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英文标题】 Review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Guilt Admission and Punishment Acceptance
【作者】 钱春【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诉讼公正;自愿;协商;具结书
【英文关键词】 Guilt Admission and Punishment Acceptance; Litigation Justice; Voluntariness; Negotiation; Affidavit
【文章编码】 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2018期刊号=2页码=150期刊栏目=实务研究标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视与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50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正在我国进行,对司法实践中呈现的问题时有争议,故学理上的深度探究依然具有必要性。如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保障被追诉人协商时的自愿性,确保被追诉人具备充分的协商能力,并将协商结果最终体现在具有公法契约性质的具结书中,这三个基本问题能否解决共同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否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因此是相关制度改革与机制构建中的重中之重。

【英文摘要】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guilt admission and punishment acceptance is underway in China and there are sometimes disputes over issues emerging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deep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e three basic questions that how to safeguard the voluntariness of the defendant in negotiation, how to ensure equal negotiation ability of the defendant, and how to embody the negotiation result in the affidavit with contractual nature in public law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in relevant systems reform and institutions establishment because whether such three questions can be solved determines the reasonableness and scientificness of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guilt admission and punishment accept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897    
  一、问题的提出
  距离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已有一年多时间,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依旧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笔者在持续关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时,发现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即使偶有研究,探究的深度也较为有限。现有的相关文献的作者多热衷于对问题现状的研究,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显然不是无根之木,也许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其从发生学角度进行理论探讨,依然会对改革实践具有指导价值。正在我国进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尽管也有指导性文件作为其依据,有些基本制度的安排已经达成共识,但一些具体的机制设置各地做法各异,有些做法甚至可能相互对立,认识也不一致,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属性界定问题;[1]被告人的协商能力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介入阶段问题;[2]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协议的反悔权和一审上诉的问题;[3]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4]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客观地存在于授权改革之中,那么,究竟如何看待问题,笔者认为,需要穿过问题具象的迷雾,揭示问题的本真,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依然需要站在理论解释的立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诠释与解构。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是解决国家和被追诉人之间纷争的法定程序,国家通过求刑权和行刑权来实现刑罚,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公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天然不平衡状态,随着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需要重新加以审视与科学化,即应当通过制度安排对被追诉人进行倾斜性保护,使二者趋于平衡。由此,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的提高和刑事诉讼多元的价值取向成为法治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其在关注诉讼效率的同时,更需追求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在整体对抗性(紧张性)的事实真相的查明模式中,嵌入协商(合作)性司法理念或模式,既能提高诉讼效率,也能增强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抑制权力,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动态平衡。协商模式下的被追诉人的协商能力的提高对于协商的结果即诉讼契约的公正性意义重大,或者说是正当程序契约化的保障。笔者对于中国特色的协商性司法的典型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与现实考量也就由此而展开。具体到中国的制度改造中,诉讼公正是评价相关制度改革的价值基点;被追诉人拥有充分的协商能力是认罪认罚制度建设中的关键节点,是对制度改革正当性的直接表达,而协商的前提则是自愿;具结书的契约化,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结果的书面确认,这既是对诉讼主体地位的巩固,也是对诉讼公正的验证。以上三者共同建构了检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合理性的标尺。
