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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金融服务法评论》
中国跨境破产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 杨挽涛{1}陈胜{2}【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跨境破产;域外效力;新破产法【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1(第三卷)【总期号】 第三卷
【页码】 338
【摘要】

对于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世界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存在差异,主要有三种理论:属地破产主义、普及破产主义和折衷主义。跨境破产在联合国跨界破产示范法以及欧盟破产程序规则的推动下已逐步呈现统一化趋势。2006年出台的《企业破产法》第5条确认了中国破产法下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在实践中,中国法院的破产程序是否以及如何在域外产生效力,涉及外国法律和外国法院对此的认可问题。对于外国破产程序,中国法院将对其予以审查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认可。但是,关于如何认可外国的破产程序,新破产法尚未形成全面的制度,尚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展的空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1126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掀起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破产浪潮。{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投资与贸易在数量和规模上大幅度增长,越来越多的破产涉及了跨境的资产和债权人。作为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活动重要力量的跨国公司也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波及下,濒临倒闭与破产,这些破产及大量的跨境资产和跨境债权人,突出了跨境破产带来的现实问题。就目前国际跨境破产领域而言,各国现有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盲点,国际合作与协调也非常有限。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对此也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跨境破产实践的历史与发展出发,通过分析新破产法实施之前的几个典型案例以及新破产法实施之后,在跨境破产的实践中已经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来探讨中国法律框架下跨境破产的问题。
  一、跨境破产域外效力理论
  由于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立法背景以及对主权、司法权认识等诸方面存在差异,在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问题上,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种种差异。概括而言,目前国际上针对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存在以下三种理论:属地破产主义(Territorial Approach)、普及破产主义(Universal Approach)和折衷主义(Mix of Territorial and Universal Concerns)。{4}
  (一)属地破产主义
  属地破产主义主张,一国破产宣告的效力只能及于破产宣告国域内,即一国法院对某一债务人在该国的破产判决、裁定,不能排除另一国法院再对同一债务人宣告破产。依属地主义进行的破产宣告,只能在本国内生效。属地破产主义遵循严格的主权原则,将破产视为一种强制执行程序,与一国的公共秩序紧密相关。破产管理人无权收回债务人位于其他国家的财产,除非债权人在其他国家又开始一次破产程序。属地破产主义将破产效力严格限制在一国领域内,可避免发生法律的冲突和选择的问题,有利于简化债务人本国的破产程序。但是,属地破产主义主张的破产程序多元化导致重复的破产管理和清偿,破坏了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公平分配的目标以及对所有债权人进行平等分配的破产法原则,事实上鼓励各个债权人自行寻找破产人的财产,选择在不同的法域采取诉讼或破产措施。
  (二)普及破产主义
  普及破产主义主张,由一个中心地法院(一般是债务人主要管辖地法院)管辖债务人的所有资产并按照法院地国的实体破产法分配给所有债权人,外国法院或外国程序最多只能起辅助或协助作用。根据该原则,债务人在一“中心国”法院被宣告破产后,其效力可及于债务人位于世界各地的财产。在普及破产主义模式下,破产程序分为主要破产程序和辅助破产程序。辅助破产程序是为了协助主要破产程序管辖资产,即将本国的资产移交给主要管辖地法院,协助主要程序法院并承认和强制执行其裁定。通过一个中心程序解决跨境破产问题,避免了程序和诉讼的重复进行,对债权的管理将更为有效,也有助于防止破产人将其财产转移至国外,避免本国债权人利用地利取得比其他国家债权人更多的清偿,损害债权人集体公平受偿的利益。但是,由于破产财产是按照主要管辖地法院的实体破产法进行分配,这涉及其他国家司法权利的放弃,对位于法院地以外的财产在执行分配中存在难度,需要双边和多边的司法合作。对外国债权人而言,其参加主要管辖地的破产程序要涉及境外法律的适用和境外的活动,操作的难度和费用往往较高。
  (三)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是指在破产宣告的域外效力上,将属地破产主义和普及破产主义结合起来的原则。该原则强调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最有效和最经济的管理。以折衷主义原则本身的特征为依据,该原则又可以分为合作的地域主义模式和改良的普及主义模式。合作的地域主义模式是指每一国法院对其境内的财产各自行使破产管辖权,各国法院之间进行管辖合作,控制债务人对财产的转移。但合作的重点更多在于程序方面。改良的普及主义模式是指对于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坚持普及主义原则,但保持相对的灵活性,在实践中视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变通,对于其他非主要管辖地法院所做的破产宣告,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予以承认并给予协助。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和欧盟破产程序规则即采纳了改良的普及主义模式,倡导成员方之间的实体和程序合作,又尊重成员方法律的一定独特性。
