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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民法典的规则供给与规范配置
【副标题】 基于《民法总则》的观察与批评【英文标题】 Rules and Norms in Civil Code
【英文副标题】 Observation and Critique of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Code in China
【作者】 茅少伟【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教授}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法律渊源;司法解释;任意规范;裁判规范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 Sources of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Default Rule; Decision Rul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170
【摘要】

《民法总则》预示了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结构与风格,立法者对重大的体系创新似乎兴趣寥寥。实用主义的编纂思路要能确保实用,就应当聚焦于民法典作为私法基本法的体系整合功能。民法典内部的体系选择及其与特别民法的功能区隔,决定了民法典规则供给的大致范围。在此范围内,民法典体系整合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能否对既有的多重民事法源、尤其是大量民事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清理与吸收。民法典的立法技术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尤其是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民法规范为任意规范和裁判规范的性质,恰当地配置完全规范和各类不完全规范,并改进规范表达,以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英文摘要】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sets the tone and layout for the forthcoming Civil Code. It seems that the legislature has little interest in substantial renovations of the existing structure. This pragmatic approach to codification should not be given too much credit if it has not engaged in the reconcil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rrent scattered rules and providing a systematic body of law.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ivil Code and its partitioning with those separate branches of private law defines the scope of rules it could supply.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this Code hinges on how well the drafters sort out the multiple sources of civil law. Particularly, it largely depends on whether a great number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ould be well integrated into this Code. The techniques of legislative drafting should have gained more attention.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majority of civil law rules are default rules ( rather than mandatory rules) and decision rules (i.e. rules of adjudication, rather than conduct rules). The proper allo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complete provisions”(which prescribe relatively complete elements and consequences for a rule) and “incomplete provisions” is essential to the efficient supply of coherent rules. Moreover, the legislative expression should be carefully polished and tailored to facilitate its appli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876    
  引言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1]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出现重逾千钧的五个大字:“编纂民法典”。“东风”自上而下不期而至,一度有些“偃旗息鼓”的民法典讨论复又“锣鼓喧天”起来。无论是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2]官僚化的法典编纂组织方式,[3]还是从法学界的学理准备来看,当前是否为民法典编纂的最佳时机,均不无可议。然而,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民法总则》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民法典的脚步真的近了。[4]
