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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络平台责任的理论与实践
【副标题】 兼议与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责任制度的对接
【英文标题】 On Theories of Internet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and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E-commerce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Regime
【作者】 魏露露【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网络平台责任;“守门人”;电子商务法;技术规制;价值平衡
【英文关键词】 Keywords: Internet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gatekeeper; E-commerce law; technology regulation; value balance
【文章编码】 1008-2204(2018)06-0007-0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8.0318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
【摘要】 网络平台责任制度是法律为了实现一定的互联网规制目的,对网络平台“守门人”能力加以利用或规范的互联网治理制度。国内外网络平台责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大致呈现出对应的三个阶段。理论上,平台责任制度的发展可以用机构“守门人”、技术“守门人”和算法“守门人”三个理论框架进行归纳,分别对应法律对早期互联网平台的规制宽容政策,近年来要求平台超越“避风港”原则之外履行更多的内容把关责任的实践及争议,以及大数据背景下法律开始转而对平台的“守门人”权力本身进行技术规制的立法实践。我国2018年通过的《电子商务法》即体现了平台责任制度从间接责任到自己责任、从行为规制到技术规制的制度功能扩张。未来的网络平台责任制度应该包含对公开信息内容监管和对平台技术运营过程与结果的治理两方面的制度内容与功能。而探索实现多元利益平衡,与市场激励相容的平台责任实施路径将成为平台责任制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英文摘要】 Internet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is the legal conscrip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gatekeeping power of platform to achieve certain internet regulatory aims.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Theoretically, it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frameworks of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Technical “gatekeeper” and algorithmic “gatekeeper”,which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the regulatory tolerance of internet platforms,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for more content gatekeeping obligation of platform beyond “safe harbor” and its controversy, and the direct regulation of the gatekeeping power of platform in context of ubiquitous computing. The new Chinese “E-Commerce Law” of 2018 represents the function expansion of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regime from indirect tort liability to accountability, from behavior control to technology regulation. All in all, internet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regime in the future should include the gatekeeping obligation of platform for hosted content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of the technical and business operation of platforms.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study an implementing approach of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which can reach balance of multiple interests, and the compatibility with market incentiv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68    
  一、引言
