传统刑法理论。被害恢复作为刑法目的,不同于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是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而形成的目的类型。毕竟,就犯罪而言,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是基本的场域,如果行为人在犯罪后能够以自我的努力实现损害恢复,则对某些犯罪(如财产犯罪)来说意味着又回到了犯罪前的状态。
  其二,犯罪合作模式是以法律激励方式完成的。法律激励是法律功能之一,刑法作为社会调控中最为严厉的法律,兼具有行为规制机能、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实现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离不开法律激励。有学者指出:“在一种案件中,如果民事赔偿责任比刑事责任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从社会角度讲更有效的激励,该案件就应该属于民事,否则,应该属于刑事”。[4]笔者认为,这种对法律的激励的认识,对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的发展具有突破意义,犯罪后行为人的合作意味着可以折抵行为人的责任,从而带来犯罪案件以民事赔偿等方式承担责任的效果,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国家惩治与改造犯罪的成本,而且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历史地看,中国古代的赎刑属于犯罪合作模式的源头,然而长期以来被法史学者批判为权贵刑法。赎刑是以财物赎罪的换刑制度,起源于尧舜时代,为唐、宋、元、明、清各朝所沿用。赎刑原本系王者行仁政的体现,用经济手段代替刑罚手段,以宽宥罪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西周《吕刑》规定的“五罚之赎”是我国赎刑的萌芽状态,“五罚之赎”是出于怜恤的需要,且后续各朝各代的刑法都把怜恤观念当作适用赎刑的基础,老、幼、残疾、天文生、应存留养亲者、妇女等都作为依律适用赎刑的对象。[5]尽管赎刑往往适用于权贵阶层,以身份地位赎罪之法,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同时,也有的法律是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设赎,[6]但其体现的犯罪合作模式却能发挥刑罚的激励效应,能够激励行为人犯罪后合作。
  其三,犯罪合作模式属于需罚性判断的内容。传统刑法理论存在局限性,混淆了刑法内评价与刑法外评价:就犯罪评价而言,刑法内的评价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个罪构成要件,如没有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则应当成立犯罪。换言之,传统刑法理论是以应罚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只要行为该当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则犯罪成立。然而,这种评价体系忽视了刑法外的评价,刑法外的评价需要考虑刑事政策目的,一种具有应罚性的行为,如果在刑事政策判断上不具有需罚性,也就意味着以刑罚处罚此类行为无意义,这种行为并不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分则对逃税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与司法解释对受贿罪规定的“及时退还或上缴,不认为是受贿”,都是立足于刑事政策上的需罚性,对行为人之罪的赦免。这都是以犯罪后的合作模式,实现刑法损害恢复的价值,从而带来犯罪赦免效果。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及其时代背景
  刑法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活跃往往会给刑法理论创新带来新的契机。其中,行为人在犯罪后以合作模式实现责任抵偿,进而带来犯罪赦免,这是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创新。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从法律发展来看,1979年我国《刑法》并无合作模式的规定,1997年我国《刑法》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该条规定行为人如有“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或“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这一合作模式,则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对犯罪合作模式的首次尝试。只是,这种犯罪合作模式被《修九》所否定。不过,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否定合作模式,《刑法修正案(七)》对我国《刑法》201条关于逃税罪的规定增加一个特别条款:“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不难看出,逃税人在实施逃税犯罪后,如果有“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的合作行为,则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我国刑法分则规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经发卡银行催收后归还的”不成立犯罪,侵占他人财产“经主张后自动交出或退还的”不成立犯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中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支付”不构成犯罪等,也都涉及犯罪后的合作模式问题,都属于行为人以自身的努力弥补被害损失的情况。
  不只是法律规定,从司法解释来看,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9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该司法解释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这一合作作为犯罪免除理由,是对犯罪合作模式的创新。
