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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新媒体时代道德绑架特征分析
【英文标题】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Kidnapping in the New Media Age
【作者】 王成兰罗玮栋【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道德绑架;施众特征;受众特征;媒介特征
【英文关键词】 new media age; moral kidnap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i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cei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um
【文章编码】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2017期刊号=5页码=128期刊栏目=新闻传播与语言学标题=新媒体时代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28
【摘要】

近年来道德绑架事件频繁出现,且每每发生都会引起广泛关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道德绑架主要是以道德为筹码来胁迫他人从事违背本人主观意愿的行为。从其产生根源来看,道德绑架与道德相伴而生,并非近年来新生事物。只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道德绑架的施众与受众在新媒体的催化下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加之新媒介特殊的传播方式使得道德绑架事件愈演愈烈,不仅侵犯当事人权利更会弱化道德的社会调节作用。应对新媒体时代的道德绑架,既要加强社会道德教育提升公民道德修养,也应加强新媒体平台的管理规制,减少道德绑架发生的可能。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moral kidnapping in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which will cause widespread concern, resulting in adverse social impact. The moral kidnapping mainly views morality as a bargaining chip to coerce people, which would violate people’s subjective will. From the root of its origin, it is not a new term today, since the moral kidnapping is associated with the morality. Bu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new media era, the moral kidnapping of communicators and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under the catalysis presents new features, mode of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due to the intensified special moral kidnapping, which violated the rights of the party, will also weaken the moral social regul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rate of the moral kidnapping in the new media ag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ocial morality education, and intensify the management regulation of the new media platform meanwhi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951    
  
