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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合同法》第40条后段(格式条款效力审查)评注
【作者】 贺栩栩【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中文关键词】 格式条款;效力审查;公平原则;任意法规范;权利义务权衡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73
【摘要】 《合同法》第40条后段规定了格式条款效力审查标准。格式条款订约方式已成常态,其效力评价标准应当事先由立法者确定。这样的立法价值引导,体现在具体(任意法)规范中。对于是否“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判断,重要标准在于格式条款和任意性规范以及其中内在的正义性实质的偏离程度。此外,注意到格式条款作为有名合同的补充的重要作用,在无任意法规范作参照的情况下,考量等值原则、风险控制因素、保险保障因素以及直接的第三人利益等因素,确定格式条款是否限制了依据合同本质所发生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致,从而确定有悖“公平”而无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71    
  一、规范内容、意旨与立法历史
  (一)规范内容和意旨
  (1)格式条款系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由合同当事人一方(使用人[1])在合同订立时向相对方提出,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39条第2款)。格式条款的规制角度是对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拘束力正当性的填补。私法奉“行为自由,效果自主”为圭臬,在私领域内,法效果由本人承担的合同行为,不必自证其正当性。然而,民法即使承认形式上的合同正义,也是基于给付和对待给付之间的“主观等值”和非必要之点的“主观对等”,因为私人间的平等地位而推定法律上理性人、自利人的决定,应该与“客观等值”接近,才有无需立法和司法体系化的干预之结论。[2]至于个案中“主观对等”和“客观对等”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由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民法总则》153条第2款)规制。
  (2)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制度,并不旨在为法官进行个案公正的自由裁量提供多一重工具,亦非“消费者—经营者社会”特殊法政策下针对特殊交易类型的例外法,而是对私法自治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化的干预,控制和防止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造成相对人不合理的利益减损,抵销因使用格式合同提升的社会效率。[3]此问题关涉格式条款进行审查和效力填补时的价值选择,也将进一步决定着内容控制实体法体系构建的方向和具体细节。
  (二)条文结构及其立法历史
  1.评注范围限定
  (3)格式条款司法控制有其完整的结构体系,[4]本文仅探讨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经由“订入控制”已成为合同内容,又经由“不明确条款解释”评价后的格式条款,如何对其进行“内容控制”的部分(《合同法》第40条后段)。[5]
  2.立法历史
  (4)合同法立法经学者建议草案(试拟稿第一稿)、法工委民法室试拟稿(试拟稿第二稿)、试拟稿第三稿、征求意见稿,形成草案,通过三次审议,最终公布。在此期间所有的立法文件中,均对格式条款的规定作有调整。其中,对现行合同法内容控制制度的解释适用,最具意义的是学者建议草案。其曾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第六节中规定了定式合同。第55条规定了定式合同条款的定义:“由当事人一方为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约而预先拟定的,且不允许相对人对其内容作变更的合同条款,为定式合同条款”。第56条规定了“订入控制”:“依定式合同条款订立合同时,定式合同条款使用人应以明示方法提请相对人注意定式合同条款,并使其能够以合理方法了解定式合同条款的内容”。第57条即现行法第40条的前身,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核心条款:“定式合同条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予相对人不合理的不利益的,无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予相对人不合理的不利益;(1)定式合同条款与法律基本原则不相符合或者规避法律强行性规定的;(2)定式合同条款排除或者限制因合同而发生的重要权利或者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的。”[6]第58条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明确了先单纯解释再不利解释的原则。