  从立法意图上说,犯罪后的合作模式属于最强有力的激励方式,这一工具在于激励犯罪人在犯罪后以自身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自己行为给国家、社会或他人带来的物质损失。当行为人具有这样的合作时,阻却犯罪成立。其中当然也包括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量刑激励,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界重大关注。[7]犯罪合作模式带来的犯罪赦免效果并非传统刑法理论所能涵摄,而是一种全新的刑法理念。面对这种立法创新,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是从解释论上对其加以研究,多将这种合作模式解释为刑法中的客观处罚条件;对犯罪后的合作模式涉及的问题是否为客观处罚条件,[8]并未从立法论上认真对待犯罪后的合作模式及其未来图景。就原因而论,我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严重程度作为划分刑法和行政法管辖范围的标准:危害程度轻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危害程度重的行为则属于犯罪。这一标准对区分犯罪与违法的界限至关重要,同时也存在理论难题:犯罪后,如果行为人以自身的合作降低或消除了法益侵害,是否还应当被评价为犯罪?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犯罪而言,这种合作带来的法益恢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经济犯罪这类法定犯,主要造成的是一种物质性损失,如果行为人犯罪后能够及时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则没有必要再以刑罚谴责行为人的过错,否则就会蜕化为典型的主观主义刑法,同时,从刑事政策立场来说,如果行为人犯罪后的合作能够及时恢复被破坏的法益,则无异于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状态,并无动用刑罚处罚行为人的必要。
  总之,传统上以犯罪惩治为目标的刑法实施,是对抗制的,会加剧行为人与国家、被害人之间的对抗,并不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相反,犯罪后的合作模式更能够发挥刑法的激励效应,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被害补偿,是一种有利于更全面实现刑法任务的犯罪模式。
  二、刑法中犯罪合作模式的变革意义
  随着刑法中犯罪合作模式的出现,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追诉观、法益保护理念与刑法任务观等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刑法中犯罪合作模式意味着,如果行为人合作,就可以免受“牢狱之灾”,这会带来刑法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犯罪追诉观的扩展:从“法律报应”到“法律激励”
  按照现行刑法的犯罪认定标准,行为人一旦实施犯罪,就往往没有了“回头路”,不仅被永久贴上“犯罪标签”,影响升学、就业与入伍,而且会导致行为人与被害人两败俱伤,因而他们也往往会“结为世仇”。[9]犯罪合作模式意味着行为人的合作带来的被害恢复,可以作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行为人在犯罪后的合作是以自身努力弥补犯罪损害的行动,这种犯罪合作模式具有特殊的法经济学意义。
  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是成本与收益分析。在不危及法的安全性的前提下,需要考量犯罪认定之经济后果。犯罪具有损害的相互性,也具有可补偿性。前者意味着犯罪是一种相互的损害,当行为人以犯罪方式侵害国家、社会或他人合法权益时,其自身也会遭受国家惩罚,这种损害的相互性意味着合作模式的法治意义,即只有合作,可两得其利,如果是对抗,则两受其害。后者意味着犯罪是可补偿的,这种补偿又意味着行为人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是可以弥补的,可以通过事后的努力,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被害而带来的损失,这就为犯罪后的合作模式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法律的规范性包括通过“互惠互利”而降低交易成本的维度,法律的诱因性主要是靠自上而下的行为强制。合作模式意味着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由对抗到合作,这具有明显的法经济学意义,不仅可以降低国家惩治犯罪的成本,而且可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是一种更优的理论方案。在理论多元化的时代,面对同一问题往往有多种解答方案,到底以哪一种方案为最优,必须从功能的判断标准出发,以符合规范经济的要求,用最低的成本、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规范目的。[10]无交易成本,法律便无存在的理由。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总是在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法律通过三个渠道作用于个人行为:一是设定个人行为的规则(约束条件);二是改变人的偏好(效用函数);三是协调人们的预期,进而协调均衡结果。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则,必须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也就是说,法律的可实施性必须以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法律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行为。[11]
  从某种意义上说,犯罪认定中合作模式完全符合法经济学的基本要求,设定个人行为的规则体现为依据刑法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改变人的偏好意味着刑法允许行为人以合作而不是对抗方式取得被害人的原谅与国家的宽恕,协调人民的预期是以合作模式、被害恢复和国家赦免,以追寻惩罚犯罪、被害恢复与人权保障的最佳均衡。其中,就被害人而言,逐步以利益补偿取代报应情感,就国家来说,逐步从惩治到激励,就被告人来说,逐步从对抗到合作,这就会带来犯罪认定模式创新与接受,也会带来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因而是一种刑法实施的最优模式。就原因而论,刑法中的犯罪认定以威慑为主要目标。在威慑理论指导下,刑罚处罚可以基于法益侵害或被害恢复而设定。为实现有效威慑目标,各国不断革新刑罚处罚制度,把惩罚的几率与惩罚的强度作为威慑实现的方式。合作模式的实施则提升了刑法的激励效应,这种从对抗到合作的发展,进一步改进了犯罪认定的威慑效果,有利于避免二次违法或犯罪。[12]
  法律运行的效率是通过权利与权力的合理配置来实现的,[13]当国家对司法机关配备更多权力而给被告人配备更少权利时,则意味着被告人在犯罪后实施合作的空间不大,因为这种制度并没有考虑到被告人的个人偏好,一味地把被告人当成刑事司法的客体,而没有赋予被告人以合作方式参与司法,更多地是带来刑事司法中的“死扛到底”,被害恢复非但不能兼顾,且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修九》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就是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配置,当被告人认罪认罚时,会给被告人带来从宽处罚的量刑结果,这就有利于激励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激励被告人以自己的积极努力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二)刑法任务的发展: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刑法任务中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很重要,但被害恢复更重要,毕竟,被害人才是犯罪场域中最应该受到保护的,被害人的利益恢复远比报应情感的满足重要。然而,由于没有刑法私法化的理念,我国刑法学的“被害恢复”意识还不够强,把“被害恢复”作为刑法任务的认识比较模糊,至今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14]合作模式是一种以“被告人—被害人关系恢复”或“被害利益弥补”为中心的犯罪认定模式。长期以来,我们把刑法目的界定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被害恢复”一直被边缘化,从而以“国家垄断”方式治理犯罪,即使行为人有弥补被害人损失的行为,但这种努力也只是量刑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并不会对犯罪有所影响,不会带来犯罪赦免的法律后果。
