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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
【作者】 纪格非
【作者单位】 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中文关键词】 刑民交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刑事判决的效力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47
【摘要】 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并非由刑、民案件的关联形态决定的,司法解释确立的类型化的思路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实务中的混乱。妥当的解决方案是在《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规定的框架下,通过精确界定诉讼中止的“必要性”,限制“先刑后民”的适用范围。在界定“必要性”时,应当着重考虑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规则,以及刑、民案件不同的诉讼目的与证据规则,充分尊重民事审判权的独立性与专业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82    
  一、问题与研究路径
  (一)问题
  周某欲挂靠A公司承建某公路项目,经冯某介绍,以A公司的名义汇入B公司账户400万元保证金。但是周某未能最终取得该项目。案发前,冯某已将该笔款项转移至案外人名下。周某诉至法院,以不当得利为由,诉求B公司返还400万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冯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该义务的履行与冯某的犯罪行为无关,冯某不是返还义务人。因此,该案属于经济纠纷而非经济犯罪。故不应中止审理,也不应驳回起诉。遂判决被告履行返还义务。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冯某等人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的目的,是为查清在周某汇出保证金时,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以及该保证金是否由冯某通过犯罪行为取得。所以,周某汇入被告账户的400万元的性质认定,有待司法机关对冯某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作出最终评判后进行。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遂裁定驳回周某的起诉。[1]
  裁定生效后,原告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1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二审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不当,应予以纠正。[2]本案先后经过三级法院审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实践中的困境。三级法院基于不同的理由作出不同的处理,其中一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处理结果相同,理由不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中止的情形,刑事诉讼程序没有优先审理的必要。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刑、民案件的事实不同,因此应当按照刑民并行的方法处理。二审法院则认为,本案属于被害人寻求民事权利救济的情况,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应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追缴或退赔程序获得救济,而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从某种角度看,三级法院的认识均以一定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为依据,但在是否采用“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方面,不同的立法规范遵循的思路并不相同。由此造成了实务中的混乱。
  (二)研究的路径
  “先刑后民”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常用的审理顺序。这种处理方法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广为学界诟病。[3]最高人民法院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尝试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司法实践中的“先刑后民”的适用。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其中有司法人员的观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司法解释本身的模糊与思路不清晰而导致的混乱。
  本文尝试探索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规则。欲摆脱“先刑后民”的审理思路,首先需要考证此种司法政策形成的原因。以往的多数研究认为“重刑轻民”的司法理念是很重要的原因。[4]笔者认为,理念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在民商事法律高度发达的今天,“重刑轻民”的理念不足以支撑“先刑后民”的司法习惯。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上,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理由更多源于制度的支持。因此,必须从制度根源入手。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文本和技术角度对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问题上的司法解释加以分析,归纳司法解释的处理思路。通过这一研究,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时期对于规范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问题的技术方法是不同的。故有必要研究总结哪些技术手段是有效的,哪些技术手段是无效的,并对无效的原因加以分析,对有效的手段则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二、“先刑后民”的制度基础
  1985年和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两次联合发布了《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以下简称《1985年通知》)与《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以下简称《1987年通知》),客观上强化和固定了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先刑后民”思路。[5]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尽管通过其他司法解释对“先刑后民”的审理方式作出限制,但是依旧没有改变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如前所述,“先刑后民”更多源于制度的因素而非理念的因素。对此,笔者拟主要从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体系、刑事判决预决力的规则以及司法人员的责任与风险意识等方面具体阐明。
  (一)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体系
  我国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体系的构建是以刑事诉讼程序为核心和主导的。对于被害人人身权的救济与财产权的救济,分别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和追缴、退赔方式实现。其中刑事附带民事程序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或财物被毁坏而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64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由此可见,对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或财物被毁坏而造成的损失的救济,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但是,无论何种方式,都应当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后再确定其民事责任,本质上都属于先刑后民。
  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现行法主要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追缴和退赔制度实现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刑诉法解释》第139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一规定使得刑事诉讼程序兼具了对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加以救济的功能。
  上述规定使得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对于被害人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救济,主要采用“刑事程序合并民事程序”的模式,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一并考虑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救济问题。这种模式本质上也属于“先刑后民”的一种特殊形态。不过,《刑事诉讼法》在追缴、退赔程序以及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方面的规范性严重不足,难以对被害人的权利提供高效、便利、全面的保护,因而使得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的问题颇受关注。[6]在不改变对于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模式的前提下,对于此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将不得不继续沿用“刑事程序合并民事程序”的方法进行。
  (二)刑事判决的预决力规则
