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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论康有为于戊戌变法前的宪法观及其宪法史地位
【作者】 周威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康有为;戊戌变法;宪法;中国化;《春秋》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96
【摘要】 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最初使用“宪法”一词,这表明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并且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概念的。不过,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注意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兼顾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康有为积极倡导宪法概念,将宪法概念传授于弟子,传播于社会,上呈于朝廷。从其对“宪法”一词的使用频率、宪法问题的研究水平、宪法概念的传播范围和宪法学中国化等方面来看,康有为的识见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报刊,但他不可能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立宪法的主张。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83    
  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推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并持续活跃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舞台之上,堪称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包括宪法领域在内的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有关康有为宪法思想的论述已有很多,根据利用中国知网的检索,可发现专门讨论康有为的著作约有240种,除专门讨论其书法成就者外,绝大部分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康有为的宪法思想;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有关康有为宪法思想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多达4000余篇,几乎涉及康有为各个时期论述宪法问题的所有方面。
  其中,有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多集中于一个问题,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是否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对此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持肯定的观点,相当多的宪法学教科书和宪法学论文都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1]此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戊戌奏稿》收录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另一派表示反对,即否认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该观点先是出现于史学领域,后来传入法学领域,[2]其持论的基本依据是《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明显不同于《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笔者认为,《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更为可信,而《戊戌奏稿》收录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确曾作伪,不能作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立宪法的依据。不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其他文献中是否还有关于宪法的论述?若有,分布于何处?康有为这些有关宪法的论述,是否达到了主张立宪法的程度,或者即使没有达到立宪法的程度,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康有为在宪法史上居于何种地位?尤其是对于舶来的宪法和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康有为是如何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有专门研究。本文拟围绕此逐一探讨。
  一、康有为在1897年选择使用“宪法”一词
  康有为是推动晚清变革从“洋务”和“器物”转向“维新”和“制度”的关键人物,而宪法是近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那么康有为必定是晚清时期最早认识宪法制度的中国学者之一。欲研究康有为认识宪法制度的历程,须首先考察其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和出处。
  (一)《日本变政考》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变政考》是一部集中表达康有为之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著作,“对光绪帝的倾心变法,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康有为两次将这本书进呈于光绪皇帝:第一次是在1898年4月10日,即戊戌变法于1898年6月11日正式开始的两个月前;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21日,即戊戌变法正式开始的10天后。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公开出版该书,该书一直存放在故宫昭仁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学者发现。因此,《日本变政考》的写作时间就成为确定康有为使用“宪法”一词之时间的关键。《我史》是康有为在1899年初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其中“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部分的记载为:
  十二月,重游广西,与羽子兄偕镜函偕行。镜函学佛,若有得,而狂不可近,盖所谓天魔入心者,到阳朔,遣之还。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4]
  其中,“稿乃具”意味着《日本变政考》编译完成;“是年”指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农历的光绪二十二年的最后一天并非公元1896年12月31日,而是1897年1月30日。而前述引文描述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事情,这意味着康有为编译完成《日本变政考》的时间是公历的1897年1月。鉴于编译该书跨越了若干年份,且没有正式出版,适当的做法是,将该书编译完成的时间,即1897年1月,作为康有为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二)《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书目志》是一部介绍日本各科书目的工具书,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正式出版。其中第5门即政治门和第6门即法律门,都收录了若干宪法学著作的信息。茅海建猜测,“康(指康有为——引者注)所撰《日本书目志》并不是靠其收藏之书,很可能是依据日本某一图书馆的馆藏和文图书目录,或者是依据大量日本出版商的广告”。[5]王宝平进一步证实,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的资料“出自日本《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一书”,而该书由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事务所于明治26年7月编辑出版。[6] “明治26年7月”即1893年7月。
  梁启超曾撰《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刊于1897年12月12日的《时务报》。前述《我史》引文提及,《日本变政考》“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那么,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的时间当晚于《日本变政考》,即晚于1897年1月。此外,《我史》“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部分载“编《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成,撰《日本书目志》成”,[7]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即1897年6月。结合前述情况,应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定为1897年6月。
  根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的查阅,康有为在1897年之前的著述中虽然使用了一些和“宪法”相关的语词,如“宪章”“宪典”“章程”“议院”“制度”,这些语词散落于《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处,但康有为并没有在这些著作中使用“宪法”一词。据此推断,康有为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是1897年1月和6月,其出处分别是《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
  (三)康有为选择使用“宪法”一词