  刑法不是报应法,也不是除害法,而是对被破坏社会秩序或利益的修复,如果刑法仅停留在报应层面,则刑法在当前已进入法定犯时代就难以再具有正当性根据。在最初刑法中,犯罪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奉行同态复仇与等量报应。随着犯罪形态的发展,犯罪除带来被害人的损失外,还被认为妨害社会秩序,危及公共利益,为此国家要求犯罪人以支付罚金(wite)的制度向国家承担责任。[15]这为国家垄断犯罪治理提供了基础。一般认为,采取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同态复仇,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复仇循环”,会造成国家所追求的安定秩序进一步被破坏。于是,近代逐步形成了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并把惩治犯罪的权力“收归国有”,最终促成了国家对刑罚权以及追诉犯罪的垄断,犯罪成为了国家之事,与被害人的意志无关。然而,犯罪人与被害人系犯罪案件的两造,国家基于公益的考虑而代理一般民众惩治犯罪往往只会满足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对其遭受的损害却没有实质性救济,[16]且会带来国家以“维护秩序”为名恣意扩大犯罪处罚范围的问题。
  如前所述,刑事和解这种以“被告人—被害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改变了以往以“被告人—国家”关系为中心的模式,这是一种实现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由对抗到合作的模式。犯罪认定中的合作模式体现了刑法任务的变化:从原有“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二元结构发展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被害恢复”的三元结构。被害恢复有无存在的必要,这主要是一个法经济学范畴,比如,国外采取的自由刑易科罚金与此相同,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在于避免短期自由刑带来的犯罪“交叉感染”,这也是一个成本与效益分析的结论。不难看出,刑法任务的三元结构体现了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经济性需要考量犯罪惩治的成本与效益,主张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当行为人犯罪后自行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则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无疑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的体现。刑法保护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应当坚持最小损害原则,当采取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非刑罚手段亦可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时,则没有必要采取刑罚手段。当行为人犯罪后有符合合作模式的举动,则免除其刑事责任,改用其他责任实现方式,无疑体现了刑法的经济性。
  (三)法益保护理念的拓展:从“刑、民不分”到“比例原则的落实”
  就犯罪惩治而言,这是以限制或剥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满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报应情感,现代刑法理论强调比例原则对刑罚手段的限制,如果能够运用最小的损害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则符合比例原则。法益保护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和刑法的最后性作用为基础,通过立法妥善设定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的边界,避免“越位”或“缺位”。[17]
  犯罪后的合作模式意味着行为人与国家之间由对抗到合作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治理犯罪的新模式,这种合作代替了那种“寸土必争”的对抗,实现了“利益共赢”,因而更加符合比例原则。首先,合作模式是一种对被告人的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如果行为人在犯罪后合作,则意味着责任折抵,可以带来赦免犯罪的法律后果,十分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其次,合作模式必然包含被害恢复,合作意味着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能够实现被害人的最大化收益。最后,就国家而言,行为人犯罪后的合作极大地降低了司法资源,也从某种意义上避免给被告人贴上犯罪标签或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交叉感染”而带来诸多消极性附随后果。
  以逃税罪为例,逃税罪本属于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的重罪,实行有罪必罚的犯罪追究模式。然而,这一犯罪追究并不符合法经济学的要求,行为人因逃税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仅给逃税人带来牢狱之灾,而且极有可能带来企业倒闭、劳动者失业等负面后果,同时,也难以保障国家税收,行为人被定罪后自然以对抗方式拒不交税。《刑法修正案(七)爬数据可耻》对逃税罪采取合作模式,即行为人在初次逃税后,如果主张补缴税款及滞纳金,自愿接受国家行政处罚的话,则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积极效果:行为人免于牢狱之灾,这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国家税收有保障,甚至有所增加,这体现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避免了企业倒闭、劳动者失业,这是刑法给社会带来的意外福利。可见,逃税罪中的合作模式充分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比例原则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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