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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反酷刑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会综述
【作者】 王渊【作者单位】 本刊{记者}
【分类】 司法【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8【页码】 4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2457    
2009年8月8日至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和香港亚洲法律资源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反酷刑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会。来自内地和香港司法实务界、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香港大律师公会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同一案件分别进行了模拟审理,向与会者展示了香港与内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与会者还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刑讯逼供的制度和社会成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庭审演示
  本次研讨会上,香港和内地的有关人员就一起真实案例——吴奇利故意伤害案[1]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行模拟审判。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侦查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长时间连续讯问、强迫被告人照抄供词等违法讯问行为,是否应当排除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及亲笔供词。香港大律师公会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向与会代表展示了香港地区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庭审中,控辩双方对出庭作证的四名警察进行深入细致地交叉询问,注重对形成结论的基础——证据的挖掘。内地则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周军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就举证责任等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最后,香港和内地模拟法庭均认为吴奇利故意伤害案中存在长时间连续讯问、强迫被告人照抄供词等违法讯问行为,应当排除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及亲笔供词。
  香港对非法证据的处理沿用普通法判例和传统,且香港保安司(现称保安局)于1992年10月2日颁布了《查问疑犯及录取口供的规则及指示》(以下简称《规则及指示》)。《规则及指示》适用于香港警务处、香港海关、入境事务处及廉政公署的执法人员。《规则及指示》分别罗列了执法人员在查问疑犯和录取口供时须遵守的规定,包括须向犯罪嫌疑人施行警诫以及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如联络亲友、独自咨询法律顾问、获取其所作口供的副本,在合理安排下获取茶点供应等。该规则旨在确保查问工作得以公正进行,且经查问后所录取的认罪口供并非在威迫利诱下取得。如执法人员违反此规则,所获得的证供就可能不被法院接纳为证据。
  我国内地现阶段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一,刑法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关于非法搜查罪、刑讯逼供罪的规定,表明了刑法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否定评价。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专门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二,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确立了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侦查机关收集犯罪证据的行为提出了一些义务性和禁止性的法律要求,但并没有确定非法证据的性质和范围,也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制定明确的实体构成规则和程序保障性规则。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在评论法庭演示时强调,香港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内地借鉴的,譬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而且是落实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警察不出庭作证,法庭便无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此人家庭地位极低条的规定对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行为“查证属实”并予以排除。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配套机制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之所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能得到很好地施行,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人、排除范围、排除时间、排除操作程序以及排除的效力等问题,现行法律均未作明确规定,实务操作亦比较紊乱。
  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熊秋红认为,当前我国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基本不存在异议,但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却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以及“毒树之果”的排除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关于排除动议提起的时间,一般而言,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被要求在庭审开始之前提出,这样可以保证庭审过程的完整与顺畅,控辩双方可以在审前就知道哪些材料会作为证据进入审判。但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并非必须在庭审前提交才会被接受,作为例外,如果被告人在庭审前没来得及提交,还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再次提出,由法庭决定是否批准动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处长常国锋认为,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但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这样的“有瑕疵的证据”不应当列入排除范围。应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识别放到重要的位置,对于瑕疵证据的处理方式不能一刀切。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友强调,只有当某一证据是享有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或其他调查人员非法收集时,才会出现侵犯相关人员基本权利的情况。私人即使采用了一些违法手段收集证据,如秘密录音,如果对案件有证明价值,则不应当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获取证据的真实性,也不是为了规范取证行为,而是为了维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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