  在我国,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主要体现在现行法关于免证事实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3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免证事实,但是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能够对在后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的,是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全部事实:既包括用于证明是否构成犯罪的事实,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的事实,也包括用于证明犯罪情节轻重、损害大小的事实。根据学者的理解,法院查证量刑事实涵盖的范围越充分,越有利于量刑的公正性,这样刑事判决的事实预决效力涵盖的范围就可能非常广泛。[7]无论何种层次的事实,只要一经刑事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即对民事诉讼程序发生确定的、同等程度的拘束力——免证效力。[8]反之,由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案件,因而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在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并不具有同等程度的免证效果。这样,只要案件事实相同,刑事案件就获得了优先审理的充分理由,司法人员并不关注相同部分的事实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程度,是否构成基础性事实,是否为重要的事实,是否属于刑事性质的事实,以及该事实是否只能由刑事审判机关作出认定等等因素。对于审理案件的法官而言,关键的问题就是识别民刑两案涉及的事实是否部分或全部相同。
  然而,对刑事判决认定的“全部事实”赋予同等的预决力并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由于刑事诉讼具有较高的证明标准,刑事侦查机关具有优越于普通民事主体的证据收集能力和手段,因而学界通常认为在事实相同的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案件先于民事案件审理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9]但是,此种思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层次的事实认定都会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55条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可见,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限于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而非全部案件事实。2006年全国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专门指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含义是指“影响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存在一定的疑问,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进而得出唯一结论的,均应严格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无法成立的无罪判决。”[10]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指向影响定罪的关键性证据,而非全部证据。因此,在刑事裁判中,处于不同层次的事实认定结论具有不同的精确程度,一概赋予所有的事实认定结论以同等的法律效力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比较法上法治国家的通常做法。如根据美国立法,刑事有罪判决被作为证据采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该判决是在审判后或者有罪答辩(不包括不抗争之答辩)后作出的;(2)该判决判处的是可判处死刑或者1年以上监禁刑的罪行;(3)该证据采纳用以证明对于该判决至关重要的事实;(4)当公诉人在刑事案件中为弹劾之外的目的而提出时,该判决是反对被告的。[11]再如,根据法国的理论,终审刑事判决中确认的,具有刑事性质的,确定的、必要的事实,对于具有明显牵连关系的民事案件,具有既判力。[12]事实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与定罪相关的基础性事实的证明,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只有此部分事实,才应当拥有对后诉民事案件的预决效力。
  (三)司法人员的责任与风险意识
  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的问题上,刑事案件优先处理不仅是前述制度支持的结果,同时也符合司法人员的工作习惯和利益诉求。对于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而言,刑民交叉案件往往事实更加错综复杂,法律关系更加混乱,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难度相应更大。在涉及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认定时,如果民事案件优先审理,在当事人查证、举证能力均有限的情况下,欲作出正确的裁判,审判人员必然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一旦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存在分歧,民事案件会面临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的风险,这对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而言,存在着错案追责的压力。相反,如果允许刑事案件优先审理,借助于《民诉法解释》第93条关于刑事判决预决效力的规定,将大大减轻审理民事案件法官的工作负担与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在遇到刑民交叉的案件时,只要涉及部分事实相同,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往往会“趋利避害”,选择“便利”“经济”“稳妥”的方法,作出诉讼中止的裁定。但是,对于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而言,即便事实相同,由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因此,民事案件的先行审理并不能给其带来同样的便利。长此以往,回避风险与责任的现实需求逐渐演化成一种工作习惯和处理问题的固有思路,成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常见做法。习惯的力量,往往难以轻易改变,甚至规则的变化都不能对其产生影响。
  综上,在同一事实认定上,先刑后民的审理思路并非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基于制度设计而产生的“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为此,需要对相关制度作出重新规划与安排。比如,必须同时完善和细化错案追究制,基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同的诉讼目的、证明制度,精确地界定错案的范围,免除审判人员的顾虑。
  三、司法解释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两种思路
  (一)以“必要性”为核心细化诉讼中止的适用条件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18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该规定常被法院援引作为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依据,并由此形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先刑后民”的惯常做法。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中止的条件规定得过于笼统,“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一度在实践中泛滥。为了解决实务中的具体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规范。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存单案件规定》),其中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依据诉讼中止而适用“先刑后民”作出了限制性解释,即只有当“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民事案件才能中止审理。同时该规定也明确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继续进行。该规定的适用范围虽仅限于存单纠纷,但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始尝试从民事诉讼的角度,通过对“诉讼中止”适用条件加以细化的方法,对“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作出限制。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何种情况属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尚存在极大的模糊之处与有待解释的空间,《存单案件规定》并没有针对立法中的模糊领域作出实质性的细化规定,“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之表述,仍然是对《民事诉讼法》诉讼中止规定的简单重复。在实务操作中,滥用“诉讼中止”的规定以达到“先刑后民”的目的的做法,并没有改变。
  (二)以“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类型化为基础
  继《存单案件规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通过进一步的司法解释,来细化《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规定。而是另辟蹊径,尝试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形态进行类型化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先刑后民”的运用作出限制性的解释。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该规定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正式提出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可以分开审理的基本原则。《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上述规定涉及了三种形态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的问题:一是对于法律关系不同,且无牵连的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分开审理,刑民程序并行进行;二是对于法律关系不同,但是有牵连的刑民交叉案件,同样采用并行审理的方法;三是在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事实,法院认为应当属于刑事犯罪的,则采取“刑事合并民事”的处理方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被害人受到的经济损失应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带民事制度或追赃、退赔的方法解决。