  (一)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传统理论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若干对矛盾体,其中之一便是公正与效率,[5]有学者认为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是截然对立的、很难融合的一对概念。新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便是“公正与效率”,由此也可以认为诉讼程序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公正与效率之间择其一,或者是两者兼顾,由此可推导出公正与效率处于同一位阶,只是在不同的改革方案中有着不同的排列顺序。然而,从整体来观察诉讼程序,就会发现其本质属性依然是司法公正,效率是对司法本质属性的外在评价。不具有效率的普通程序不能体现司法公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同样,没有公正的效率也不正义。“公正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6]
  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简易程序的进一步的细分,其直接的制度目标就是诉讼效率,但是对于简易程序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依然是司法公正与程序的正当性,其提高的诉讼效率依然能被公正的评价内涵所涵摄。所以从司法的外在评价来讲,公正的地位远远高于效率,效率不可与公正同日而语,即“看这种对效率的追求是否已经脱离了公正的射程(内涵和外延),假如它仍在公正的射程范围内,仍在实现公正所需要的效率度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当对效率的追求本身仍是对公正的追求时,那么这种追求不但不是对公正的破坏,而且正是实现公正所需要的”。[7]是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从其本质属性即公正来加以理解和建构。与之逻辑一致的是,对于传统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也需要作出反思,有必要将打击犯罪置于保障人权的序位之后。“实际上,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刑事诉讼程序所承载的目的应该是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所有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预设,无不以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8]从这一角度看来,尽管诉讼效率是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主要预设目标,也深度契合了实用主义的司法潮流,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应当仍然立足于人权保障和程序的正当性,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因此,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是制度设置的底蕴。
  (二)协商性司法理念
  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协商性司法可以初步定义为,“诉讼主体通过对话与相互磋商,达成互惠的协议,以此来解决刑事争端的一种司法模式”。[9]所谓“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是指被告方与刑事追诉机构通过协商、妥协来决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模式。[10]国内对协商性司法的定义相差不大,也有学者认为协商性司法与恢复性司法在概念上没有本质的差异。[11]笔者认为,协商司法与对抗式司法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两者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通过协商、对话达成共识,更有利于探究案件的真相,达至法律真实,而恢复性司法更侧重刑事责任的社会修正与犯罪治理。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隶属于功利主义的协商性司法侧重于特殊预防与刑罚个别化的矫正功能,而传统的对抗式司法侧重于刑罚的报应功能与惩罚作用,或者说侧重于一般预防,是犯罪观和刑罚观的变迁使得协商性司法发展起来。不同于对抗式诉讼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中国家公权力与被告人私权利之间难以妥协与共存的状况,协商性司法则以控辩合作来解决诉讼纠纷。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说是协商性司法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协商能力已然成为考量制度正当性的重要因素。尽管协商性司法远不及对抗式司法对程序的要求严格,甚至可以说协商性司法是反形式主义的,可能导致程序的“空洞化”,但其依然需要坚守诉讼程序公正的底线品质。由是观之,如何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协商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于是,盲、聋、哑人能不能成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对象,需不需要强制律师辩护制度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等问题便至关重要。
  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对协商性(司法)制度做出的透视是:“交往行动的主体意愿使他们的行动计划建立在一种共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共识又建立在对有效性主张的相互表态和主体间承认的基础之上;因此,作数的仅仅是那些有可能被参与各方所共同解释的理由。”[12]依交往行动理论或商谈理论,在协商性司法中达成一致的协议就是共识,而合理的动机是促成参与各方形成共识的理由。换言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确保控辩双方在真诚的即有效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前提下达成从宽的协议,协议的正当性建立在被告人有充分的协商能力和协商的自愿性上。正如达玛什卡指出:“随着自由放任精神渐趋式微,人们也越来越难以推定司法的目标可以通过允许诉讼当事人自行选择最符合其利益的程序形式来得到实现。弃权,无论是真正基于单方意愿的还是由双方谈判所导致的,现在越来越常规地受到法官的审查。”[13]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审查可以防止控方非基于被告人的自愿意志促成认罪认罚,妨碍协商的自愿性和实体的正当性。诚如学者所言,“政治的——和文明的——协商、讨论和妥协的艺术获得了运用”,甚至“程序也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的”。[14]
  (三)正当程序的契约化