  (5)学者建议草案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格式条款司法审查制度。然而遗憾的是,其后形成的合同法9项立法文件中,对于格式条款的条文几乎每次均略有修改,但提供的修改说明阙如。解读草案的规范体系,可以解决目前格式条款适用中很大部分的问题。首先,在解释现行《合同法》39条第2款格式条款定义时,学者提出的“未与对方协商”应当理解为不能与对方协商。[7]在第55条中本有明确规定。其次,关于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的对象问题,草案第56条明确规定“定式合同条款使用人应以明示方法提请相对人注意定式合同条款”,即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制度,不仅限于免责条款,而应当包括所有格式条款,对本项的争议,无论学理抑或司法解释,均未有定论,下文详述〔(13)(25)〕。再次,第57条为内容控制的核心条款,从规范内容与功能上,本应确定权利义务偏离任意法,且违背给付均衡时,格式条款无效的总原则。然而,最终文义暴露了立法借鉴时因未查明法规目的而造成的翻译舛误,致使第一项在文义上易曲解为“违反法律原则无效”[8]和“违反强行性规定无效”,从而在试拟稿第三稿中,此条文被并入判定一般合同条款无效的条文中。[9]而本条中的“法律”,应主要指有名合同中的任意法规范,对法律任意性规定以及它所包含的正义性内涵严重偏离时,可以推定构成“不合理的利益减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第二项中,第二项“排除或者限制因合同而发生的重要权利或者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则被理解为免责条款,试拟稿第二稿修改时,应学者和法工委领导要求,“为求简明,对合同效力类型作了简化和归并”,将定式合同条款的无效归入免责条款的无效。在第38条中,免责条款存在三种无效情形:免除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责任的;免除人身伤害的责任的;排除一方基本权利或者免除一方基本义务的。[10]而本项原意专为无名合同所设,不同于第一项,当格式条款已经足以发展和形成新的合同类型时,需要特别注意格式条款是否有免除、限制使用人之义务,或限制对方权利,并导致对方当事人失去缔约目的。[11]公布前,立法机关又增加“法律禁止免除或者限制的责任”一项,[12]删除第(3)项。[13]至此,学者建议稿中原本独立的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制度被拆解,(立法者以为)合并入一般条款的免责无效条款中,从而在条文语言中,再无线索解释出对于任意法中权利义务设定的偏离,抑或无任意法规定时,对确定合同目的的权利义务的排除,作为判定格式条款效力最具决定性标准之含义。
  正是由于经历了这一拆分调整过程,无论此后征求意见稿和审议稿对格式条款的条文内容和体系安排一再作出调整,立法者在条文里一直保留有了《合同法》40条前段的规定,即“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无效”。且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几个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说明》)中,立法者指出,对于格式合同作出了两大方面的规定,其中一方面即为规定了免责条款无效,[14]而立法者所指的是《合同法》53条的规定。因此,尽管在今天的法律适用者看来第40条前段仅系参引条款,事实上当初的立法者在理解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制度之时,很大程度上系以免责条款为基本模型,将原本独立的免责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并入了第53条。
  (三)《合同法》40条与相关条款的解释协调
  (6)诚如上文已经说明,本文仅以已经订入合同之格式条款的效力判定为评注对象。唯学术探讨中,认为《合同法》40条与第39条、第53条存在矛盾冲突的意见[15]不在少数,似有必要稍作澄清。
  3.《合同法》40条与第39
  (7)《合同法》颁行之初,即有学者撰文指出,“按照39条第1款的规定,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有效。法律通过时在第40条加上‘免除其责任’五字,导致依该条免责条款应绝对无效,因而与第39条和第53条的规定矛盾。”[16]另有学者回应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两条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事实上,第39条中的“免责条款”只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责任予以免责,而《合同法》40条所提到的免除责任,是指条款的制定人在格式条款中已经不合理地不正当地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17]然而,合同条款本意即为将来设定义务,义务违反始发生责任(主要指损害赔偿责任),何谈“将来”“现在”之分。学界此类分歧和解释路径,揆诸理由,应系对于格式条款的审查对象和制度功能不明,以及订入控制前置未做考虑,[18]
  导致后续问题的解释障碍。[19]
  (8)第39条第1款前段规定了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属于不完全法条,缺少法律效果部分。司法解释为明确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规定违反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他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第10条规定违反上述义务且落入《合同法》40条后段三种情形之一时,条款无效。此两条规定,一来未正确回答,使用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不符合公平原则时,效力为何的问题;二来使得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界分不明,在文义上冲突的第39、40条之上,追加一层效力判定的矛盾,似乎未为司法裁判提供任何助益,反而导致审判实践[20]以及后续特别法的司法解释[21]将裁判重点置于提示说明义务的审查上,因为这一审查系“是—否”判定,在此有所定论,可逃避内容控制中利益均衡“多—少”的说理论证。而“是否”以及“如何”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满足“足以”之标准系事实判定问题,利益权衡才是法律评价的问题。
