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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
【副标题】 法律社会学的思考
【英文标题】 Crime and Delinquency in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s Markem Economy-From a Socio-legal Perspective
【作者】 苏力【分类】 市场经济管理法
【期刊年份】 1994年【期号】 6
【页码】 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12    
  
  社会治安和秩序近年来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不好是一个几乎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与经济联系的明显危害社会和公民的违法犯罪现象大量增加,[1]其它类型的违法犯罪现象也明显增加。本文试图利用法律社会学的一些知识,结合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特别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社会变化探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有关违法犯罪的现象问题。首先,我想一般地探讨市场经济与违法犯罪现象的关系。其次,我将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经济体制转换时期违法犯罪会增加。据此,我就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预防违法犯罪的激增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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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加在中国近年是一种共识。而在这同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直到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成分在过去的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中是不断增长着的。那么违法犯罪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究竟有没有联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能限制违法犯罪的增加或根除?
  从统计数据来看,自七九年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处理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加。考虑到立案标准的变化,社会中实际增加的违法犯罪现象将是统计数据本身未能反映的。不仅案件的量增加了,犯罪情节也有严重化倾向。近年全国各地严厉打击“车匪路霸”,而这种打击本身就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类犯罪行为在早些年是未有所闻的。各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都常有报导。收受贿赂或变相收受贿赂的犯罪、违法或不轨现象侵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呈上升趋势。尽管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打击犯罪违法,改造罪犯作了大量组织领导和具体的工作,就社会整体来看,违法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违法、城市犯罪、流窜犯罪、团伙犯罪、目前仍然趋向增多。[2]
  一方面是犯罪违法现象的增加;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中独特的现象。放眼世界,这种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并仍存在于各国。犯罪和现代化问题是法律社会学、犯罪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尽管学者们对这两种现象的关系的性质未能或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两者在许多社会中的共生关联却是无人否认的。例如,在西欧和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犯罪违法现象大量增加,正是在与各类违法犯罪的较量中,产生现代的犯罪学各流派。[3]在当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犯罪率也随之激增。[4]正由于这种紧密的伴随着的关系,以至于西方一些学者激烈批评和反对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以西方经济模式为摹本的现代化的道路。[5]
  也有经验表明并非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总是伴随了[6]犯罪的激增。众所周知的日本和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尽管犯罪也有增加,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和当代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的犯罪激增。特例的存在显示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有可能避免犯罪违法的激增。但特例本身就证明了市场经济发展与违法犯罪增加有一种普遍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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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了解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究竟由于触动了那些社会因素从而可能导致犯罪违法的增加呢?[7]
  大量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违法犯罪现象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原有的社会中制约犯罪违法的机制打破了,当没有新的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机制时,犯罪违法就会大量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也会带来冲突的社会规范,规范的冲突也会使人们无所适从或进而“无法无天”,从而促使人们冒险违法和犯罪。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物质利益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传统的道德和习惯的力量都难以与之抗衡,为了经济利益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对处可以发现。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增加,也使道德规范多元化。人们的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规范意识淡薄了。[8]
  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到目前的经验表明,总是伴随着城市化,人员的高度流动化。不仅大量农民暂时或永久性地进入城市,而且许多城市居民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流动中。这种人员的高度的流动性和城市化使犯罪违法有了可乘之机。一般说来,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的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9]这就是俗话中常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现象。而另一方面,高度的流动性也使这些违法犯罪有更多可能逃脱社会的制裁,包括舆论的制裁和正式的法律处罚,而这种逃脱反过来又可能刺激更多的和更严重的违法犯罪。[10]美国在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犯罪违法和各种腐败现象就相当严重。当时社会处于一个从社区向社会(from community to society)的转变时期,[11]城市化以及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使违法犯罪现象激增。后来的美国犯罪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社会的无组织化(或译为社会解体social disorganization),[12]或无序(anomie,也有译作失范)。[13]认为这种社会的无组织或无序引起了犯罪违法的增加。
  我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变化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无论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的观念和心理都经历了并仍在经受着空前的变化。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全国流动人口激增。据有关资料,1982年全国的流动人口不过3000万人,1985年上升到4000万人,到1988年则猛增到7000万人。[14]1992年以后则有更大增加。流动人口中不仅是大量农村民工涌进在沿海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15]而且包括其它形式的流动人口。这种流动性无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但不可否认高度的人员流动使违法犯罪有了更大更多的可能。[16]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城市地区,流动人员、外地民工,以及当地人对外地民工的违法犯罪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7]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原来的社会的防止犯罪的一些无形的或有形的机制的消弱,从而为犯罪违法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例如,人员流动、劳务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造成单位作为社区的凝聚力的消弱。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几乎完全与他或她的单位相联系,他或她的交往主要是同一单位的人。在工作单位为同事,在居住区是邻居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一个单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一个社区、有所谓“单位(学校,工厂)办社会”之说;同一单位的人们相当于一个村子里的人们。[18]人们的关系相当密切(但不必然亲密)。张家长,李家短,大家都了如指掌。张三发现李四的孩子有不轨行为,就会出面干涉,或及时——有意或无意地——告知李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隐私很少,违法不轨是很难的,犯罪更难。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可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任何外人进来犯罪违法也很困难,因为任何陌生人出现都会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单位,而且在街道居住区体现出来,只是比较弱一些而已。 
  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之相伴随的人员的流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已经消弱了“单位”的这种以前未被意识和理解的作用。在城市中单位已不像先前那样具有作为组织和构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的作用了。单位的人员流动大了,频率高了,相互不知底细的情况也就增多了。人们会发现他或她所交往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是暂时的、片刻的、纯事务性的;发现工作时交往的人不同于或不完全同于他生活居住区的人。由于工作忙、节奏加快,人们来往也减少,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家里有几口人,有什么爱好或习惯;甚至你也不想知道。人们在变得日益独立时也变得日益隔膜起来,在获得宁静时也获得了孤寂。塔楼里单门独户自成一统使人们怀念——尽管是浪漫化了的——四合院的嘈杂和亲密。同时,社会分工和服务的增加和便利也使许多“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目前在某些领域里关系对某些人变得更重要了)。人们不必为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而结识甚至巴结一个售货员或一个司机。人们有了,也有可能有更多的隐私。在这样的环境中;犯罪违法都可能增多,而同时逃避法律制裁也有了更大可能。
  社会的巨大转变还总是带来一种无序和失范现象。在有些社会活动中,旧的社会规范在社会的变革中被打破了,而新的规范还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野性”的一面就会增加。比如说,当我们的社会转向市场经济,金钱和享受在人们心目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原有的各种限制对金钱的享受的规范在打破,而新的规范很难在人们心中形成并扎根,这就很容易出现不择手段的追求金钱和享受的违法犯罪行为。此外在新出现的一些社会活动中,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种普遍的规范,人们一旦进入这样社会活动中,就往往依赖着他们各自的规则或直觉行事从而发生规则的冲突。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必然感觉到违法犯罪的剧烈,尽管事实上违法犯罪的行为也许增加得并不像感觉得那么大。例如,经济活动中的一些行为,例如吃回扣、拿佣金和某些投机行为,就其行为本身来说很难说就一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但对习惯于计划经济下社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些现象很容易被认为或感受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对违法犯罪者的教育改造带来问题。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与市场经济发展伴随的观念多元和人的个体化对教育改造违法犯罪者带来的困难。一般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和分化相联系的。[19]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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