  可以看出,《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思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确立了并行审理的原则。与《民事诉讼法》136条、《存单案件规定》确立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思路不同,《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中,决定审理顺序的根本因素并非“必要性”,而是刑民交叉案件中涉及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关联的形态。如果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不一致,但是存在牵连,则民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并行审理。第二,司法解释虽确立了“刑民并行”原则,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协调“并行审理”与“诉讼中止”的关系。借助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规定,司法机关在处理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不同的刑民交叉案件时,仍然可以放弃“并行审理”的原则,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不难发现,在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并行审理原则后,司法实践中,“先刑后民”仍然是司法机关常见的做法。
  在《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继续坚持“类型化”的思路,类型的划分更加完善、全面。较为典型的是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非法集资意见》),其中第七部分明确规定了对于事实相同、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并存的刑民交叉案件(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13]应当采取“刑事合并民事”的审理方式。
  “类型化”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思路,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刑民并行”的基本理念,并据此确定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方法。但是,“刑民并行”也并非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况下,刑事案件具有优先审理的必要。同一时期,学者对于该领域问题的关注也极大推进了对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化的研究。学界通常的观点认为,刑、民案件事实相同时,刑事案件应当优先审理;在刑、民案件事实不同时,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可以并行审理。[14]类型化的思路所提供的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新标准具有更强的技术化特征,同时,纯粹的“类型化”思路意味着摆脱了对民事诉讼“诉讼中止”适用标准的依赖。如果仅依靠类型的识别就可以确定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就无须再对“诉讼中止”的适用条件加以细化,这无疑会使问题得以简化。
  (三)“类型化”思路与“必要性”思路的关系
  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基本上延续了此前确立的类型化思路。该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上述规定与1998年《经济纠纷案件若干规定》及2014年《非法集资意见》对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问题的解决方案基本一致,是类型化处理思路的体现。但是,该司法解释第7条同时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这样,司法解释在类型化的前提下,借助《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规定,针对事实不同,但有牵连关系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坚持“刑民并行”的前提下,作为例外,采用“先刑后民”的审理方法。对这一思路,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而且案件事实在根本上也属于刑事案件,那么在立案阶段就应不予受理商事案件。受理后在商事审判中发现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并且同时存在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商事审判应当尊重已经启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未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商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事实部分相关时,判断商事案件是否继续审理的标准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规定。据此,如果审理商事案件必须以另一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在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应当中止商事案件审理。反之,如果商事案件审理无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则商事案件不得中止审理。”[15]
  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规定采用了一种以类型化为基础,以诉讼中止制度为补充的混合性的标准。在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的基础上,利用民事诉讼中止的规定,对“先刑后民”审理顺序的适用,作出了限制。其中类型化处于核心位置,原则上对于法律事实不同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采用刑民并行的审理方式,只有在刑事案件具有优先审理的必要性时,才采用先刑后民的审理方式。这种处理方法使得民事诉讼中关于诉讼中止的规定成为司法解释确定的类型化标准的下位规则,同时,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明晰诉讼中止的条件以及类型化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乱象没有得到根治。
  四、“类型化”思路为何不可行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开启类型化的尝试后,虽然涉及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解释在数量上明显增加,但是实践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事实”是否相同的识别标准模糊
  对于法律事实是否相同的识别标准,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细致的说明。在法理学上,法律事实包括人的行为与事件。因刑法始终以人的行为为规范对象,事件不会引起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刑民交叉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的行为。如何判断法律事实是否同一?一般而言,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中应包含主体与行为的内容两个要素。严格地说,法律事实相同意味着法律事实的两个构成要素均相同。法律事实不同则意味着刑民案件的法律事实在主体或行为的内容方面有区别。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理解。比如,《非法集资意见》的第七部分第一项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根据该司法解释,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中,刑事案件审理的对象与民事案件审理的对象属于同一事实。但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刑事案件中,法院审理的主要内容为被告人是否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了集资行为。而在非法集资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审理的对象则是发生在两个特定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行为的效力问题。因此,在非法集资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件中,刑、民案件审理的内容不相同,涉及的主体范围也不相同,司法解释认为此类刑民交叉案件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审理的事实是同一的,并得出刑事案件应当吸收民事案件的结论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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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于改之:《刑民分界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李哲:《刑事裁判的既判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周雪梅:《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比较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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