  (9)事实上,《合同法》39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乃合同合意原则之必然要求。[22]仅当相对人对要约内容知晓并理解后作出之承诺,才构成合意,意思表示内容的效果意思才体现其真实意思。换言之,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不构成合意,未订入合同,自无须再行效力判断。合同法立法文件中,也曾明文出现过“未采取合理方式……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可为佐证。[23]唯格式条款往往以细微之文字,印于繁琐之文件,使用专门之术语,欠缺相关知识的相对人无法也无意阅读,故而提示说明义务常被特别强调,比较法上称此过程为“订入控制”。
  而对于订入控制(提示与说明义务)的对象,原则上应当包括全部格式条款,学者建议稿即采此规范模式,笔者赞同。当然,格式条款中存在纯粹复述实定法规范内容,自当无需特别说明,[24]因为对于法律的知晓和认知,使用人所处之地位,并未优于相对人。除此之外,相对人对条款内容应当知晓、理解,才构成有效承诺(合意原则)。
  4.《合同法》40条与第53
  (10)诚如以上梁慧星教授言,“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主要责任”系法律通过时加上,导致文意上与第39条和第53条的规定矛盾。之前的第四次审议稿中均为“免除使用人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保留学者建议稿草案第57条第2款之规定。法律通过时所作之修改,若依文意与体系解释,则合同法中的格式条款规制,应理解为:仅过失造成财产损害的免责条款可订入合同(第53条),然而对于此类条款,使用方需要提示说明(第39条)。在此范围内,使用人“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违反公平原则[25]的,无效。
  (11)依学理分析,民法中的责任规范,均具任意法属性。诸如《合同法》违约责任条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是否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得以其自由意志决定。侵权责任亦同。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309条(绝对无效条款目录)第7项规定,下列免责格式条款无效: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而对于一般合同条款,《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3款仅规定故意责任事先免除无效,意在防范道德危险。相较而言,我国合同法将责任规范从任意法上升为强行法,一则对私法自治的限制过度;二则事实上也无法达到法条所欲达到之效果。倘若果真严格解释第53条,则人身损害赔偿协议、竞技体育自甘冒险等均被严格禁止,不合生活经验,难谓合理。因此,第53条属“时间上的半强制性规范”,[26]亦即仅得在责任时间发生后,由当事人得以其意志排除适用。
  5.《合同法》40条与第54条第1款第(二)项(《民法总则》151条)
  (12)第40条与第54条第1款第(二)项分别规制了两类合同内容控制制度,亦即民事法律行为因显失公平而可撤销与格式条款违反公平原则而无效。凭借优势地位使给付利益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悖俗对一般合同条款进行效力控制与格式条款使用人有违公平地“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制度的适用层次与界限为何,应对两者作怎样的体系化整理?是本节需要特别澄清的问题。[27]功能上,显失公平制度及其上位概念违反公序良俗无效制度,系对个案公正的自由裁量,所承担的是普遍性、兜底性、最低限度的合同正义性审查的功能,适用于所有合同条款;而格式条款效力控制制度是对合同自治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化干预,主要着眼于解决由合同当事人间的结构性差异所引发的问题。[28]审查范围上,目前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对后者适用范围的理解基本上忠实于字面涵义,不作限制。通过比较法的观察,德国法和欧洲私法统一的立法文件中已经为两种内容控制进行了有效分工:格式条款效力审查和控制制度的适用对象仅为那些“偏离或补充任意法规定的条款”,[29]这一限定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排除任意法规范的复述条款、给付描述条款与价格条款(合同必要之点,essentialia negotii),[30]而显失公平制度在评价客观要件方面时,并不区分条款类型,且给付的价值比例是重要考量因素。[31]
  二、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排除范围
  (13)经订入控制后进入合同的格式条款,均可(应)受到内容控制审查,仅有以下四类条款排除于审查范围之外:(1)经个别协商的条款;(2)核心给付条款;(3)任意法规定的复述条款;(4)违反强行法、因显失公平而悖俗的条款。
  (一)“个别协商”条款
  (14)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从法定定义分析,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对象须满足三项要件:“预先拟定”“重复使用”及“未与对方协商”。对于前两项,学界争议不多,以下主要讨论第三项:
