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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国际法探析
【英文标题】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作者】 蒋圣力【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外层空间军事对抗;外层空间军事化;使用武力;自卫权;武装冲突法
【英文关键词】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outer space militarization; use of force; right of self-defense; armed conflict law
【文章编码】 1008-2204(2018)06-0077-0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7.0308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7
【摘要】 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军事对抗中通过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以增强己方作战效能,其二则是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地基或者天基外空武器对对方目标进行攻击。就法律性质而言,外层空间军事对抗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就法理基础而言,自卫权在外层空间的行使为外层空间军事对抗对武力的使用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于外层空间军事对抗极有可能形成武装冲突的事实状态的现实,除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外层空间法之外,武装冲突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外层空间军事对抗,包括限制原则、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
【英文摘要】 The concept of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is militarizing artificial satellites to enhance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its own side. The second is utilizing ground-based or space-based weapons to attack the other side. As to the legal character, the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constitute the “use of for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as to the legal basis,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exercised in the outer space provides the legality for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ased on the high possibility of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developing into armed conflicts, besid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outer space la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rmed conflict law should also apply to outer spac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cluding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principle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66    
  一、引言
  与空间技术日新月异的长足发展难相适应的是,当前旨在对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外空活动进行调整和规范的国际法律体系的滞后性较为严重,不仅未能对新近由新型空间技术引发的法律问题做出及时的应对,对诸多长期的、普遍的外空活动的法律规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欠缺。这一点在外层空间军事化、外层空间武器化以及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国际法规制方面尤为突出。
  外层空间虽然是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无主之地”,但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外空活动却不应当是不受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法外之地”;同时,基于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的重要性,外空活动更应当受到国际法的规制,以契合国际法治的要求。
  近年来,由联合国大会第63/68号决议批准设立的“建立透明度与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GGE),以及此前就已在推进中的联合国外空委“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LTS),其工作重点均包括应对外层空间军事化活动等外空安全问题。{1}由此,确有必要对当前已经初现端倪、并且越发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外层空间军事对抗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性地就应当如何对这一外空活动进行国际法规制予以明确。
  二、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现实状况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大多数方面,人类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历史{2}6,并且,由于实践中几乎所有应用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设施、设备均可以直接或者在经过改装后被军事化利用{3},因此,在人类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伊始,外层空间军事化就已经成为了普遍现实[1]。而当前,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在国家战略利益的推动下,外层空间武器化和部分空间国家之间的外空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从而不仅使得外层空间军事对抗初现端倪,还更使得“外空战”(space warfare)的爆发和外层空间作为未来战争的主导战场的情境的出现成为可能。
  (一)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
  应当认识到,至少在物质条件层面,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形成是以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当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发展达到了足以实现利用外层空间或者在外层空间中开展军事对抗的程度和水平,外层空间军事对抗方才得以被付诸实践。由此,外层空间军事对抗与外层空间军事化在概念内涵上也应当是高度关联的——前者可以被视为后者的各项具体情形在军事对抗中的实际表现——而这就使得对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的认识,须以明确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概念内涵为基础。