  从形式(章节安排)到内容(具体规定),《民法总则》无疑印证了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将采取实用主义的思路,“以现行民法规范的汇编与重述为中心来展开”,[5]而非重起炉灶。立法者对重大的体系创新似乎兴趣寥寥。这注定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主流价值观(《民法总则》第1条)的民法典,既有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气质,也回应时代性的社会和政治关切,不会那么“纯粹”。如果一个从长期来看可能具备更大体系产能的、更“纯净”的民法典[6]终不可得,那么民法典的“实用”属性无疑变得更加重要。换言之,一个不至于太辜负历史期待的民法典,起码要能够在纯粹体系的长期效益和混合体系的实用效能之间取得一个经过反思的、有价值的折中。这又取决于民法典作为私法基本法的法源地位能否确实建立,具体来说,即取决于其能否在现行法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规范清理、整合和补缺,为民法教义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扎实的文本,并疏通与特别民法的关系,搭建与管制需求沟通的桥梁,以更好地服务于法律实践的需要。为此,民法典既要照顾过去,更要面向未来。因此,实用主义地看,下一阶段民法典讨论的重心似可更多地从宏观视角转到中观和微观视角,即聚焦于民法基础制度的建构和重要规则的供给。
  本文基于对《民法总则》的观察与批评,讨论民法典在规则供给和规范配置方面亟需注意的问题。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民法典的体系选择对规则供给范围的约束;第二部分讨论民法典对既有的多重民事法律渊源的整合及可能的规范冲突问题;第三部分讨论民法典的立法技术及其对规范配置的影响。最后是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体系选择与规则供给
  《民法总则》虽曰“总则”,但其呈现的面貌,与其说近于“总”,不如说仍近于“通”。从形式上看,《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结构高度重合、一脉相承,确实像是《民法通则》的“修订版”或“升级版”,[7]远不限于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前置出来的总则性规范。从内容上看,德式民法典总则的核心是法律行为制度,而法律行为概念的抽象以负担行为(债权行为)与处分行为(物权行为)的区分为基础。[8]《民法总则》对法律行为的界定(第133条)虽与《民法通则》(第54条)有别,但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仍未置一词。这似乎表明立法者无意于积极遵循德式路径。当然,《民法总则》的“萧规曹随”也只不过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暧昧状态,并不妨碍学者[9]和司法者[10]进行解释。无论如何,一个兼具总则和通则特点的《民法总则》,提示了未来民法典内部的体系安排;不少原则性的规定也对民法典的内外交通给出了指引。这两方面都将深刻影响民法典规则供给的范围。
  (一)体系安排
  民法典的体系安排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问题是,在民法典采民商合一体例[11]的背景下,特定的、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的部门民法,是应该进入民法典,抑或仍留在民法典之外?这主要涉及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各商事部门法、知识产权法乃至劳动合同法等。[12]这类问题的争议和意义均未必小,但仍属较单纯的体系安排问题,因为这些单行立法都已成型,是否“入典”主要影响的是民法典如何与它们更好地衔接,而无需民法典在相关领域大规模地供给新的规则。《民法总则》的规定,尤其是第五章“民事权利”可谓“包罗万象”,但其目的恐怕只是在于彰显民法典在整个私法领域的基本法地位,而未必暗示民法典会对吸纳部门民法持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从第128条的规定看,《民法总则》是有较为自觉的功能区隔意识的,即作为原则法、常法的民法典主要提供一般规则、建立长期结构,可作为特别民法进行政策权衡的基础;[13]而根据特定政策目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特殊主体的民事权益提供特别保护的任务,主要仍留诸特别法。
  第二类问题是,在既有立法的基础上,是否应借民法典编纂的东风,制订新法。这主要涉及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民法总则》第109条、第110条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权,虽不乏亮点(如对自然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进行了一般规定、自然人具体人格权的部分增加了身体权等),但总的来说仍是因袭旧规,流于简单列举,未能进行任何有益的细化。加强人格权立法是民法学界的共识,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则一直极具争议。多数人格权规范只是针对具体人格权内涵和外延的说明性规范,虽对于认定人格权保护范围和限度非常重要,但从民法典编纂的角度看,内容与其他各编并不相称,人格权独立成编,除了可能具有价值宣示意义外,未必适宜。[14]但是,《民法总则》无疑未能对人格权保护供给足够的规范。换言之,从规范供给角度,如果我们确实要加强人格权保护立法,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编入民法典时较大幅度地充实《民法总则》中的人格权规定,要么就编纂独立的人格权编。体系上是否适宜的考虑,恐怕要让位于规范供给方面的实际考量。
  债法总则的问题更加棘手。《民法总则》虽然继承了《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概念的偏好,但其对“债权”的界定(第118条第2款)却是更加宽泛的,特别是强调债权不仅可因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而发生,也可因侵权行为而发生,这就给设立单独的债法总则以统合因合同、侵权等不同原因而产生之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性问题奠定了概念基础。现行法对债的总则性规定以及对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这两种重要法定债的规定,要么付诸阙如,要么极其简陋。无怪乎哪怕在实用主义思路下,在不破坏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彼此独立的既有体例的前提下,学者也建议设立一个规模较小的债法总则以供给缺失的规范。[15]然而,从《民法总则》的规定模式来看,立法者似乎并无编纂债法总则的计划。