  二、中国跨境破产立法的历史与发展
  在新破产法通过之前,由于没有对跨境破产问题进行专门规定,对于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地方法规对跨境破产有一些尝试,如下文提到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破产问题作了规定。其中,前者针对客商在特区的财产可由客商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提出处分意见的规定,没有直接正面回答是否承认与执行该外国破产程序的效力。该规定似乎更接近于改良的普及主义的模式。后者则明确了拒绝承认外国程序对破产企业位于特区财产的效力,属于传统的属地破产主义。两个条例的规定反映了特区在跨境破产问题上的突破性尝试,但这些规定仅仅作为地方性法规,必然有地域性和片面性的局限。
  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该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破产专门立法,内容涉及破产申请的提出和受理、债权人会议、和解与整顿、破产宣告和清算等内容。但是,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此外,该法对于跨境破产没有任何规定。
  1991年《民事诉讼法》增加的第19章专设“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该法第206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不是法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不适用本章规定”,从而将该章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到国有企业以外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企业。虽然这一章的规定扩大了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但其内容与企业破产法相比,在破产程序等规定上更简单,也未涉及任何关于跨境破产的特殊规定。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1991年11月17日法(经)发[1991]35号],其中74条规定:“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进一步明确《企业破产法(试行)》仅适用于国有企业。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2次会议通过,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取代1991年的司法解释,以正确适用《企业破产法(试行)果然是京城土著》和《民事诉讼法》有关企业破产方面的规定,并规范对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
  此外,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这些有关外资企业的专项法律中,也没有关于跨境破产问题的任何规定。
  在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外,在有关破产的文件上,还有国务院相继颁发的国发[1994]59号{5}和国发[1997]10号{6}文件。但这两个文件只是政策性破产的主要依据,实际上是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而出台,以政策解决国企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并没有利用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也没有涉及跨境破产的问题。
  有涉及跨境破产问题的规定的,曾经出现在地方性立法中。分别是《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1986年9月28日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86年10月20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广东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1986年11月29日广东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1987年7月1日施行,以下简称《深圳条例》)。上述两条例均有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破产问题。其中,《广东条例》第40条规定:合资公司、合作公司和外资公司的客商在境外宣告破产,其在特区内的资产,可由客商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提出处分意见。《深圳条例》第5条规定:依国外破产法宣告的破产,对破产人在特区的财产不发生效力。此后,《广东省公司破产条例》于1993年8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废止《深圳条例》,统一了广东省内公司破产的有关规定。
  2006年8月27日,《企业破产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这是中国转型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新破产法填补了市场经济规则体系中关于退出法与再生法的一大缺口,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其中第5条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承认和执行。”这一规定承认了跨境破产的域外效力,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破产,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予以承认。
  上述规定涉及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跨境破产适用的对象。按照新破产法的上述规定,跨境破产适用的对象既包括在中国境内破产但在境外有财产的企业法人,也包括在中国境内有财产但在境外被外国法院宣告破产的企业法人。{7}