  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乎创新、自由、效率等重要的公共价值,同时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也成为政府实施信息规制的新场域,为有效的网络执法提出了挑战。互联网服务是由提供各种网络服务的网络平台服务商构成的。广义上网络平台是指提供互联网接入、信息传输、发布、托管、存储、缓存、搜索等服务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一方面,网络平台企业与众多的个人用户构成了互联网创新的中坚力量,支撑技术和内容创新,关乎社会公共利益。互联网不仅为用户提供高效的信息获取手段,更在重新塑造信息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互联网架构使同伴生产(peer production)成为可能,打破传统生产模式的时空局限,使个人利用碎片化时间参与线上活动,个人可以成为信息和技术的创新生产者,而非被动消费者。{1}个人创新能力释放的同时也带来网络违法信息泛滥的危害,侵犯个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还存在网络执法困难,直接执法成本过高的问题,造成对法律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违背。另一方面,构成互联网主要架构的网络平台企业已发展为私有化、科技化和商业化的信息产业主体,代表了互联网控制能力的私人化。{2}各种技术和经济资源日益集中在大型网络平台企业手中,通过对代码和市场的掌控,网络平台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主导者,更是用户行为的“守门人”,拥有影响和规制用户行为的能力。网络平台责任制度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网络平台责任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价值分析框架
  网络平台责任制度是一种间接网络执法的机制,又称为平台“守门人”制度,是实现互联网治理的中枢性制度。域外网络平台责任制度的法律实践可以对应大致三种互联网规制的理论:机构(个人)“守门人”制度-技术“守门人”制度-算法“守门人”制度。早期的平台责任制度代表了政府针对互联网的一种规制宽容:即在施加较少的网络规制的同时遏制最严重的用户线上违法行为,避免采取足以改变互联网开放架构的执法手段。{3}具体来讲,通过法律给各种网络服务平台施加一定的法律责任,激励网络平台利用其自身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所产生的规制能力阻断不良信息和识别违规用户,从而间接规制用户行为。“守门人”制度在线下社会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第三方间接执法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守门人”施加替代侵权责任或者帮助侵权责任,使法律能够利用“守门人”所具备的行为控制和监督能力对直接行为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如药店或酒吧老板对顾客行为,律师、会计师对客户行为等,都能起到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凯阿克曼总结了衡量强制“守门人”制度合理性的四个标准:第一,严重的违法行为无法通过直接的法律处罚来制止;第二,“守门人”行为的市场激励的缺失或者不足;第三,“守门人”能够有效可靠地阻断违法行为,无论该违法行为人的个人偏好和市场激励如何;第四,“守门人”能够通过付出合理的成本来阻断违法行为。{4}将凯阿克曼提出的线下“守门人”制度运用于互联网信息执法,是早期的互联网平台责任制度的主要理论框架,法律所利用的仍然是传统的人工或者机构“守门人”。
  晚于凯阿克曼近十年的劳伦斯·莱西格抽象出的广为人知的“代码即是法律”这一网络法律格言,则代表了网络平台责任制度的另一种理论和制度构想,即法律可以通过改变代码来约束用户行为。在商业化的互联网中,平台企业掌握着代码的编写权,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互联网架构走向开放或者封闭,政府通过设置平台责任对代码编写权进行约束,能够使网络平台成为莱西格理论中的技术“守门人”。{5}在Zittrain的互联网规制理论中,P2P的互联网架构最具有“生成性”(generativity),有利于广泛的社会创新;而财产化、封闭的平台能够大大提高网络的可规制性和安全性,降低网络执法的难度,但不利于互联网创新。{6}平台责任制度的实践发展到如今,政府和相关利益主体不再满足于通过事后归责机制对人工或机构“守门人”力量的利用,更多地要求法律提前介入网络平台的商业运营和技术发展模式,强调对网络平台技术“守门人”角色的利用,甚至针对用户违法行为向平台施加严格责任,以期提高网络执法的力度和水平。
  算法“守门人”理论是技术“守门人”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使代码变得更加“聪明”并且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目前正处在规则探讨和形成的过程中。财产化,封闭的产业模式催生出各种互联网巨头,如国内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国外的Google、Facebook等。网络平台企业实力大增。近几年,基于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将人工智能运用于互联网服务实现信息服务的自动化、个性化与智能化已成为这些互联网巨擘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发展上的新方向。
  智能化网络平台服务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网络平台作为第三方执行者的法律地位。人工智能的引入大大提高了网络平台的自动化信息处理能力,以个人实名注册账户为基础的智能平台基于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对用户行为的介入能力与方式均发生了改变。首先是对用户行为介入的时间得以大大提前,从事后处理发展成为行为预测和事前预防,干涉将更加的常态化。其次是行为介入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无论是传统的机构“守门人”还是Zittrain的技术“守门人”均强调平台对用户前台公开言论信息的监管(censorship),而算法“守门人”则可以通过提高网络公共环境中用户个人身份的透明度和曝光度,从而实施覆盖面更广,更加难以绕开的行为监控(surveillance)。再次,建立在个人数据收集和分析基础上的行为监管模式也更加自动化、隐蔽(invisible)和软化(soft),不再以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为唯一考量,算法时代平台也会出于商业考量,通过自动关联推荐和激励来对用户行为进行“轻推”(nudging),以达到符合其商业利益的干预结果,干预更加普遍和日常化。一般用户难以发现和拒绝。算法“守门人”存在着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预测和干预的市场激励,即使不以平台责任制度为法律激励,也易与政府的用户行为规制目的达成一致。此时,法律不仅需要关注对平台“守门人”能力的借用,更需要对其“守门人”能力本身进行约束,以避免权力的滥用,因而平台责任制度所需产生的法律激励可能与机构“守门人”和技术“守门人”责任制度不同。
