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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当前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调查与研究
【英文标题】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In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Crime
【作者】 鲁兰周长军【分类】 犯罪学
【期刊年份】 1995年【期号】 1
【页码】 4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48    
  自1987年1月《海关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有10余部法律和单行刑事法规对惩治法人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司法机关查处法人犯罪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然而,7年来司法机关查办的法人犯罪案件却廖廖无几。原因何在?笔者结合1994年上半年参与的对四川成都、乐山、夹江等部分地市县查处法人犯罪状况的专题调查,就此作些分析,并对实践中遇到的若干政策法律问题谈点认识,进而,就如何走出法人犯罪查处中的困境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一、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调查中发现,近年来法人犯罪日见猖獗,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在走私、偷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假冒商标、行贿受贿、投机倒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犯罪方面尤其突出。但对此大都未按法人犯罪案件处理,而主要是“以罚代刑”即仅仅对犯罪的法人给以行政处罚了事;即使对极少数已追究刑事责任的法人犯罪案件,往往也只追究了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没有追究其策划者、组织者的刑事责任,对单位本身也没有判处罚金刑,这实质上是按自然人犯罪来定性和处理的,从而遮盖了法人犯罪的本质。以上便是当前查处法人犯罪的总体现状。
  综括这种状况存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法人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人犯罪主体不仅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还包括三资企业、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等。其中假冒法人行为与法人行为交织在一起,法人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并存,并多采取伪造批件、介绍信、通知书、担保书、资信证明等手段进行犯罪活动,因而,往往难以区分,查处相当困难。如重庆市中区、沙坪坝、江津等9个区(市)、县财政局证券公司负责人和工作人员17人,非法向合川市证券公司拆借出1600万元资金,共收受贿赂47万余元。
  2.无法可依的问题严重。现行刑事立法中,仅有一些单行刑事法规或附属刑法规范中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作了规定,而刑法总则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否适用于法人犯罪,如对法人犯罪的构成要件,一罪与数罪、共同犯罪、处罚原则等具体问题均未作出规定:尤其是以自然人为基础制定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有关法人犯罪诉讼程序的专门规定,也无任何有关的补充规定或必要的司法解释,从而使已有的法人犯罪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具体适用。
  3.有法难依的现象普遍。由于法人犯罪所谋求的企业、部门或地区利益,在查处过程中,往往会因对“三个有利于”的不同理解或者是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作崇而受到地方党政领导、企业主管部门乃至执法机关的种种干扰和庇护,从而,严重阻碍了对法人犯罪的深入查处。
  4.检察机关查办法人犯罪案件存在畏难情绪。法人犯罪往往罩着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的外衣,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而且又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因此,检察机关对查办此类案件存有畏难的心理,不愿查、不敢查、不善查乃是当前查处法人犯罪的内部障碍。
  5.对法人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存有误区。当前,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发展本地、本部门的生产,错误地理解生产力标准,弱化乃至抹杀法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为只要是为企业赚钱,没有中饱私囊,便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犯罪,或者认为虽构成犯罪,但情有可原,应当宽容和理解。加之,法人犯罪通常是抽象性的智力犯罪,其损害性和危险性不容易为人们直接感知,致使人们对其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甚或走入误区。
  6.企业运行中政府行为的介入。时处经济转轨时期,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还远未实现,政企结合现象在不少地区、不少企业内仍严重存在。实践中,企业法人往往因受到种种干扰而变形运作:法人犯罪行为的实施多数也是在地方党委或政府支撑或操纵下所为,而不纯粹是法人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对法人犯罪的查处便涉及到一级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自然难以深入下去,实践中往往是“绕道走”,以行政处罚或仅仅追究个别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了事。如四川平武县服装厂与深圳某企业共谋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一案中,平武县服装厂起初并无犯意,但在该县政府的一位主管领导亲自召集县财政局、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商议并最后拍板后,才参与了犯罪行为,共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164万元,但检察机关最后只能以自然人犯罪立案处理。
  7.打击机制合力不足。其一,对查处跨区域的法人犯罪(包括共同犯罪),缺乏统一的协调指挥机制。由于种种原因,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对法人犯罪的认识不一,带来了查处案件时的扯皮现象,甚至相互挚肘,各自为阵,目前检察系统已有的备案制度,也显得苍白无力。其二,行政执法机关越权现象严重。一些工商行政管理或税务部门受利益驱动影响,将一些依法本应移送检察机关处理的法人犯罪案件拒绝移送,而滥用职权,以行政罚款处理(因为行政罚款收入归地方,而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后,赃款则要上缴中央财政)。
  二、查处法人犯罪中存在的政策法律问题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滞后性,查处法人犯罪的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政策法律问题,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标准,从而构成了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又一具体因素,所以,急需得到解决。其中,突出存在的问题有:
  1.关于法人犯罪主体。尽管单行刑事法规和附属刑法规范对法人的犯罪能力和犯罪种类等已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对法人犯罪主体范围的确认尚无统一认识。有关刑事立法的表述通常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高检”在今年3月7日电话会议上则指出:“法人包括‘企业、事业法人’和‘机关、团体法人’两类。当前人们有时称法人犯罪,有时又称单位犯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并不全都是法人,但主要是法人。”两种表述的不同反映出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之间在法人犯罪的主体范围上存在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将法人犯罪的主体从“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缩小为法人组织、缺乏法人依据。就此而论,称为“单位犯罪”或许更为妥贴,因为单位既包括法人组织,也包括非法人组织,只不过“法人犯罪”这一称谓在现实中早已约定俗成,因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罢了,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远较其字面意思更为丰富的内涵。当然,对哪些种类的非法人组织才能作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不可一概而论。
  2.企业法人犯罪中的法人意志与法人代表人的个人意志的鉴别问题。犯罪意志本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核心,由于立法的不足,使得在鉴别某一犯罪意志究竟是法人意志,还是法人代表的个人意志时,往往出现认识上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在那些法人代表是唯一决策者的小型企业中。我们认为,如何区别法人组织的意志与法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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