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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公开
【英文标题】 On the Publicity of Collegiate Panel’s Minority Opinions
【作者】 杨月萍【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合议庭;少数意见;制度利益;司法环境
【英文关键词】 collegiate panel; minority opinions;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judicial circumstance
【文章编码】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2017期刊号=6页码=44期刊栏目=法学研究标题=论合议庭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44
【摘要】 少数意见的产生是合议庭论辩特质的逻辑结果。在我国,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具有作为法官自我表演的媒介、培养法官职业尊荣感、提升司法裁判的准确性、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提升等诸多制度利益,而当前的司法改革也为少数意见公开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支持。因此,在推动裁判文书实质公开的过程中,应推行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公开,但为保障法官自由独立地发表评议意见,不宜通过公开合议庭评议笔录的方式公开少数意见。
【英文摘要】 The emergence of minority opinions is the logic result of argumentative trait of collegiate panel. In China, publicity of collegiate panel’s minority opinions has lots of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acting as a medium of judges’self-presentation, advancing judges’professional sense of honor, promoting the accuracy of judicial judgments, fostering judicial justice and judicial authority. The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provides publicity of minority opinions with essential environmental support. Thus, we should introduce the publicity of minority opinions while fostering the substantive publicity of judgment documents. To ensure that judges make comments freely and independently, the publicity of minority opinions in transcripts of collegiate panel should not be allowab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904    
  引言
  裁判文书上网是我国践行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我国法治文明程度逐步提升的重要标志。尽管裁判文书公开工作在我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裁判文书对于当事人关心的裁判理由、证据采信、结论形成过程公开不够,离实质公开有一定差距”。[1]论证说理是裁判文书的核心和精髓,只有实现裁判文书的实质公开即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论证说理内容的公开,才能达到以裁判文书公开倒逼司法公开的预期目标。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将推动裁判文书说理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力促裁判文书从形式公开向实质公开转变。在推动裁判文书实质公开的过程中,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应予公开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的理论纷争及实践
  合议庭少数意见是指合议庭在评议过程中形成的与合议庭多数意见不同的异议意见或对多数意见予以补充的并存意见。目前,我国立法没有合议庭少数意见应予公开的规定,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一直存有争议。支持少数意见公开的观点认为,公开少数意见有利于推动法律的发展;可以避免出现合议庭“合而不议”的现象,推动合议实质化,有效地落实民主集中制;有助于强化法官责任;在促进司法公开、公正的同时,这也是法官之间相互学习的一种有效手段。[2]反对少数意见公开的学者则主要有如下顾虑:少数意见公开会损害法院的权威,造成滥诉或缠讼;少数意见的公开会加重法官说理论证的工作负担,降低司法效率,且易引发认识上的混乱;还有学者从我国的司法环境出发,认为司法独立是少数意见产生和公开的一个重要前提,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尚处于襁褓之中,少数意见公开将持少数意见的法官置于各种压力中,甚至会牺牲司法独立。[3]
  尽管缺乏立法规定,理论上亦众说纷纭,但是部分地方法院早就开始了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尝试。广州海事法院在全国最早开展公开少数意见的实践,2000年初,该院发布的《广州海事法院判决书格式》要求在裁判文书中表明合议庭法官的逐一意见,即使是少数意见也要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这一实践一直延续至今。自2002年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开始在该院开展裁判文书中公开少数意见的实践。在“河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科交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4]中,该院将合议庭的少数意见也写进判决书中,并表明裁判按照多数意见作出。在该案之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又在多个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公开了合议庭的少数意见。[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合议庭成员在审理“依波路(远东)有限公司与国家商评委、第三人深圳市依波路保健科技有限公司商标无效行政纠纷”时,就依波路(远东)公司提交的在先商标注册证、在后著作权登记证书能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初步权属证据产生分歧。合议庭把这些截然相反的意见写进判决书中,从而使少数意见得到公开。[6]此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其审理的其他一系列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也陆续公开了合议庭少数意见。[7]