  一般来讲,契约是私法上的概念,是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合意,“在新的司法改革态势下,传统司法分配正义理念已经难以应对现实需要,契约文化理念不断渗透到公法领域”。[15]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辩诉交易的协议便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刑事公法契约特质,控辩双方要在后续的诉讼进程中履行这种承诺。被告人在律师的主导下拥有是否进行辩诉交易的决定权,辩护方还拥有反悔权。只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被告人违约反悔,要求按照普通程序解决刑事纠纷,才会遭到更加不利的判决后果。相对地,控方也可能没有按照协议的内容进行指控并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控方违约后的三种救济方法:①被告人撤回有罪答辩并就原始指控接受重新审判;②由上诉法院签发命令,责令检察官按协议内容具体履行约定义务;③上诉法院直接改判或撤销原判决并另行派法官重新判决”。[16]在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也有特定形式的公法契约的现象存在,例如刑事和解特别程序中的和解协议,只是和解的双方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正如学者所言:“相较而言,刑事和解契约并不是典型的‘公法契约’,表现在契约任何一方都不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但是一般要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启动、主持这个程序,或者来确认结果,协议内容才能生效,因此属于不典型的公法契约。”[17]
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那么,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具结书有没有刑事公法契约的特质呢?在我国试点地区的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知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的基础上阅读、理解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因此,当下的具结书可以说是单方义务性质的承诺书。笔者认为,赋予具结书的双务契约地位可能更符合诉讼实践的发展。认罪认罚制度下的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既包括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原因或控方故意误导的原因而反悔即不认罪认罚,如控方可能为了促成适用认罪认罚的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而不当承诺,也包括控方的反悔即没有按照认罚的内容进行指控,尽管此种情况发生较少,却会导致被告人感到委屈甚或被欺骗。在上述两种情形中,都有必要赋予被告人反悔的权利。因此,赋予具结书的双务公法契约属性,才能合理解释被告人基于对抗控方的原因而拥有的反悔权(而单方义务的承诺书对此就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也才能合理解释基于控方的原因,被告人反悔后,在适用普通程序时,一般不能让被告人承担更加不利的后果。另外,赋予具结书刑事公法契约的性质,是刑事诉讼被告人地位的提升,否则,其不可能与公权力机关进行限定范围内的协商从而达成共识,这既是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继续走出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印迹,也是对被告人刑事诉权理论的进一步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诉权意义上的对犯罪事实与量刑的自认也具有类似民事诉讼中自认的法律效果,其会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具体适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共识基础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问题争点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2014年6月的速裁程序的试点改革开始成为正式的制度设置,对其进行实定法层面的梳理,有利于对具体分歧的理性思考和整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认罪协商程序,需要立足于本土的资源进行考察,特别是基于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阶段性以及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进行考察,同时需要吸收认罪协商程序中的具有诉讼规律性的做法,重点围绕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协商能力的深层次机制构建,拓展具结书的公法契约功能。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界定分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简而言之,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有学者认为从宽可以分为程序从宽和实体从宽。[18]还有的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最终获得实体法上的优惠评价和程序法上的从简待遇,从而实现提高诉讼效率、节约与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效果的一系列准则的总称”。[19]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对程序从宽的解读不够准确,程序从简待遇的说法也不够适当。程序运行的迅速、不拖延,使被告人尽快脱离权利不稳定的状态,就是程序的简捷性;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来讲,它却以减让部分诉讼权利为前提,由此不能认为它是对被告人的从宽,准确地说,它是对权力机关的从宽。此处的从宽在程序法上的主要表达应该是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更多地采用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降低审前的羁押率,防止刑期倒挂,这需要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合;在审查起诉阶段应该是对被告人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决定,实现此阶段的繁简分流。另外,实体判决上的从宽是指作出相对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缓刑、非刑罚化等处理。
  从宽的前提应该是认罪合并认罚,从逻辑上来讲,认罪但不认罚,或者认罚但不认罪,都不能适用试点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确实一直存有认罪或认罚出现在不同阶段和彼此分离的情形。例如,被告人可能在审前程序中对案件事实作出否定,却在庭审最后陈述中说“我认罪或认罚”,对此既不能不加区别地适用从宽处罚,也不能不予以从宽处罚。如有论者就这样认为,当前我国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没有明确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接受刑罚处罚就可以从宽。[20]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法发[2017]7号)中就有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的从宽规定。另外,被追诉人的认罪是对事实的判断,同时也会要求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进行价值判断,进而选择是否认罪。[21]被追诉人的认罪并不需要认识至正确罪名的程度,只要对犯罪行为的概括认可即可,因为法院拥有最终的定罪量刑裁判权。