  针对何为外层空间军事化,有国外学者认为其应当是相对于“外层空间武器化”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利用外空资源支持和增强传统军事力量的作战效能,或者为军事目的(包括通信、电子侦察、空中照相侦察、气象监控、预警和导航等)使用外空资源。易言之,外层空间军事化即是指军事化利用外空资源。与之相对地,外层空间武器化则是指,在外空发展和部署武器,或者以外空为目标在在地面发展和部署武器。{4}由此,外层空间武器化的核心即在于对包括反卫星武器和反弹道导弹武器等在内的外空武器的发展和部署。
  在中国学界,对于“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概念内涵较为一致的理解是,其应当是指具有军事目的或者军事服务性质的利用或者穿越外空,或者直接发展和部署外空武器。{5}具体而言,外层空间军事化应当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为军事目的利用人造卫星的图像侦察、电子侦察、海洋监测、气象观测、通信、预警和导航等功能,支持和增强己方以地球(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为基地的常规武器系统和陆、海、空军的作战效能;其二,发展和部署以外空为基地的(天基)外空武器,以打击或摧毁对方在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中的目标或损害其正常功能,或者发展和部署以地球为基地的(地基)外空武器,以打击或摧毁对方的外空目标或损害其正常功能。{6}据此,相较于前述国外学者对外层空间军事化所做的狭义理解,中国学界对外层空间军事化所采的则是广义的概念内涵,既包含了狭义的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内容,也包含了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内容。
  对此,笔者认为,对外层间军事化做广义理解应当是与实践中各空间国家开展外层空间军事化活动的实践情形更相适应的;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概念内涵应当同时包含狭义的外层空间军事化以及外层空间武器化两方面的内容,即既包括军事化利用外空资源和人造卫星的情形,也包括发展和部署外空武器的情形。{7}在此基础上,外层空间军事化旨在为外层空间军事行动的开展创造物质条件,而外层空间军事行动的最高形态又表现为外层空间军事对抗{8}95,因此,基于对外层空间军事对抗与外层空间军事化在概念内涵上的关联性的认识,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应当也同样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在军事对抗中利用外空资源和人造卫星支持和增强己方以地球为基地的常规武器系统和军队的作战效能,其二则是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地基或者天基外空武器对对方位于地球或者外空的目标进行攻击。
  (二)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实践发展
  结合上述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从各空间国家开展外层空间军事行动的实际情况看,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实践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军事对抗中利用外空资源和人造卫星增强己方的作战效能;第二阶段是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地基外空武器对对方的外空目标进行攻击;第三阶段是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天基外空武器对对方位于地球或者外空的目标进行攻击。当前,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第一阶段已经形成了诸多相当典型的实践,同时,部分空间国家也已经具备了开展第二阶段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能力,并在积极为开展第三阶段外层空间军事对抗进行准备。
  1.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
  爆发于1990—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人类历史上的首场外空战争(the first space war),而其中著名的“沙漠风暴行动”更是因为在军事对抗中首次综合应用了军事化外空系统(主要为人造卫星)并由此决定了整场战争的局势,而被评价为“外层空间军事对抗发展史上的分水岭”。{9}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利用70余颗人造卫星构建了外空侦察监测、外空通信保障、外空气象保障和外空定位导航等军事化外空系统,为己方地基常规武器系统和军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技术支持,极大地增强了己方的作战效能。此后,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北约军队和美军更加广泛地将人造卫星利用于军事侦察、军事通信、军事导航、导弹预警和空中袭击等军事行动和军事对抗中,从而将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由战略层面深化至了战术和战役层面。{10}由此,基于诸如上述的典型实践,有学者指出,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已经成为当前外层空间军事意义的集中体现,是外层空间军事对抗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11}
  2.发展地基外空武器
  当前,地基反卫星武器和地基反弹道导弹武器是部分空间国家着力发展的两类最为主要的地基外空武器,并且均已达到了被应用于实战的水平{12},从而使得尽管尚未出现将地基外空武器实际应用于军事对抗的实践,但部分空间国家已经切实地具备了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地基外空武器攻击对方外空目标的能力。如美国空军于1976年起即开始重点发展地基直接上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系统,并于1985年成功进行了首次拦截卫星的飞行试验。此后,美军还先后于1989年、1996年和1997年开始分别发展反卫星导弹动能杀伤拦截器、新型聚酷板反卫星导弹,以及中红外激光反卫星武器等地基反卫星武器{13},并且,上述地基反卫星武器均已达到了实战水平{14}。又如,自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发布国家导弹防御法案,以及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起,美军地基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便开始迅猛发展,空基TMD反导弹防御系统、陆基和海基NMD反导弹防御系统等地基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部署均已被付诸行动。[2]
  3.研发天基外空武器
  尽管较之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第三阶段、即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天基外空武器的阶段方才显露端倪,尚未形成任何实践或者达到实战水平,但是,部分空间国家已经开始致力于将外层空间打造成为继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之后的“第四战场”,并通过加快研发天基外空武器,为在外层空间使用天基外空武器以直接开战军事对抗进行准备。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空军便在空军总部建立起了“外空军事行动指挥部”(Space Operations Directorate),并启用了两个与之相应的作战部门——第76外空控制中队(Space Control Squadron)和第527外空攻击中队(Space Aggressor Squadron)——分别负责探查外空军事漏洞和开展外空军事对抗。{15}同时,截至目前,美军已经开始了对多种天基外空武器的研发,主要包括天基激光武器、天基粒子束武器、天基高能微波武器,以及天基动能武器等。{16}而根据美国外空司令部(U. S. Space Command)于1998年发布的“外空军事发展战略长期规划”(“2020规划”),上述部分天基外空武器在2020年时即应当“有望形成战斗力”。[3]