  除上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基层法院也有公开少数意见的实践。例如,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在“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市城西支行与镇江市友谊国际旅游服务汽车公司、镇江市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8]的民事判决书中,针对营运证担保问题,分别展示了合议庭的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同时对少数意见作出回应:“对于这一少数意见,合议庭多数认为该观点违反了‘担保法定原则’,担保的成立、生效并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可。”湖北襄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王德秀诉被告姚志明、张勇慧、瑞琪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9]的民事判决书中公开了针对借款本金问题合议庭的少数意见。2016年1月15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甚至在一份离婚判决书中向社会公开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这在国内尚属首例,引发理论界与实务界热议。
  从既有实践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均有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尝试,在某些地方法院如上述广州海事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少数意见更是成为一种常态。已公开的少数意见,不仅有异议意见,还有并存意见。如在“周行清、陈杭东与上海嘉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中,就陈杭东向周行清购买木材行为的定性,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而少数意见认为该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法院认为:“合议庭意见虽有不一,但结论均为嘉荣公司应向周行清支付木材款,殊途同归。”与数量庞大的裁判文书相比,公开少数意见的裁判文书可谓凤毛麟角。然而,这些实践表明,部分地方法院并不抗拒少数意见的公开,在立法未明确要求公开的情况下主动公开,充分体现了这些法院的创新精神及司法自信。
  二、少数意见的产生是合议制论辩性的逻辑结果
  少数意见应否公开,首先应当探寻其产生的基础。集结群体智慧、提高决策质量、形成合法合理的司法裁判是合议制优于独任制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国家在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或上诉案件时均采用合议制。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弗兰克·柯芬(Frank M. Coffin)将合议描述为“在地位平等及有时具有巨大差异的观点的法官之间有意地培养一种态度:在亲密的、持续的、开放的、非竞争性的相互关系中工作;表现出对其他人实力的尊重;克制自己作为作者的骄傲,尊重自己最深层的确信;在非重大问题上重视理解和妥协;在法庭判决中以所有法官所允许的才干、经验、见识、精力的最大限度的联合追求尽善尽美。”[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0条第2款明确要求合议庭评议时,每一位成员均应通过分析论证,充分地发表意见,独立表决。无论是否同意他人意见,都应当说明其判断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可见,合议意味着合议庭成员的相互尊重及独立判断。合议制建立在承认合议庭成员视角多样性的基础上,合议庭成员的个人秉性、智识经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合议过程必然是一个相互说服论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议庭成员必须相互论辩、相互尊重。不仅要尊重自己的内心判断,更要尊重其他成员的独立观点。
  合议制必须与全体一致区别开来。少数意见的产生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有益于司法决策的正确性以及法律的发展。少数意见的产生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专业论辩基础上,并非法官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分歧及人际冲突的反映。相反,它恰恰表明法官之间充分地进行了平等的论辩,反映了合议制的实质内涵即通过论辩激发智慧。合议制作为一种民主决策机制,其奉行的少数服从多数评议原则本身就蕴含了对不同意见存在的认可。合议制的论辩性决定了合议制下司法判决的形成过程应是一种开放的对话模式,司法论证应从演绎证明向对话证明转变,法官需要在不同的解决方案间进行论辩、选择。合议制的论辩性必然要求少数意见的公开,少数意见的公开正是这一论辩过程的逻辑结果,它是合议制论辩性的生动展示。少数意见不公开,合议制的实质论辩性可能为形式上的全体一致或多数意见所削弱,走向“形合实独”或者“审判分离”,进而损害合议制的论辩特质,并制约合议制公正、民主决策功能的发挥。