认罚其实就是对控方量刑建议的认可,这也是将来法院作出相对轻缓的从宽判决的依据。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讲,如何在诉讼过程中能够认可或预见将来的刑罚,需要法律制度促进犯罪嫌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认知状态。由此看来,自愿性的认罪认罚是前提,也是从宽量刑的依据,具结书就是书面形式的承诺。换言之,可以把认罪认罚从宽理解为认罪并认罚从而采取更加简易的方式审理案件,这样可能比“认罪认罚从而才可以从宽处理”更符合逻辑,从宽其实已经包含在认罚中,认罚不是笼统接受处罚的意思,而是包含已经从宽的相对具体的刑罚,尽管最终的刑罚要由法院判定。进一步而言,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实就是量刑协商程序,或类似于英美法中的量刑交易,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精准化是试点改革的首要目标就能很好地说明上述论证逻辑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量刑的协商能力是这一制度的关键,也是诉讼公正的侧重点所在,最终落脚于从宽处罚的具结书。按照这样的理解,需要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找到大致能够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各种制度表达,特别是其量刑减让的幅度的制度表达,以期完善和协调改革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二)我国实定法相关规定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冲突
  1.我国实体法中的主要表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能够集中体现于实体法中,例如自首和坦白,自首和坦白是最高程度的认罪形式。2017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自首和坦白的从宽幅度有明确的界定。应该说犯罪嫌疑人的自首与坦白属于认罪,但这不等于说它们就是明确的认罚,因为毕竟也存在认罪而不认罚的情形。如果自首与坦白同时叠加于认罪认罚的适用,那么从宽的量刑幅度如何确定?笔者认为,此种情形需要综合考量,一般可以施以更加从宽的量刑幅度,但也需要对罪责刑进行衡平。
    2.我国程序法中的主要表达
  认罪从宽体现在我国程序法中的最初表达可以说是简易程序。2003年3月14日试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3]6号)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2012年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然而,两者没有就有关是否从宽加以明确细化。对于认罪从宽的酌定情节是否继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除了简易程序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也涉及认罪从宽的内容。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在审前阶段就可启动,突出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更能彻底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认罪认罚、执行和解协议等更加自觉自愿,充分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和解程序与速裁程序等认罪认罚制度在处理案件的具体程序上可能会有交叉,目前来讲只能采用单选模式,不能采用叠加的方式进行量刑减让。刑事和解程序的量刑减让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5条中有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也规定,对于当事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277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由此可见,刑事和解程序量刑减让的幅度相对较大。
  总之,认罪认罚从宽是一个集合了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非单一性的组合制度,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从宽的量刑处置。认罪导致量刑幅度的减让,被追诉人同时也需要认可这减让的刑罚,进而法院通过更简略化的程序来确定刑事责任,这就需要和已有的实定法上的相关规定相协调,从而保障具结书中的认罪认罚协议的适当性。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成为激励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来处理案件,在其基础上法院才可对其作出从宽的量刑处理;不能将其理解为以程序利益的交易作为实体从宽量刑减让利益的对价;不能将其理解成从宽来自于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其实质依然是实体层面的认罪从而从宽的制度本源,否则就会混淆实体与程序的逻辑关系。程序从简本质上对被告人是不利的,但更简略的程序,对于减少审前羁押期限,采取非刑罚的措施,最终使法院在判决时不会受刑期倒挂的困扰,从这个角度来讲,程序从简对被告人又是有利的。辩证地理解程序从宽或从严需要和有关主体联系,程序从简及其作用的利弊等也需要辩证理解,对文义的理解需要符合司法实践的逻辑。
  (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的具体机制的不同认识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统领并贯穿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速裁程序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的问题,可能依然在适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处理中继续存在,甚至可能会出现放大的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上更偏重于程序法上的架构,尽管有框架性的文件作为试点改革的指针,但一些具体的程序机制的设置依然分歧较大。其主要争论分歧包括:其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定位;其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何时介入刑事诉讼;其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其保障;其四,被告人享有的反悔和上诉权;其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的协商能力保障;其六,量刑从宽的幅度;其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等等。第一个至第四个问题涉及自愿性问题,第五个问题以后的问题主要涉及协商能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争议的原因,可能是论者没有深刻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理论解读。如前所述,可以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为认罪并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3489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