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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与平等原则及其法律对策
【英文标题】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Law
【作者】 赵震江【分类】 经济法
【期刊年份】 1994年【期号】 5
【页码】 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05    
  一
  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总是同步进行的,其中无不伴随着人们对效率与平等问题的探寻和思索。
  效率,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包括投入产出率、资金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等方面,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效率,可分为微观企业效率和宏观配置效率。在这里,法律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公平、正义的实现来达到效率目的,运用其特有的功能和作用来保证经济效率的增长。在微观层次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每一项投入产出的决策,都需要以相对确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基础,否则就会导致盲目而无效率的行为。另外,在法律已成为社会的主要规则体系的今天,如没有法律所确立的统一的普遍性规范,市场交易的当事人之间就难以保持其行为的协调一致和避免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交易规则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企业和一切当事人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而带来了效率。然而,法律不仅仅被表述为市场交易规则体系,实际上,无论是立法行为,还是执法行为,都具有影响宏观资源配置结果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对法律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的成果表明,法律对市场的调控和对交易行为的规范,已构成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计划法、投资法等等宏观调控的法律,设定出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源的流向和利用方式。由此可见,法制的效率追求和效率目的,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平等,是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对于平等的看法,不同的阶段、阶层和群体是不大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各种法律制度,对于平等同样有着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反映和规定。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主要是经济生活中与效率相联系的竞争机会的平等和收入结果的平等。最先提出“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这个命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Ckun)认为,市场经济意味着高效率,但对效率的追求又难以避免导致收入的不平等;然而,消除这种不平等,往往又会损害效率。因此,在平等与效率问题上,社会面临着重大的权衡。奥肯在这里所说的平等,指的就是收入分配结果的平等。实际上,脱离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效率追求而片面讲求收入分配上的平等,是非常不可取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之所以发生并得到社会广泛的赞同和拥护,就在于大家终于意识到了旧体制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和效率低下的严峻现实,形成了一种要求改变普遍贫穷的状况、摒弃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果平等转而追求经济效率这样一个社会共识。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法律,就必然要承认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果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消除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若任其发展扩大,造成人们的分配收入悬殊,甚至产生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社会安定,丧失效率持续提高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如何对收入分配差距大小进行“度”的权衡和把握,是法律的一项重要使命。当差距太小而有收入分配结果平等之虞时,法律要通过利益动力机制的设置来激励人们’参与竞争,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开创精神,并使收入差距有所拉开;当差距太大以致超出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时,法律(例如通过税法、劳动法、工资法等法律)就要对收入分配环节进行恰如其分的调节,缩小差距。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中的“公平”,就是指的要在分配领域中摒除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这两种极端,而达到某种适度的平衡点。公平并非收入平等。符合效率要求的公平观念承认人们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并着眼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维持社会安定。 
  当我们的视野由收入分配结果平等转向竞争机会平等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重申和实践马克思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著名论断。竞争机会平等,指的是人们有同样的合法权利以自己的能力、智力、体力、风险承受力以及主观努力参与竞争,相应地,都有进入有利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物质财富的同等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把注意力投向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劳动素质以及增加投入方面。这里,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也就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见,竞争机会平等与效率是一致的。这种平等,实质上是以承认竞争起点的可能不平等为前提的。人和人之间,能力、智力、体力、风险承受力和努力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企业的实力、规模也有强弱大小之分:这是法律所无法改变的现实存在。法律所能做到的,首先就是赋予每个微观主体都拥有自主选择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至于是行使该权利,还是放弃该权利,不受法律干预而由微观主体自己抉择。一旦决定参与竞争,竞争规则法律就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竞争结果,总会有胜有负,法律则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使微观主体承认和接受竞争结果,而不允许任何人凭借特权抵制和反悔。如果微观主体没有参与平等竞争的自主选择权,谁可以参加,谁不可以参加以及竞争结果如何,是由某种行政特权来决定,那么,就会产生为获得这一机会和好的结果而进行“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以权谋财”和“以财谋权”等等腐败现象。至于说那种按不同微观主体的不同所有制性质而分别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竞争规则,在法律上分别对待的做法,其弊端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贯彻和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要把维护竞争机会平等和提高效率,特别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中心位置,承认必然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并采取相应地调节措施,把这种不平等的差距控制在效率可以接受的合理界限内。