  1.制定法与司法实践
  (15)探讨效力审查构成要件的文献中,鲜少提及“个别协商”问题。[32]王利明教授于合同法颁布之初,首先提出应将“未与对方协商”理解为“不能与对方协商”。[33]晚近主流教科书多从之,对此未做更多展开。学者指出格式条款必须是对方不能协商的,相对人仅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而无变更、修改的权利,如果仅双方协商确定,则非格式条款。[34]当事人一方在能够协商而不协商,或放弃协商的情况,无格式条款制度保护之必要。笔者在北大法宝以“格式合同”为关键词检索,收集整理涉及“协商”这一构成要件的仅有5例典型案例,[35]对“协商”这一要件的解释路径,基本上是以《合同法》39条第2款为导向,以“是否进行事实上的协商”作为决定性标准。
  2.比较法观察
  (16)比较法上,德国法院的立场是,相对人需具有施加实际影响之可能,[36]并且通常只有在事实上确实存在条款变动时,法院才倾向于承认发生“磋商”。[37]欧洲合同法领域学术和立法互动的最新成果《欧洲共同买卖法》(ECSL)代表了欧盟领域合同法研究的最新走向,该立法文件第79条第1款对格式条款,仅有“单方拟定”的要求。当然,可以预见到反驳的意见可能会是,“未个别磋商”包含在“单方拟定”中,并非完全被专家组摒弃。为求正解,需探寻《欧洲共同买卖法》前期的欧盟法研究成果——《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二卷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中,区分了消费者合同、[38]经营者之间及消费者之间三类合同。仅在后两种合同中,《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要求“未个别协商”要件。对于消费者合同,在第29:403条[39]中,起草专家组在文本中用括号将该要件标明,说明专家组考虑到,在消费者合同中保留“未个别协商”要件是否有意义,可否删去,可否将内容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张到所有合同条款。当然,无论从成员国法,抑或欧盟层面法律状况观察,都未见如此宽泛的适用范围之先例。
  3.评价
  (17)传统理论多认为,此项制度中,规制必要性系基于谈判地位与信息不对等、合意不充分等理由。但此解释路径,及其直接决定的内容控制的适用范围,与该制度的保护目的和功能取向并不吻合。它无限扩大了经营者的博弈地位,忽略了相对人的利益选择和能动性。从格式合同相对人利益考虑,即使是处于劣势的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在日常交易中,迫于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强烈的市场竞争,也不希望仔细考虑合同内容中的每个细节,反复磋商。此外,相对人也可以信赖,由行政机构、第三方提供的通用标准文本范本类似于商业惯例、行业规则,已经交易者反复博弈,不会出现较大利益失衡。即使存在个别偏差,在比较信息成本和合同期待利益后,也往往愿意为相对人所承受。亦即,相对人在存在磋商可能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该权利,此时无论从填补意思自治角度,抑或维护格式合同的效率功能角度,均无保护之必要,不适用内容控制制度。可见,相对人在获取信息的成本和合同价值不成比例的情形中,并不关注“协商”的可能性和事实上的实践性。
  (18)反之,大额合同中,合同价值大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可期待理性的经济人对权利义务进行个别协商。由此,已有学者[40]提出以保护目的为导向来重新定义格式条款内容控制适用范围,以“交易成本–合同价值”关系为决定性标准,即审查因使用格式条款造成的相对人的不利益,是否需要存在公力救济的必要(这里主要指合同的司法审查)。若交易成本较高,与合同价值不成比例,则推定不存在个别协商。反之,若交易成本低于合同价值,则即使合同内容事实上完全没有修改变动,也推定存在个别协商。这种情况下,使用格式条款造成的相对人的不利益由私人间自力救济是必要和可能的,从保护个人或保护市场两方面来看,公力救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均无介入必要。若此命题成立,甚至可以说使用人是否对相对人履行了说明告知义务都变得无关紧要。在平衡私法自治和国家干涉之后,还可以得出更大胆的结论:个别协商在第二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定性为“拟制”,而非“推定”;且若相对人可进行协商而未协商,也“拟制”成立“协商”。依之,可避免依照目前通说的解释路径所可能造成的相对人拒绝协商时的法律地位优于其真正进行了协商的情形。[41]
  (19)管见以为,比较法的新趋势,确实符合格式合同发展现实,欧洲学者的研究和论证颇具启发。但是,在我国实证法对格式条款要件规定明确的语境下,该理论的意义可能更多是,令法官在决定是否适用格式条款内容控制时,或在解释“协商”要件时,区分消费者合同、经营者之间及消费者之间三类合同作不同处理。在格式条款使用人无法证明相对人对条款内容存在实质影响可能性的情况下,尽可能认定构成第39条第2款中所指之“格式条款”,而后进一步讨论系争条款是否属于内容控制对象。
  (二)核心给付条款
  (20)所谓核心给付条款,即具体的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描述与确定条款(亦谓“法律行为要素”或“必要之点”,essentialia negotii)。核心给付条款除了仅受显失公平制度中的暴利行为的规制外,一般认为均应由市场经济自身来决定。[42]格式条款效力审查制度,从产生之时即非为“对所有合同条款进行普遍的正当性审查”这一目的和功能而设立,其审查内容仅限为“不合理的权利义务的不均衡”,前者的功能主要由概括性条款如显失公平、诚实信用等制度承担,且适用于所有合同条款。[43]《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和《德国民法典》都为格式条款的司法审查权限划定了严格的范围:《德国民法典》第307条第3款作了明文规定:“偏离或补充任意法规定的格式条款”;[44]《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则明文排除了核心给付条款。[45]