  目前在我国,几大因素共同制约着合议庭法官发表少数意见:首先,尽管合议制的集体决策性质要求合议庭成员集体负责,实行合议庭责任制。然而,合议庭责任制在实践中异变为承办人责任制,承办人主导了案件的实质性审理并对案件负责,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因而缺乏实质参与的积极性,在评议阶段通过简单附和承办人意见敷衍了事。缺乏论辩使合议制异化为独任制,“形合实独”的现象十分普遍,评议结果往往是全体一致。其次,我国法院内部长期实行的行政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合议庭成员发表不同意见的积极性。我国司法审判活动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裁判文书是一种以“本院认为”“我们认为”等集体名义作出的非人格化实体的宣告。此外,有些案件并非合议庭可以自主决定,而是取决于院庭长、审判委员会或上级法院的意见。合议庭法官在缺乏独立司法判断权的情况下,论辩激励缺失,不愿发表不同意见。最后,出于管理和方便的考虑,许多法院在合议庭的组成形式上多采用固定制,合议庭固定化使法官为维持与同事间的和睦关系或换取其他法官在自己承办案件中的意见支持,在评议过程中不愿发表不同意见。这一“异议厌恶”现象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波斯纳就指出,美国上诉法院的多数法官都不喜欢发表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会伤害同僚关系。[11]
  前述几项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我们不能仅因裁判文书中使用“合议庭一致认为”就认为合议庭法官之间就案件审理达成了真正的共识,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分歧常常受到抑制,这种追求外在形式上一个声音而刻意掩盖不同意见的做法与合议制的论辩性相悖。少数意见的公开将因其如实反映合议制的论辩性而构成判决正当性的基础之一。
  三、我国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的制度利益
  其实,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少数意见公开的学者,均不否认少数意见公开是民主的体现及其所具有的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及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少数意见公开制度的设立来看,它们均十分注重该制度所具有的发展法律的功能。少数意见被西方学者誉为“先知的预言”,法学家庞德称其为“历史长河中生命力的体现”。过去强调以单一意见保障法院权威的德国宪法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之所以开始实行少数意见公开制度,就在于这两个法院承担着宪法解释的职责,而少数意见的公开具有发展法律的功能。由于我国并不实行判例制度,法官也非法律的有权解释机关,少数意见公开在其他国家所具有的发展法律的功能在我国是相当有限的。尽管如此,基于当前我国法官职业尊荣感缺失、司法公信力较低的司法现状,少数意见公开的几项制度利益尤其值得强调。
  (一)少数意见公开是法官自我表演的媒介
  人们通常都希望获得尊重,人们为获得尊重而付出的努力被概念化为自我表演(或印象管理)[12]。法官同普通人一样,同样期待来自他人的尊重,同样要进行自我表演,少数意见公开就是法官自我表演的媒介。由于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公众难以区分法官言论是其个人观点抑或是其所代表的司法体系的观点,法官言论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并引发争议。为维护司法尊严、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法官应对其公开言论保持必要的克制,此即法官的慎言义务。我国现行的《法官行为规范》也较为全面地对法官的慎言义务进行了规范。[13]基于慎言义务,法官只有在司法职权内才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在裁判文书之外就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发表意见应受到严格的限制。法官虽可以通过学术著作、论文及研讨会等学术表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受众较窄;此外,学术研究较高的规范性要求决定了某些法官的意见无法以学术表演的形式呈现。法官慎言的司法文化决定了法官自我展示途径是有限的,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少数意见可以充分展示法官的独特视角,扩大了法官自我表演的范围并提高其持久性,并且只有此时,法官才真正的以其法官角色进行自我表演。通过少数意见公开,优秀法官渊博的法律知识及丰富的审判经验得以展现,这将有利于造就知名法官,对其他法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而“建立优秀法官的楷模形象,既是对法官美德的深入认识,也是对司法目的价值的发展”[14]。
  (二)少数意见公开可以培养法官的职业尊荣感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是使审判权的运行符合司法规律,培养法官的职业尊荣感,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的职业尊荣感与其政治待遇、职业保障等分不开,更与其作为裁判者的主体地位获得认可密切相关。少数意见不公开的情况下,持少数意见的法官人格为持多数意见法官的人格所吸纳,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被削弱,形成对法官的消极激励。因为法官发表的意见倘若属于少数意见,其意见将尘封于法院的内部档案中,法官无法通过其意见的公开展现其对事实的判断、对法律的解读,其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职业尊荣感难以实现。这一做法具有典型性的科层式司法的特征。“裁决变成了某一非人格化实体(一个法庭)的宣告,即使其实只有一个人受托在那里负责进行这样的表演。而且,由于制度必须是意思单一的,以便不造成任何歧义,由数位官员作出的决策在宣布时将废弃先前的内部分歧: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现在只好压制自己的感受。”[15]公开少数意见,允许法官通过公开的渠道表达异议,是对法官作为审理者主体性及独立性的尊重。它同时也是法官情绪宣泄的一种出口,可以减少法官因个体判断与多数意见不同,而产生的无法向公众公开表达并接受公众判断及检验的内心冲突与挫折感,尤其是在持少数意见法官对自己判断正确性的内心确信极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论辩后,少数意见意味着法官妥协、让步的底线,是法官对独立审判的坚守,因而,公开少数意见是对法官独立审判的尊重,是培养法官职业尊荣感的重要途径。部分学者基于我国司法尚未完全独立的现状,表达出了公开少数意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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