  域外网络平台责任制度与实践正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机构“守门人”-技术“守门人”-算法“守门人”的理论发展描述了政府可利用的网络平台规制能力的变化,从实然层面反映出网络平台责任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然而,法律是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评价的社会规则,从应然层面对网络平台责任制度进行价值评价是证实其合法性的重要维度,也是平台责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应然维度来讲,平台责任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从三种法律价值的平衡来衡量。第一,平台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范围须由网络服务商自身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决定。法律与政策需遵循商业主体的商业自由,不过分介入代码的发展,不过分负担网络平台,不脱离实际要求,以保障互联网创新与自由发展。早期的网络服务商责任即以此经济学逻辑为基础。第二,网络平台责任的施加是网络执法的重要手段,以实现法律所保护的重要规范性价值为目的,如保护数字版权、个人隐私、名誉权等个人权利,打击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种族歧视信息等从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强调网络平台应以合理的成本承担协助网络执法是网络平台责任制度的第二重价值。第三,网络平台责任制度可能产生很大的制度外部性问题,对作为利益相关主体的用户法定权利造成负面影响。作为一种第三方执法策略,具体的权利主体或者国家执法部门与网络平台往往构成网络执法的主体。没有法律的赋权,广大平台用户很难直接参与该法律关系,保护其基本权利。网络服务商不仅提供一种商业服务,更提供了言论发表和信息获取的公共渠道。平台责任制度不仅涉及平台的商业自由与创新、具体权益的实现,更涉及广大互联网用户的言论自由、消费者权益等基本权利与自由。合理的平台责任制度则是寻求这三种法律价值的平衡。
  网络平台责任制度是上述平台规制能力理论和三种实质性法律价值平衡的实践展开。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适用上述三种网络平台规制能力理论,对平台“守门人”能力从机构到技术再到算法的理论抽象,描述了网络平台规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同时在不同的阶段,上述三种价值逻辑此消彼长,表现出不同的动态平衡状态,体现了平台责任法律治理从规制宽容到逐渐严格,再到良好治理责任的过程。
  三、早期互联网平台的规制宽容——“避风港”原则下的侵权责任豁免制度
  早期的互联网平台责任治理以实现互联网的商业自由为主要立法目的,同时兼顾网络执法的需求。对网络平台的规制宽容最早在互联网自由主义学说盛行的美国立法中确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平台连带侵权责任在美国的发展是为了遏制互联网上泛滥的诽谤信息和儿童色情信息,随后在版权执法领域得到最完整的法律确认。面对海量的线上诽谤信息,直接追究侵权的个人用户是非常困难的,通过设置网络平台的“守门人”责任使平台提供者协助约束用户行为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执法选择。最早的计算机交互平台连带侵权责任制度沿用了已有的线下机构“守门人”执法制度,区分适用“出版商”(publisher)责任与“经销商”(distributor)责任,以平台的技术实力和运营模式是否能够介入用户内容以及是否对用户内容进行编辑来判断平台是否对用户发布信息侵权承担连带责任,保留了平台选择商业模式的自由。1991年的CompuServe案和1995年的Prodigy案中美国法院均沿用了线下机构“守门人”制度中判断连带责任的过错原则。{7}
  真正对互联网平台的规制宽容是随着美国互联网立法中出现的服务商侵权责任豁免条款确立的。面对儿童色情信息和版权侵权信息,这些责任豁免条款允许平台提供商主动介入用户信息,阻断侵权却不需要承担连带侵权责任。1996年的《通讯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可以依据自己的商业模式来决定是否对用户上传内容进行编辑和过滤,而不需担忧会引发作为出版者的“守门人”责任,该条款被称为“好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好人法”豁免了计算机交互服务提供者承担如“出版者”一样的连带侵权责任,以鼓励网络平台出于善意对不良内容进行过滤,使平台的连带责任豁免程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线下“守门人”的制度框架。在版权领域,1998年的《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以下简称“DMCA”)第512条规定了针对四类互联网服务的“避风港”条款:数据传输、路由与连接服务,系统缓存,信息储存和信息定位服务。在满足各自具体的责任豁免条件的前提下,后三类服务提供商在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网络数据传输服务商“ISP”不需要承担“通知-删除”责任)之后,服务商将免于承担对所传输和储存内容的版权侵权赔偿责任。