  三、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法律性质
  尽管当前实践中的外层空间军事对抗还处于在军事对抗中通过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以增强己方作战效能的初级阶段,但是,部分空间国家着力发展具备实战水平的地基外空武器和加快研发天基外空武器的事实却足以表明,在外层空间军事化已经成为现实的背景下,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地基或者天基外空武器的高级阶段的外层空间军事对抗、乃至“外空战”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和无法回避的。{17}由此,应当首先将外层空间军事对抗这一必将发生的事实行为置于法律层面进行定性,即明确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法律性质,这是进一步探究与其相关的法律问题的必要前提。
  就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而言,其中在军事对抗中使用地基或者天基外空武器对对方目标进行攻击的情形当然地应当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并相应地受到有关国际法规范的规制。这是因为:
  虽然《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在确立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并未对“武力”的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定,不过,通说认为,所谓“武力”应当是指“武装力量”,而“武装力量”所称的“武装”则应当被解释为“装配和使用武器装备”;这就使得无论武器的样式、形态如何,但凡装配和使用了武器,那么便均将形成武装,并进而构成“使用武力”。{18}由此,在外层空间军事对抗中,无论被应用于实战的是诸如反弹道导弹武器等具有物理上的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武器,还是诸如天基高能微波武器和天基动能武器等不完全具备传统武器特征的新型武器,由于其均是将对对方目标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的武器,因此,便均应当构成包括上述《联合国宪章》中的相关规定等在内的国际法规范所指的“使用武力”。
  那么,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概念内涵所包含的并不直接使用武器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在军事对抗中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增强己方作战效能的情形,又是否同样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对此,应当认识到:
  长期以来,基于上述《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相关国际法规范的明文规定的缺失,学界对于“武力”的含义是否应当除了“武装力量”之外还包括“其他非武装力量形式的胁迫”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对于“武力”的含义的理解应当结合特定的国际关系背景和相应的国际形势需要,而由于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对一国施加政治或者经济上的胁迫完全可能对该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造成与使用武装力量等同的损害后果,因此,“武力”的含义应当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胁迫。{19}不过,在笔者看来,根据诸多涉及“武力”的含义的国际法实践,对于“武力”的含义仍然应当以做狭义理解为宜,即其应当仅指武装力量。一方面,早在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个别国家提出的将“武力”的含义扩大理解为包括经济上的胁迫的提议就已被投票否决,并且,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多个决议虽然都曾将政治和经济胁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害,但同时也均明确表示不认为上述形式的胁迫得以被纳入“武力”的范畴。{20}另一方面,在“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案”中,国际法院也倾向于对“武力”的含义做狭义理解,并指出对于其他非武装力量形式的胁迫的问题,可以将其置于不干涉内政原则项下进行处理。[4]
  当然,“武力”的含义应当仅指武装力量,而“使用武力”应当只得由使用武器的情形构成,并不意味着外层空间军事对抗中的不直接使用武器的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增强己方作战效能的情形便无法构成“使用武力”。这是因为:虽然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案”中否定了以提供武器、后勤或者其他支持的形式对作战单位的协助构成“武力攻击”(armed attack),但其同时也明确指出,诸如上述的协助应当得以被视为“使用武力”(use of force)。[5]并且,由于如前所述地,在军事对抗中对人造卫星的军事化利用不仅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实践,同时还极大地增强了己方的作战效能、甚至决定了战争的局势,因此,诚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作为对作战单位的协助并不直接使用武器,但基于其为己方带来的军事利益和对对方造成的损害后果足以与使用武器相比拟的客观现实,其同样应当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21}53
  四、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法理基础
  在明确了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法律性质,即其概念内涵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均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地对其法理基础进行探究,通过对外层空间军事对抗是否与一般国际法和外层空间法中有关使用武力的法律原则、规则相适应的考察,以明确外层空间军事对抗的开展这一对武力的使用是否具备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联合国宪章》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具普适性的国际法规范,毋庸置疑地是当代国际法体系的基石,其所确立的各项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应当适用于包括外层空间法在内的国际法的各个领域。而尽管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在通过《联合国宪章》之初,可能确实不曾设想其中的规定将在未来被适用于外层空间,不过,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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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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