在这里,法律的任务是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以及对市场规则的设定,实现效率的极大化。法律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市场规则的设定及其效率追求,是与社会物质资源财富配置的效率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的概念,从广义上说指的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一切社会财富。而作为社会财富的资源,仅仅是一个有限的量,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凝聚了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来说,总是处于稀缺状态,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大国来说,资源的存量与其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为了节约资源和刺激财富的再生产,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果连够不够分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又如何谈分得是不是平等呢?如果“不患寡而患不均”,不顾效率而片面追求分配平等,就会导致大家一概受穷的境地。因此,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考虑问题,就会合乎逻辑地得出“效率优先于平等”的结论。相应地,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安排和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法律上的权利,与利益是紧密相联系的。权利就是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是利益的法律存在,是获得利益的能力和资格。利益,最根本的则表现为对资源财富的占有和使用。因此也可以说,权利就是法律所赋予的占有和使用资源财富的能力和资格。在权利的分配上同样也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准则。
  总起来说,我国法律所遵循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质上就是在生产力基础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在法律领域里的兼容协调问题。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保证公有制的法律原则得到实现。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而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引导和规范。通过法律保障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事后性、自发性等等弱点。由此可以看出,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二
  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竞争机会平等,是效率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提高微观企业的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的效率,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都要积极维护竞争机会的平等。从效率的较量来看,现代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优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实际上都具有效率的内涵。市场主体受逐利动机驱使,为了击败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都力求在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上实现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结果。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要求,使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劳动时间少于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并使其最大限度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倾向。这样就可不断地鼓励和刺激生产经营者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其结果,在客观上也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并使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进而提高了宏观配置效率。公平合理的竞争对市场的巨大推动作用,要求法律承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独立经济利益,鼓励他们根据市场信息自主决策,并相应地独立承担风险责任。同时,竞争机会平等还要求法律提高和扩大竞争规则的覆盖面,并在竞争过程中做到裁判公正。这就要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完善以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骨干的竞争规则法律体系。
  近两年来围绕企业经济效率和竞争机会平等问题,不少人献计献策,在理论上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其中主要是市场主体法律、市场行为法律、市场规则及管理法律,此外还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等等。然而理论上的法律体系结构如要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和建立起来,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根本的和重大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众所周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国家按部就班地设计和筹划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开始阶段,各级政府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参与市场活动。长期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计划体制及其各项制度,都被法律条文化、定型化了。在双轨制体制过渡过程中,旧体制积累和扩张的行政权力和初步发育的不完善的市场条件并存,行政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某些行政机构往往从地区、部门甚至私人的局部利益出发,形成对市场的垄断,损害了市场正常发育所需要的平等竞争的环境。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行了十几年,但至今尚未根本解决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和权力的考虑,总想把国有企业置于自己的支配和保护之下。此外,政府部门对市场的正常和有效动作的干扰,还表现在运用其权力、信息、关系和影响参与市场交易。目前,一些国有企业仍具有政府行政的职能,它们可以利用这些职能在市场上取得有利的地位。尤其是一些具有行政职能的公司还是全行业性的,它们既是全行业的主管部门,又是本行业中最大的公司,一身二任,自然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某种程度的市场垄断地位。这样,既是市场运行规定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的政府,就很难做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和裁判的公正以及市场的充分公平竞争。可见,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的转变,是竞争机会平等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由此可见,运用法律来约束、规范政府部门与市场有关的行为是多么重要。只有将削减政府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权力和压缩经济管理部门机构纳入法制轨道,才能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和法律的贯彻执行创造前提条件。
  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战场是国有企业,是把现行的国有企业体制转换成现代企业制度,并按照效率原则和竞争机会平等模式来培育市场主体,改革的主题仍然是产权问题。产权,是所有权在市场交换中的表现形式。明晰产权,就是要明确规定市场交易过程中行为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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