  (21)“给付说明条款与价格条款”不受审查,[46]原因有三:首先,具体的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描述与确定条款,为当事人合意之最低要求,通常必须经合同双方磋商确定,因而两类条款不满足“单方拟定,未与对方协商”之要件;其次,给付内容与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由供求关系平衡和调整;最后,格式条款效力审查的标准与效力填补手段均为任意法规定,而对于构成合同“必要之点”条款的给付条款,通常不存在任意法规范。
  (22)申言之,法官不得对给付义务以及交易条件中以(隐藏的)“不合理的利益减损”为代价的对待给付义务(价金、报酬等)的降低作全盘权衡。[47]此外,内容控制的法效果是构成“不合理的利益减损”的格式条款无效,相对人仍需为对待给付,并且按照原先合同的约定不得调整(通常来说是低价)。此规制路径对“交易信息告知不充分”的行为有惩戒与预防作用:[48]审查“不合理的利益减损”时,若价格因素作为不公平格式条款的让步和补偿因素也被考虑在内,会使市场机制失灵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对于价格因素的审查,法官无标准亦无权限。格式条款使用人通过向相对人隐瞒对其不利的合同内容,事实上令风险转嫁,使格式合同使用人得以提供表面上低于其他竞争对手之价格。而若令格式条款所体现的风险负担和价格高低均作为审查构成“不合理的利益减损”的格式合同的考量因素,令法官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安排,干预意思自治,将使竞争机制受破坏的状况加剧。相反,只审查交易条件,只要存在“不合理的利益减损”,条款无效,而仍然保持原来的低价,对相对人有利,对使用人亦有威慑作用。再不济,格式条款审查后,尚有针对个案的概括性条款(或称“兜底条款”)审查。当然,对于核心给付条款的审查,仅在“明显不相当”时,始发生无效的后果,程度上较之格式条款审查中的“权利义务不均衡”严格。此法效一旦发生,原则上不仅限于不公平条款无效,而系合同全部无效。因为只有这样的法效果,才可使等价原则严重失衡,造成重大不公平的情况得以克服。当事人仍有缔约意图的,大可重新达成合意。[49]
  (三)任意法规定的复述条款[50]
  (23)格式条款效力审查制度仅针对“偏离或补充法律规定”的条款,除排除核心给付条款外,还可以得出“复述任意法规范”条款不审查的结论。倘使格式条款文义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官对其内容控制将违背“法官的裁判活动受法律的约束”这一宪法原则。
  (四)违反强行法、违反法律禁令,以及因显失公平而悖俗的条款
  (24)内容控制制度对象排除违反强行法规范的条款,乃强行法规范本身属性之要求:其不容当事人一起意志排除适用,个别磋商条款也罢,格式条款也罢,未进入内容控制制度调整范围前,此类条款即应为无效。后两类条款不受特别审查的理由,亦同。
  (五)小结
  (25)综上,经订入控制后进入合同的格式条款,均可(应)受到内容控制审查。不受《合同法》40条后段效力审查的条款仅有:经个别协商的条款;核心给付条款;任意法规定的复述条款;违反强行法、因显失公平而悖俗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审查对象仅限于“偏离和补充任意法规范的条款”。这是因为,有名合同中一般会规定交易可能遭遇的典型风险,对于如何分配,这类规范通常具备一定的提示功能。例如,《合同法》142条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规则。格式条款使用人排除或偏离这些规范,就需要审查条款内容,并与其所不欲使用之任意法规定进行比较,掌握两者差异,并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之立法旨意,探究使用人排除该规定有无必要性和正当性。[51]对于补充任意法规定的格式条款,常见于无名合同的情形,需要特别注意条款是否免除、限制当事人使用人之义务,或限制对方权利,并导致对方当事人失去缔约时期待达成之目的。[52]
  三、格式条款效力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评价标准
  (26)结合《合同法》39条和第40条进行体系解释后,格式条款无效应满足:“已经订入合同”“经合同解释明确其含义”“未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其表现形式多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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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
  {2}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陈自强:《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解亘:“论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
  {5} Canaris,“Die allgemeinen Gesch?ftsbedingungen-rechtliche Leitbildfunktion des neuen Leistungsst?rungsrechts”, Festschrift für Peter Ulmer zum 70.Geburtsta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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