  第二,关于跨境破产的两个核心。一是我国法院作出的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定是否对其位于境外的财产产生效力?二是外国法院作出的企业破产宣告的裁定(或更为广义的外国的破产程序)是否对其位于中国境内的财产产生效力?对于前一个问题,新破产法规定依照破产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的境外财产发生效力。至于该有效判决、裁定在外国如何受理,以及能否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则需依据该外国破产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或者依据我国同该国缔结的双边协议或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对于第二个问题,新破产法规定只依照签署的相关的国际条约或双边司法条约,或是按互惠原则进行审查,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三个限定条件下,我国法院就可裁定承认和执行外国的破产裁定。实践中,境外破产程序能否在境内得到承认与执行,是中国法下现阶段跨境破产的重要问题之一。下文有关跨境破产的分析,也将主要围绕第二个问题展开。
  三、跨境破产案例分析——实践中的问题
  在新破产法实施之前发生的各类跨境破产案件中,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不同的法院对于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有关破产的判决、裁定持不同的态度,也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等因素的影响,故作出的裁定结果也各不相同。本部分将从几个案例着手,对中国法院对境外破产判决、裁定在国内的认可作一回顾和分析。
  (一)案例:南洋纺织品商行倒闭案
  南洋纺织品商行是一家由香港公司经营的外商独资企业。1983年,该商行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其控股母公司在香港法院被清算。香港法院任命的接管人到深圳要求接管该商行在深圳的财产。由于当时法律没有关于此类问题的规定,是否承认香港的清算程序,并允许香港法院任命的接管人接管位于深圳的财产,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此情况下,深圳法院允许该接管人和深圳当地政府进行谈判。根据谈判的结果,由该接管人接管了商行位于深圳的财产,并将适用香港的清算程序对该商行位于深圳的财产进行分配。该案中,当时的法院(和政府)的实践做法,实际上采用了普及破产主义原则,甚至超普及破产主义原则,不仅承认香港法院任命的接管人,甚至将香港清算程序适用于该香港公司投资的企业在境内的财产。
  但这仅仅是实践中的个案做法。由于对跨境破产问题缺乏相应的规定,在出现同类案件时将不利于案件的依法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的出台。{8}该条例第5条规定:“依国外破产法宣告的破产,对破产人在特区的财产不发生效力。”这就明确了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对债务人位于特区财产的效力的态度。按照该条的规定,对在特区内的财产不发生效力,那么域外破产清算的程序也不适用于财产的分配。
  (二)案例:荔湾区建筑公司诉欧美中国财产有限公司案
  欧美中国财产有限公司是一家香港注册的公司。因欧美中国财产有限公司违约,原告荔湾区建筑公司在广州某法院起诉。之后,被告欧美中国财产有限公司在香港进入清算程序。根据当时生效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40条的规定:“合资公司、合作公司和外资公司的客商在境外宣告破产,其在特区内的资产,可由客商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提出处分意见。”同时该条例第44条规定:“客商代理人处分客商资产,应采取股权或权益转让的方式,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本案中客商本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对是否有提出对于其在特区内的资产的处分意见并不清楚。
  (三)案例:升辉集团诉佛山市南海区计划发展局和南海区人民政府债权转让案{9}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升辉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发展计划局(原名为南海市计划局)、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原名为南海市人民政府)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佛山中院于1999年11月24日作出了(1998)佛中法经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作出裁定发回佛山中院重审。在佛山中院重审之前,原告升辉集团已于2000年2月9日被香港法院颁令清盘。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原告仍有法人地位,但如其委托代理人继续以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则须取得香港破产管理署署长的委托。法院认为,在原告破产清算期间,其一切债权债务均移交给破产管理人,故债权是否主张应待破产管理人决定,在管理人作出决定前,应中止案件审理。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01年6月12日向原告发出(2001)佛中法经重字第5-1号通知书,限原告在收到该份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办理有关的香港破产管理署委托进行诉讼的手续,但原告未按期办理。佛山中院于2001年9月18日依法作出(2001)佛中法经重字第5-2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本案诉讼。
  本案与荔湾区建筑公司诉欧美中国财产有限公司案的区别在于,原告是在案件重审前被宣告破产的。清算人或者破产管理人作为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人,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这一做法并没有否认原企业的法人主体资格。