  道德绑架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且每次发生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那么何谓道德绑架?且从道德与绑架两词来分析道德绑架的含义。道德与法律规范不同,道德并无强制的约束力,而是通过批判不道德行为,赞扬道德行为的方式来约束人们,因此这种道德评判的约束力是一种软约束。而绑架是一种犯罪行为,即通过对被害人实施非法暴力达到要挟人质的过程,以此要挟来达到某种目的。在绑架中,被害人迫于生命安全而不得不满足实施者的要求,而被害人在胁迫下所做的行为是违背其主观意愿的。那么以道德来绑架,意味着将道德作为挟持当事人的手段和筹码,因此道德绑架与绑架一样,当事人在胁迫下所做的行为是违背其主观意愿的。由此可见,道德绑架是一种以道德为筹码胁迫他人从事违背本人主观意愿的行为,显然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绑架并非是新近产生的,而是伴随道德一直存在的。现下道德绑架事件多发且广受关注是因为社会舆论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道德绑架也因此呈现出更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并使得施众与受众群体特征都呈现出新特点。
  一、新媒体的出现对道德绑架的影响
  (一)何谓新媒体
  “新媒体”这一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是一个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的概念。“所谓新媒体,就是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中介,能够同时满足公众或用户信息需求和传播欲望的媒体形态。”[1]传统媒体时代与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两者处理信息的程序不同,信息处理过程由传统媒体时代的先整理再发布演变成了新媒体时代的先发布再整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由专业媒体人进行筛选、排版等一系列加工处理后投放给公众,因此公众对于这些信息的接受往往是被动的。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民众如果对于某一事件感兴趣,可以通过主动的搜寻,将碎片化信息拼接成完整信息来了解事件的始末。由此可见,话语权的转移和传播程序的变革是传统媒体时代向新媒体时代演变的重要特征。
  (二)新媒体的多元表达易催生道德相对主义
  新媒体的表达多元性主要呈现在表达主体的多元、表达内容的多元、表达方式的多元。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话语权的重置,报道事件和发表评论不再是媒体人的专利。因此,在社群媒体上得以呈现出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价值观念的多种表达主体。这些涵盖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言论在社群媒体交互中相互影响着。加上表达方式和内容不再受到传统媒体时代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约束,搭配文字、视频、图片声情并茂的呈现使得多元的价值观得以深刻体现,从而更易催生出道德相对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又称伦理相对主义是指:“一种用相对主义观点认识和解释道德本质与道德判断的伦理学理论,将不同民族的习俗和风俗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绝对化,否认在道德发展中的存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客观因素。”{1}由此可见,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过分强调主观而忽视客观的道德评判主义。在新媒体时代的道德绑架事件中,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发挥着极大作用。激进的道德绑架实施者义愤填膺地运用着自己的主观道德标准来评判被绑架者的是非对错,常常强调主观无视客观。同时会凭借自媒体的表达的多元性,影响着更多网民参与道德绑架。
  (三)信息碎片化易误导受众认知事件
  由于新媒体时代给予每个人在网络上发声的权利,但同时也会使得信息爆炸导致信息散乱、无序、缺乏有效组织,使公众没有一个结构清晰、条理清楚的平台了解事实真相。
  “信息碎片化”[2]顾名思义就是指信息在互联网上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与传统的信息组织不同,网络信息以个性化、简短的碎片形式存在,碎片之间通过超链接组织,而碎片与碎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打破了传统的逻辑严谨的文本组织模式。”{2}这样的碎片化信息无法保证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在同一时间提供给受众。而不明真相的网民凭借这样缺乏逻辑和联系的碎片信息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甚至在“群体的无意识”[3]的作用下做出过激行为。
  2015年9月8日,安徽淮南师范学院2013级学生袁宸在其微博上声称扶起一位摔倒老太并帮助拨打120,却被老太家属认为撞倒老人,要求担责,由于事件发生的位置处于监控死角,视频无法证明,于是该女大学生寻找目击证人求“公道”。淮南市政府官微等众多微博帮忙转发,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由于近年来多次发生过老人碰瓷事件,加之这名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还未进入社会的女大学生,激动地网友还未搞清事情的真相便开始了一系列行动。短短几日老人家人的信息便被人肉搜索出来,于是老人的家人便不断的遭受着“热心网民”的电话和短信的攻击。令人难以想象不到的是,不到几日剧情发生反转。开始有证人证明确实是女大学生撞倒老人,并且声称听到女大学生亲口承认是其撞倒老人。于是激动的网友又开始了第二次讨伐,声称一个还未入世的女大学生的心肠竟然如此歹毒,隐瞒真相利用网友的同情心。自然女大学生也遭到了网友的攻击,甚至连女大学生的学校也没幸免于难。就这样事件来来回回反转多次,最终警方经过多方调查取证,证实是女大学生与老人曾发生过碰撞,负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在传递事件过程中为了达到易于习得的目的,通常会显著降低认知成本,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因此碎片化的信息易产生片面的理解,造成误会甚至误解,甚至人身攻击等严重后果。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四)海量信息为道德绑架的发生创造可能
  “随着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变也决定了媒介权利形态的转变,新媒介背景下媒介权利不再是媒介资源垄断者的权利,而是信息拥有者的权利。”{3}这使得任何掌握信息的人都有充当媒体人的可能。例如标榜“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的新浪微博是新媒体时代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之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为道德绑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负面信息具有天然的接近性和高度关注,民众对于负面信息的关注占到总体的90.7%,中立信息为8.1%,正面信息仅为1.2%,且多为提升国民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的正面消息同时事件的性质以及事件可能给网民带来的危险或风险,会影响参与人数的多寡和事件被关注的程度。”{4}因此抱着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越是捕风捉影的负面消息越能成为道德绑架的素材。
  二、新媒体时代道德绑架施众特征分析
  (一)道德绑架成施众营销手段
  道德绑架能够得以发生,原因在于其以道德为筹码和外衣,以一种无形的软约束力来胁迫当事人。因此“行善”往往是道德绑架的目的,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强大的新媒体蕴含了无限商机。而在利益的驱动下,追逐利益渐渐也成为了新媒体时代道德绑架实施群体的目的之一。