  欧盟早期数字通信立法也规定了类似的平台连带侵权责任的“避风港”条款。2000年颁布的《电子商务指令》第12-14条规定了提供被动传输(mere conduit)、缓存(caching)和信息托管(hosting)服务的网络平台在不知道第三方内容侵权的情况下,不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指令的第15条明确禁止法律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般的内容审查义务,或要求平台主动发现侵权事实的存在。2001年的《信息社会指令》也规定“临时复制”作为完成一个技术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不具有独立经济价值,不构成版权法中的复制行为,不构成版权侵权。
  “避风港”条款沿用了互联网自由主义学说中政府规制逻辑遵循商业逻辑的网络平台责任治理政策取向。通过“避风港”条款确立清晰并且有限的网络服务商连带侵权责任范围,可以避免法律归责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法律风险和一般内容审查义务对技术创新和言论自由造成的负担,保护互联网平台主体的商业自由。减少政府对互联网平台的直接干预也被认为是对言论自由的尊重。
  四、技术“守门人”理论的欧美实践与争议
  “通知-删除”条款下的网络平台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网络平台处于被动中立的位置,无需主动发现和介入违法事实。“通知-删除”程序由权利人主动发出侵权通知而启动,平台只需要对通知的合法性做形式审查,并通过“反通知”程序平衡权利人与嫌疑用户的利益。因此,“避风港”原则不考虑网络平台的技术实力和商业模式是否足以支撑更大力度的网络执法。但是,互联网技术在不断进步,意味着网络平台可以利用更先进的侵权内容识别技术更有效地发现和制止侵权。DMCA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为了在技术发展背景下平衡版权利益保护,“避风港”条款的适用是有条件,而非绝对的,其适用的前置条件包括要求平台采取制止反复侵权的政策和可兼容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以协助权利人版权实施两个方面。DMCA第512条(i)(1)款细化了这一义务: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采取终止为反复侵权用户提供服务的政策;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通知服务对象前述政策的采用;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能够兼容行业通行的标准技术措施,而不能与之抵触。所谓的行业通行标准,第一是指版权人使用的识别和保护版权作品的技术措施必须符合版权人与网络服务商通过公开、公正、自愿的跨行业标准协商过程所达成的广泛共识;第二,指该技术措施能够被任何人合理和无差别地获取;第三,指该技术措施不会给网络服务商的系统或网络造成过高的成本或负担。
  如果说DMCA中对技术措施的立法要求仍保留了网络平台被动中立地位和合理成本的考量,那么,欧盟立法中平台适用“避风港”的前置条件则为政府行政和司法干预平台行为保留了更多的空间。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2-14条的“避风港”条款末尾均加入了对“避风港”进行司法和行政的限制条款,规定“避风港”条款不应成为成员国的司法和行政机关依据本国的法律体系要求服务提供者终止或防止某项侵权行为的法律障碍。另外,欧盟《信息社会指令》第8(3)条和欧盟《知识产权法律执行指令》第11(III)条,规定当网络服务商的网络服务被第三方用于侵犯知识产权时,欧盟成员国应当确保权利人能够申请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法院禁令(injunction),以帮助保护其知识产权。这一帮助权利实现的义务并不以网络服务商的连带侵权责任或者注意义务的存在为前提,而是法律出于公平的考量,在平台责任豁免和网络执法之间向后者的价值倾斜,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守门人”优势地位的征用。面对海量的数字版权侵权,平台的帮助将大大改善具体权利人的权利保护状况,提高网络执法的水平。
  与美国公权力不主动干预平台商业自由的模式相比,欧盟立法中的网络平台协助权利实现义务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的争议。如在2013年,一名西班牙公民在圣诞节前夕发现自己被断网了,后来他在一家报纸上才看到原来一个归属于他的IP地址被发现存在分享版权作品的行为,一个本地的音乐制作者协会将他的网络宽带服务供应商告上了法院,要求该宽带服务商永远停止为其提供网络连接服务。巴塞罗那法院在该公民不在场的情况下,也未征求其网络服务商的抗辩意见,就下发了禁止其网络服务商为其提供网络连接的禁令。该案的判决引起了许多的争议,学者普遍认为法院的做法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判决结果也违背了公法干预的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8}
  另外,近几年欧盟成员国司法判决中也频繁出现对“避风港”原则适用条件的扩大解释,要求平台承担技术“守门人”义务,也引发了关于要求平台使用内容过滤技术作为版权执行措施的正当性的讨论。如在SARL vs. Google案中,巴黎高等法院认定Google Video即使在接到侵权通知之后迅速删除了用户分享的侵权作品也不适用《电子商务指令》第14条的“避风港”条款。该法院认为采取技术措施阻止该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即履行“通知-禁止”义务是信息托管服务商适用“避风港”条款的条件,而非仅仅“通知-删除”。{9}
  欧盟法院在2011年的Sabam vs. Scarlet判决中推翻了ISP针对版权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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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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