  (四)案例: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深圳分行破产案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ommerce and Credit International,BCCI)是一家总部设在卢森堡的跨国企业银行集团,1991年7月因大规模欺诈行为并为贩毒集团“洗钱”先后被英、法、瑞士、西班牙等六七十个国家的有关机关接管、关闭,并被宣告破产。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其在深圳的最大债权人,向深圳中院提起宣告BCCI破产,并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的请求。深圳中院于1992年受理该案,并根据中国债权人的申请冻结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深圳分行在中国的财产。根据《深圳条例》第5条的规定:“依国外破产法宣告的破产,对破产人在特区的财产不发生效力。”深圳中院由此没有采纳BCCI的全球清算程序,而是另行任命了中国国内的清算组,负责BCCI深圳分行的清算,并依中国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但是,深圳中院的上述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值得探讨的。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没有详细资料表明深圳中院任命中国国内清算组以及进行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律依据。由于此案于1992年受理,根据当时生效的法律,在涉及破产方面,仅有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10}因此,深圳中院在受理该案中另行任命了中国国内的清算组并依中国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据。有报道称,因为中国法院未参与全球范围的清算,中国债权人仅获得25%的清偿。而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债权人通过各国法院的有效合作,获得了债权的40%的清偿。{11}但也有媒体有不同报道。笔者在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卢森堡的某清算人的沟通中,得知全球有关的清算到2009年才基本完毕。
  (五)案例:E.N.Group破产案{12}
  E.N.Group由Nassetti公司于1997年更名而来。Nassetti公司是南海娜塞提中外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E.N.Group于1997年10月24日被意大利米兰法院第62673号判决宣告破产,其后米兰法院作出《E.N.Group股份公司破产出售令》和《被没收财产转让判处令》将E.N.Group所有财产、权利及持有股份的海外公司作为整体转让给申请人B&T公司。但是,Nassetti公司于1999年5月通过当地外经部门的批准,将其在南海娜赛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香港隆轩公司。申请人B&T公司认为:Nassetti公司非法转让其无权处分的南海娜赛提公司的股份给隆轩公司,侵犯了B&T公司作为持有破产人海外股份的法定所有人的权利,遂于2000年12月18日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承认和执行以下判决、判处令及事项:(1)意大利米兰法院作出的第62673号破产宣告判决;(2)意大利米兰民事、刑事法庭于1999年9月30日作出的《被没收财产转让判处令》,责令破产监护人将E.N.Group的破产财产交付于购买人B&T公司;(3)E.N.Group的所有财产,包括对南海娜塞提持有的98%股权,完全交付申请人由其自由支配;(4)确认申请人B&T公司对南海娜赛提公司持有98%的股份,并恢复申请人在南海娜赛提公司的合法股东地位。
  根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法小宝》268条的规定,外国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需要在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认定其效力。中国和意大利于1991年5月20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正式生效。根据该条约,缔约一方的法院对于在条约生效后的民事裁决,需另一缔约方承认与执行的,应根据该条约予以承认和执行。该条约详列了6种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况,即(1)根据本条约第22条的规定,作出裁决的法院无管辖权;(2)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尚未生效;(3)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在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时没有得到合法代理;(4)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案件已经作出了生效裁决,或已承认了在第三国对该案作出的生效裁决;(5)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案件正在进行审理,且这一审理是在向已作出需承认的裁决的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开始的;(6)裁决中包括有损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内容。本案中,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宣告破产的E.N.Group公司住所地位于意大利米兰市,根据条约第22条被告在缔约一方境内有住所,缔约一方即被视为对案件有管辖权的规定,意大利米兰法院有权受理该破产案。同时,意大利法院作出的破产判决以及《被没收财产转让判处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不存在双边条约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且未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国家主权、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于2001年11月11日,作出裁决承认意大利米兰法院的破产判决的法律效力以及意大利米兰市民事、刑事法庭作出的《被没收财产转让判处令》的法律效力。{13}