  债法总则主要可容纳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债之法律效果的共通性规范。各种债之发生原因的机理与功能各不相同,“其所以构成债之关系的内在统一性者,乃其法律效果之形式相同性”。[16]亦即,债之构成要件虽不同,法律效果却相似——一方当事人(权利人)可以请求他方当事人(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给付)。因此,这类共通性规范主要围绕给付的类型、内容和命运展开,包括债的标的(如种类之债、货币之债、选择之债)和形态(尤其是多数人之债,如连带之债、不真正连带之债、按份之债)、债的效力和履行(尤其是关于给付障碍的规定)、债的转移(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债的保全、债的消灭等。《民法总则》仅在“民事权利”一章对“债权”(第118条)进行了定义,以及在“民事责任”一章简要规定了按份责任(第177条)和连带责任(第178条),显然远远不足。当然,《民法总则》原本也并不是债法规则理想的“栖息地”。如果将来不制订债法总则,考虑到立法现状,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在合同法总则中充实债的共通性规范,特别是要在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切实填补缺失的规则;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则可以依其性质类推适用相应规定。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有针对性地完善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亡羊补牢”,则仍可在相当程度上获得较充分的规则供给——但债法总则的体系整合功能[17]就只能付诸东流了。
  二是有关债之发生原因的规定,特别是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要独立成编的背景下,对在体系上不便处理的两种重要法定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对此二者,《民法总则》仍仅各设一条规定,在表述上均略有改进(第121条删去了与“管理”意义有重合的“服务”;第122条改“合法根据”为“法律根据”),但内容基本沿袭《民法通则》第93条和第92条,[18]规则供给严重不足。无因管理制度看上去不太起眼,但是在不存在合同的情况下,无因管理的承担可以阻却侵权不法性,也可以构成被管理人(受益人)得利的法律根据,在整个债法上具有重要的体系作用;在实务中的应用也渐有扩张之势。[19]《民法总则》第121条仅规定了管理人对受益人偿还支出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对其具体构成要件(例如管理人违背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进行管理时能否构成无因管理)和法律效果(例如管理人因为管理事务而遭受损失或者承担债务时,能否请求受益人赔偿损失、清偿债务)的规定均不够完整,对管理人的义务、不当管理时的责任、“公益管理”、准无因管理等,更是全无规定。不当得利制度就更为重要了。“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在于认定财产变动过程中受益者得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正当性,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20]与整个私法秩序紧密相关,可谓民事财产法的兜底规定。第122条仅简单规定了受损失的人对得利人返还不当利益的请求权。且不论不当得利构成的统一说和非统一说孰优孰劣,该条既完全没有处理不法得利等限制返还请求权的例外情形,也没有具体处理返还效果(例如返还的标的、范围,范围是否因得利人善意或恶意而有所区别等)。由于不当得利制度的重要体系地位,相关规则的缺失不仅仅是不当得利制度本身的问题,也会影响其他领域、特别是合同法相关制度的解释适用。例如,不当得利制度会极大影响合同无效、特别是不法合同无效的后续处理。[21]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是纯债法制度,直接在《民法总则》里充实相关规则于体系上并不适宜。那么,如果将来不制订债法总则,一种可选的方案是在合同法分则中规定,例如在所有的典型合同之后另设一节专门规定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制度,亦可算回归其“准契约”的古典传统。[22]
  (二)内外交通
  现代民法典已经不可能是所有私法规则的集大成者,而只能是原则法,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保持法典本身的体系性和逻辑性的同时,又能够容纳更多元的价值和更多层次的规则,调和自治与管制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民法典能够倚仗的是三个极为关键的沟通管道,即宪法的整合机制、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和特别单行立法的补充。[23]
  如前所述,《民法总则》对于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功能区隔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的。民法典并不试图包揽诸多具体(哪怕是极重要的)制度,而是综合考虑体系便宜、立法现状等因素进行合理安排。如果特定领域的单行法(如知识产权法)未被纳入民法典,其本身已有较为完善的规范群,那么民法典最多只需要做一点原则性规定作为衔接,而不必重复规定。[24]相反,如果单行法本身的规定不完善,民法典又涉及相关内容,那么,从规则供给的角度看,若该制度适合在民法典中规定,就可以利用法典编纂的机会进行充实。例如,《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了成年人任意监护制度,该制度源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但实际上该制度非仅适用于老年人,而是可适用于所有成年人。监护制度本身是《民法总则》“自然人”一章的重点内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规定很单薄,因此《民法总则》就可以对成年人任意监护制度提供更丰富的规则(例如增设监护监督人的规定以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而现在仍只设一条规定,就未能真正将该制度有效建立起来。
  就前两种保持民法典的开放性、调和公私法关系的管道,《民法总则》亦有体现。依循惯例,《民法总则》第1条声明本法是“根据宪法”而制定。无论我们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宪法与民法的关系,[25]民法典的编纂总是在特定的宪法/宪政体制下进行的,民法典的适用自然也会受到特定的宪法/宪政体制的影响。我国《宪法》的文本固然有不少局限,其实施亦尚缺乏有力的正式机制,但是也已经具备了相对丰富的规范资源,可以作为民法上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基准。[26]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未将宪法列为法院可以/应当引用的裁判依据,[27]但也只是要求各级法院不得引用宪法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而并未禁止法院将其作为裁判说理依据。相反,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可在民事案件中,宪法“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28]因此,在我国民事审判中使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即在解释法律时,将宪法原则和精神纳入考量)并无体制障碍,也确实存在(尽管多数是隐性的)实践。[29]