  微商,其作用是基于微信生态的社会化分销模式,它是企业或者个人基于社会化媒体开店的新型电商。与其他电子商务不同之处在于微商凭借熟人推荐与朋友圈展示的形式,将亲戚、朋友、同学作为商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大多数人都深受朋友圈微商、代购的影响。对于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而言,微商所售的商品不论是否实际需要、不论是否价廉物美、甚至不论自己是否有购买力,只要这件商品在朋友苦口婆心的推荐下就附加了情感的成分,就是无法拒绝的。按着微商的逻辑而言:你对于这样的商品拒之门外,或者索性将朋友拉黑屏蔽,那么你就是不道德,就是不顾友情,亲情。
  “万能的朋友圈”正在被各种“求投票”破坏,大家碍于亲情、友情不得不投出一张看似公正、实则无用的票。挟情带义、无处不在的各种“跪求投票”已经严重影响了“朋友圈”的社交体验,也许是时候对其投出一张反对票了{5}。兰州晨报刊登《“朋友圈”挟情带义的求投票,您烦了吗》一文引起无数网友感慨,与投票相比更让人头疼的事是有些投票需要登记手机号录入验证码。一旦登记后,铺天盖地的垃圾广告短信接踵而来。“有调查显示其中近四成被调查者的朋友圈经常出现求投票的经历,45.6%的被调查者表示曾参加过“朋友圈”投票,44.7%的被调查者表示这种“绑架式”朋友圈让人烦恼,失去乐趣。27.5%的人表示,即使很讨厌这种投票,但碍于朋友情面会参与投票。”[4]在没有掌握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只凭着朋友的一句请求就不停猛戳,评奖的专业性自是荡然无存,严肃性也早就遁形天外,这样的评比不仅没有公正可言,更是一种道德绑架。
  微博营销是随着新媒体发展而新兴的一种营销方式,“以个人微博或企业微博作为营销平台,利用微博的关注与被关注机制向每一个潜在客户(即粉丝)传播企业或产品信息,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或品牌形象的新兴网络营销方式。”{6}由此可见,粉丝数量的多少是微博营销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这类微博账号凭借其本具备的一定粉丝基数,在道德绑架事件中成为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方向。通过一次次热门网络事件中的抢夺话语权,引导和控制舆论方法来不断“吸粉”最终达到其推广产品和赢利的目的。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下道德绑架可能成为施众的营销手段,在利益的驱动下,实施者会无不用其极的利用道德绑架来谋取利益。
  (二)盲目从众性更甚
  通常道德绑架能够得逞,原因在于对当事人提出的道德行为要求往往是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事人不得不屈服于绑架要求。因此道德绑架作为一项公开性活动,必然少不了众人的参与。而在新媒体时代大多道德绑架是通过网络传播的形式进行的,这就使得道德绑架参与人数激增。一个事件在网络传递的影响下,短短几秒就能聚集大量对于这一事件的充满兴趣的关注者。基于对一这事件的共同关注使得这些关注者迅速的形成了一个群体,此后这些关注者的行为变得难以琢磨。正如经典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中所述“群体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以及夸大的情感等等。当这些关注者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他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行为都是他们自己都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7}在群体心理和网络匿名的双重保护作用下,参与者就有了强烈的安全感,他们认为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的行为自然是合理的。在这样的群体无意识下,这些事件的关注者渐渐变成了道德绑架的实施者,在群体中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被绑架者进行“道德评判”。但是当他们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些行为是绝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受到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外在法律的约束,但是融入群体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媒体时代,道德绑架往往更为激烈,在群体无意识下道德绑架事件甚至发展成为个人发泄的舞台。
  (三)以不道德行为规劝“非道德行为”
  “非道德行为是指人们并非在道德意识或道德动机支配下表现的以及不涉及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言行。因此此类行为不具有道德意义,也不能从道德上进行善恶评价。”{1}39对于大多数被道德绑架者的行为都是这样的“非道德行为”他们即没有做任何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也没有做有益于他人或社会有益的事情,却被众多道德绑架的实施者“围攻”。
  台湾明星范玮琪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当天没有跟随大流在微博上更新状态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是一如既往的“晒”出自己孩子的照片与粉丝分享。这一行为引起网友群起攻之,在其微博评论下恶语相向。第二日,范玮琪公开于微博道歉,但并未获得网民的谅解。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一个月后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第二天,还是出于一样的原因,范玮琪没有跟随大家在网上一同为巴黎默哀,而是继续“晒”娃。于是再次引发网友的道德绑架,声称范玮琪冷血,没有同情心。在遭到攻击后,范玮琪立即更新状态为巴黎默哀以求能得到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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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2}陈远,袁艳红.网络信息碎片化机理与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2(1):247-248.

{3}马为松,罗青.新媒体传播[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4}喻国明.2009年上半年中国舆情报告(上)[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32-138.

{4}邱瑾玉.“朋友圈”挟情带义“求投票”您烦了吗?[N].兰州晨报,2015-11-27.

{5}易杰.微博营销号炒作的传播学分析——以“邓超出轨”事件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2015(14):220-222.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刘阳.道德绑架也是绑架[N].人民日报,2015-11-19.

{8}覃青必.道德绑架内涵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3(5):246-250.

{9}王珍.别把道德评价当成“道德绑架”[N].解放日报,2015-11-26.

{10}张鹏.论底线道德[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11}高红艳.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前道德分层[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20-22.

{12}琚亚兵.论网络舆论中的道德绑架及其规避措施[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1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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