  此外,关于申请人要求将E.N.Group公司持有的南海娜塞提98%股权完全交付给申请人由其自由支配以及确认对南海娜塞提98%股权的申请,由于该股份已经被转让给第三人,涉及第三人的利益,能否直接予以执行尚不能确定。故法院并没有直接对裁定承认的意大利法院的判决直接发出执行令,而是告知申请人持民事裁定书另行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
  (六)案例:法国百高洋行(PELLIS CORIUM “P.E.L.C.O.R”)破产案{14}
  针对申请人安托瓦纳·蒙杰尔提出的关于承认法国普瓦提艾商业法院于1998年10月2日作出的破产判决的请求,广州市中院于2005年6月20日作出裁定,承认法国普瓦提艾商业法院的判决。广州市中院作出上述裁定的理由包括:(1)域外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不违背我国内地法律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申请承认的判决内容是关于宣告法国百高洋行破产清算及指定破产清算人,依国际私法规则,应由公司注册地法院管辖,故该域外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2)判决是已生效的终局判决。本案中申请人提交了一份《证明》,该证明是由法国瓦提艾市商业法院的书记官皮埃尔—奥利维埃·于朗(Pierre-Olivier Hulin)于2004年7月28日出具的,证明该申请人申请承认的判决已经生效。因此,已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判决已生效。(3)依据作出判决的法院所在地的诉讼程序规则,被申请人在诉讼中已获得充分的陈述或者辩解的机会。本案中,申请承认的判决当事人仅有破产企业一方,故不存在对方当事人行使抗辩权的问题。(4)判决不是通过程序方面的欺诈获得的。(5)判决与我国内地法院已作出的相关判决没有矛盾,同时与已经或很可能被我国内地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域外其他法院的相关判决没有矛盾。(6)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在我国内地起诉的,域外法院先于我国内地法院受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7)承认与执行域外判决不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七)案例: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东建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Nicholas Timothy Cornforth Hill和Damien Mark Hodgkinson案{15}
  1995年12月21日,被告东建公司向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承诺对原告与新纪元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书项下的各类银行授信额度本金不超过港币20,000,000元的贷款提供持续的不可撤销担保,并约定该担保书受香港法律管辖。原告依约划款给借款人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1993年3月18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但借款人未依约按期还款。原告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借款人要求其偿还尚欠的贷款本息,香港法院判令借款人向原告偿还港币4,400,217.61元和以港币3,792,465.10元为基数的利息。判决生效后,借款人未依判决履行其付款义务。其间,原告曾多次要求借款人依担保书之约定履行其各项义务,但均遭被告拒绝。故原告向佛山中院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新纪元公司清偿原告贷款本金港币3,792,465.10元及利息;判令被告东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2000年11月8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决新纪元公司进入强制清盘程序。2002年2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委任Nicholas Timothy Cornforth Hill和Damien Mark Hodgkinson为新纪元公司共同及个别清盘人。由于新纪元公司进入清盘程序后,其办公地址移至香港破产管理署,故佛山中院将所有应诉材料送达至香港破产管理署,并于2002年10月1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新纪元公司未到庭。后佛山中院决定追加新纪元公司的清盘人Nicholas Timothy Cornforth Hill和Damien Mark Hodgkinson为本案第三人。两个第三人也都未出庭参加诉讼,但Nicholas Timothy Cornforth Hill在向佛山中院提交的有关信函中述称:因香港澳门国际有限公司之清盘呈请,香港高等法院于2000年11月8日颁令新纪元公司进入强制清盘程序。经核实,清盘人从新纪元公司银行户口及水电定金账户中共收回港币3608.07元。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这些收回的资金需要优先偿还香港破产管理署长的相关清盘费用及香港原诉方清盘呈请的经评定的诉讼费,由于清盘人已回收的资产将不足以支付这两项优先偿还项目,因此,新纪元公司其他无抵押债权人将得不到任何偿还。佛山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与新纪元公司之间的授信函没有违反香港《放债人条例》中有关放债业务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故该借款合同有效。新纪元公司未按照授信函的约定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其行为已构成了违约,新纪元公司应当向原告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港币3,792,465.10元及按照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利率计算的。因新纪元公司已进入了强制清盘程序,其有关财产和账册均须移交给清盘人。第三人Nicholas Timothy Cornforth Hill和Damien Mark Hodgkinson作为受托的清盘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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