  除了第1条和第4条(平等原则),《民法总则》中最能直接与宪法声气相投、可发挥价值整合作用的规定当属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表述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中首次出现(第1条第1款第3项规定了“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但适用范围较窄。此次《民法总则》将之作为第五章“民事权利”首个条文明确规定,与《宪法》第3738条遥相呼应,凸显其意义。该规定可认为是我国民法上保护人格利益的一般条款,[30]不仅可以孵化新型人格权,保护第110条列明的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在侵权法上具有重要的创制作用;在其他民事领域(如对监护制度的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效力的规制等)亦有重要功能,可为民事活动划定底线,为规范整合提供价值引导。
  如果说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功能区隔的实现,取决于在微观上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具体规则能否有效供给,而宪法的整合机制是在宏观上提供价值尺度,那么转介条款的运用,则处于一个中间层次:一方面,转介条款本身是抽象的概括条款,能够提供的具体指引有限,而只是建立引进特别法管制政策的管道;另一方面,它又并非诉诸抽象的原则或价值,而是指向民法典外具体的管制规范。苏永钦教授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总则编的第71条、债编的第184条第2项和物编的第765条是三个最重要的转介条款,分别转介公法规范来协助划定法律行为、侵权行为和私有财产的界限。[31]对比来看,《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经历了最后审议关头的“死里逃生”,终得保留,其规制法律行为的转介条款功能已得到司法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32]《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是大的一般侵权条款的规定模式,但多数意见认为我国侵权法并未对绝对权和纯粹经济损失提供相同程度的保护。建立在区分保护的基础上,一种有力见解认为,[33]应当将这个大的一般侵权条款拆分(方法上实质为目的性限缩)为“狭义侵权”(即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绝对权并造成损害)、“违法侵权”(即因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和“背俗侵权”(即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损害于他人)[34]三个小的一般侵权条款。这一解释方案在实质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接受。[35]则对于“违法侵权”类型而言,《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转介条款作用——转介主要来自于刑法和行政法的各种保护性规范。[36]相较于针对法律行为和侵权行为的转介条款,第三类针对私有财产权行使的转介条款讨论较少。《民法总则》第132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原则,即“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这同样有可能打开一个公私法沟通的管道,规范当事人的私权行使行为。当然,权利的保护与权利的界限是一体两面,权利的滥用固然要禁止,权利的保护更是要加强,尤其应警惕公权力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名侵害民事主体的权利。正如德国学者施瓦布所言,“授人以一项权利并不因此而导致关于利益合理性的讨论园地开张,而是原则上导致此种讨论结束”,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否则“只要是在一项权利的授权内容范围之内,该权利就既不受他人利益也不受公共利益的限制”。[37]
  (三)小结
  从《民法总则》推断,未来民法典的体系选择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惊喜”或者“意外”。只要能够良好地发挥法典的体系整合功能,这一保守的思路至少也不算太坏。未来的民法典固然不会完全拒绝回应管制的要求,但绝大多数具体的、变迁较快的因事、因人或因时、因地的特殊政策考量还是会留在民法典外,关键是如何衔接;而公私法之间基本的沟通管道也已经铺设,更具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的规则尚有赖司法实践中案例的积累与发展。[38]民法典仍然会聚焦于民法的基础和核心部分,体系创新既然不是主要关注点,内容充实就应当赢得更多重视。从实用的角度说,更重要的是在民法典中完成基础规则的供给,而不是在哪里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权规定是放在总则还是独立成编,债的共通性规定是放在合同编还是独立成编,都只是次要的体系选择,更充分的规则供给才应是关切之所在。
  二、多重法源与规范整合
  民法典的体系选择限定了民法典直接进行的规则供给的大致范围。在这个有限范围内,能否有效地提供一套足够完整、便利司法裁判的基础规范,是评判民法典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前述人格权、债法总则等方面大规模的规范缺失或尚可归咎于体系局限,但即便《民法总则》重点关照的领域——如民事主体、法律行为、代理等——也存在严重的规范缺失、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这就充分说明了规范整合的任务并不容易完成。两重特殊的历史原因无疑加剧了整合的难度。其一,中国民法典编纂并不是在白纸上画图,而是一个“边建边拆,为既有小区回填地基、重接管线的艰巨工程”,[39]即需要在诸多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回填”一个民法典。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民法典作为新法、一般法、上位法,与诸多旧法、特别法、下位法的关系问题。其二,由于特殊的法治发展历程,在既有的民事法律渊源中,法源地位微妙的民事司法解释实质上占据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其本身缺乏规范的“退出”机制,[40]而近年的重要民事立法(如《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在清理、吸收司法解释方面又颇为懈怠,造成了很多无谓的混乱。[41]以至于有学者断言:“如果中国民法典编纂不能妥善处理与业已存在且规模巨大的司法解释的关系,将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42]
  (一)规范整合
  我们以《民法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第133-160条)和第七章“代理”(第161175条)——这是最重要的总则性规范——为例考察规范整合的情况。这两章共43条,数量占比不算特别大(约占全部条文的五分之一),但技术性最强。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比,《民法总则》在很多方面确实大为充实和改进了。例如,第六章的“意思表示”一节明确规定了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第137条,又分为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和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第138条),区分其生效时间,并规定了针对不同类型意思表示的不同解释方法(第142条,尽管未必合理),并澄清了沉默的意义(第140条第2款);“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一节整合了原来的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制度(第151条),未再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无效规则。又如,第七章的“委托代理”一节明确规定了共同代理(第166条)、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之禁止及例外(第168条)、职务代理(第170条)等。但是,这两章规定依然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
  一是规范供给不完整,很多地方仍是简单沿袭旧法,未作必要的补充或澄清。例如,对非常重要而又疑难的重大误解制度(第147条),立法者未作任何进一步的阐释,甚至未将司法解释中的内容吸收进来;[43]法律行为附条件制度沿用《合同法》规定,仅简单将合同改为法律行为,对条件的意义、类型、附不同类型条件的法律后果,以及条件成就与否未定期间当事人特殊的权益保护与处分限制问题,[44]均无规定;“代理”部分未能对聚讼纷纭的表见代理(第172条)的构成进行澄清,[45]也未处理相关的冒名行为问题。最典型的要属《民法总则》第157条对无效法律行为后果的规定,该条几乎照搬《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和《合同法》第58条,未作任何改进。实际上,无效法律行为的后果极为复杂,远非这一简易规定可以处理。无论物权返还请求权(《物权法》第34条)、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总则》第122条),抑或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请求权(《合同法》第42条),都已有专门规定,相关问题可以回到各请求权基础规范之下具体处理。也就是说,第157条只是简单罗列了法律行为无效后当事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各项请求权,或者说给出了各项请求权的一个适用场合,而并未就各项请求权设置与基本规定不同的、特别的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当然,我国民法上物权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规定都极为粗疏,回归到基本规定也未必能“得其所”。如果我们有基本的体系观念,就能清楚地意识到此处存在的大量规则缺失及其引发的问题。那么,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将第157条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就在此对法律行为无效后的返还、折价补偿、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实质性建构,[46]这样或许反而更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习惯做法。然而,如今的第157条显然毫无作为。
  二是增删修改不彻底。例如,《民法总则》第146条首次明确规定了通谋虚伪表示制度,却未同时规定单方虚伪表示(真意保留)制度,也未处理通谋虚伪表示对善意第三人的效力问题;第149条、第150条增设了第三人欺诈和第三人胁迫制度,但同样未规定欺诈、胁迫(以及重大误解)的撤销能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第154条改进了恶意串通规则的表述,但并未能准确揭示其意旨。[47]在“代理”部分,《民法总则》删去了荒谬的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规定(《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48]却仍然保留了“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民法总则》第164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66条第3款)。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可认为是一种代理权滥用的情形,此时可构成狭义的无权代理,被代理人可以选择是否追认。代理人是否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主要取决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基础关系,无须、也不能简单诉诸本条。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对被代理人利益造成损害的,也可构成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8条),连带责任问题亦无需赘述。
  三是规范表述不准确。抛开“法律行为”还是“民事法律行为”“任意/意定代理”还是“委托代理”这类历史遗留的语词使用问题,在规范意旨的阐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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