  “宪法”对译的是Constitution一词,然Constitution一词在1897年之前已出现多种译法,比如国律、国法、国宪、国例、国章、章程、宪章和宪法,散落于各种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律学著作,以及一些词典和报刊。[8]出现这些不同的译法,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宪法学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即除日本外,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宪法学研究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译法多且分散,未能形成统一的、公认的基本范畴。
  康有为继承晚明以来的经世致用理念,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关心国运,博览群书,早年游览香港和上海,购得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图书3000册。康有为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公法》《日本国志》和《重订法国志略》等著作,以及《万国公报》《申报》和《西国近事汇编》等报刊。据此推测,前述使用“宪法”一词及类似语词的图书和报刊,康有为基本上都阅读过,并且大致理解这些译法的含义。
  鉴于这些译法在1897年之前已然出现,且康有为知晓这些译法的存在,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使用“宪法”一词达113次,偶尔也使用“国宪”和“国法”,但没有使用其他译法,且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都明确区分了“宪法”和“章程”,认为宪法高于章程,重于章程,从未用“章程”来指代“宪法”。这意味着康有为使用“宪法”对译constitution一词,系经过了一个认真地“选择”的过程。
  (四)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
  1897年1月至1898年9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使用“宪法”一词57次,在《日本书目志》中使用47次,在《上清帝第五书》[9]中使用1次,在《波兰分灭记》中使用9次,在另外四份奏折中各使用1次,合计共使用118次。根据这118次的使用情况,可将康有为的早期宪法观概括为如下十大方面:
  1.宪法对于国家的意义方面。宪法不仅有利于统合国家,“宪法至公至理也”,[10] “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11]还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避免国家受辱,“日本之所以力整国政,博采宪法……以免此不公不平之大耻大辱也”。[12]
  2.宪法对于变法的意义方面。宪法不仅为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13] “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14]
  3.宪法功能方面。宪法旨在划分权限,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定宪法公私之分”,[15]规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名分也”,[16]保护臣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保护吾民之权利”。[17]
  4.宪法制定过程方面。制定宪法不是二三人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必然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日本变法二十四年,而后宪法大成”,[18] “日本变法,日异月殊,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刮垢除旧,改良进步,乃得成今日之宪法”。[19]
  5.宪法学著作方面。康有为将宪法学著作分为两类,即“帝国宪法”和“外国宪法”,此处“帝国宪法”指的是日本国宪法。康有为列举了外国宪法学著作7种,列举了帝国宪法学著作28种,还对若干宪法学著作进行了评价,例如认为“《国宪泛论》、《美国宪法史》、《各国宪法》、《万国现行宪法比较》四种最精”。[20]
  6.宪法和章程的关系方面。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章程”和“宪法”,如“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21]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例如写道,“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22]
  7.宪法和律例的关系方面。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宪法”和“律例”,“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23]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阐发了两者的区别,“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24]
  8.宪法和成文法的关系方面。康有为的表述,如“定宪法”“制宪法”“布宪法”“草宪法”,显示了“宪法”的成文法属性;康有为称“宪法为永远不磨之宝典者”,[25] “典”字本身就有成文的含义;康有为主张模仿的明治宪法正是成文宪法。
  9.学习外国宪法方面。康有为认为,欧美是宪法制度的先行者,中国要变法自强,必须向其学习,“改宪法而图维新,以为旧法不可用,非采万国之良法设局令草定新法不可行”,[26]不过在具体的学习对象方面,应当学习日本,“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釆而用之”,[27] “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28] “吾但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29]
  10.宪法学中国化方面。康有为认为移植外国制度须尊重国情,“国宪者,必视其时之民情风俗,以为因革损益”[30];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名分也”;[31]将制定宪法和历史上的类似做法相联系,“酌定宪法,如周人之悬象魏,如后世之修会典”。[32]
  二、康有为倡导宪法概念
  康有为知行合一,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他不仅在1897年从多种译法中“选择”了“宪法”一词,认识到宪法制度对于晚清变革的积极意义,而且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倡导宪法概念,传授于弟子,传播于社会,上呈于朝廷,在中国宪法学萌芽之时赋予宪法概念以实践精神。
  (一)康有为将宪法概念传授于弟子
  康有为虽屡试不第,但成功创办了广州的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学术源流和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的历史与政治。受康有为的影响,康同薇、欧榘甲、康同文和梁启超等弟子均曾在1898年9月戊戌变法之前撰写过使用“宪法”的文章。
  1.康同薇
  康同薇是康有为的长女,受康有为译书报国思想的影响,自幼学习英语和日语,协助康有为编译《日本变政考》。对此,据《我史》记载:“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33]《日本变政考序》也记载:“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34]前文已介绍过《日本变政考》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康同薇独立使用“宪法”一词,是在其所撰写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一文当中。该文发表在1897年的《知新报》。
  康同薇认为,士气关系国家强弱,美、英、德、日等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士气之振,而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正是由于士气不振。她是在描述日本由弱转强的过程中使用“宪法”一词的——“于是日本维新政治更正条约,颁定宪法以张国法,开国会以伸民气,变政仅二十余年而挫割四千余万方里四百余兆人民之中国,威振海外,名振英法,推原所自岂非士气之振致之哉。”[35]从使用的语词和表达的观点来看,康同薇与康有为如出一辙。鉴于康同薇曾协助康有为编译《日本变政考》,而康有为正是在这两本书中最早使用“宪法”一词,可得出结论:康同薇使用“宪法”一词,系直接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
  2.欧榘甲
  欧榘甲1891年入广州的万木草堂,1895年协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也曾协助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日本书目志》各卷卷末署“汤辅朝、欧榘甲覆校”。[36]而且,“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欧榘甲亦参与校对;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五书时,(欧榘甲——引者注)亦在报刊上发文加以宣传”。[37]《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正是欧榘甲阐发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之宪法思想的一篇文章。
  欧榘甲的《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使用“宪法”一词8次,阐述了宪法与律例、政治和《春秋》的关系:(1)“明吾宪法,修吾律例”;(2)“一在宪法之未明,宪法未明则政治不修,政治不修则民多天枉,吾有司不能理,则借彼教理之;一在律例之不平,律例不平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民多怨匿”;(3)“宪法者,《春秋》所谓正名分也,明其名分则人人知权限,尽其所当为,不敢陷于不可为。孟子曰,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4)“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5)“故曰修宪法律例泯民教之名而祸不起也”;(6)明宪法、律例之学宏一视同仁之志。[38]
  3.康同文
  康同文是广东南海人,字介甫,与康有为同乡同姓,与康有为的子女同辈,和韩文举同为《东亚报》撰稿人,而韩文举乃是康门十大弟子之一。《东亚报》创办者简敬可是广东新会人,与梁启超同乡。康同文将坪谷善四郎的《万国宪法》一书之美国部分译成中文,取标题为“美国宪法”,连载于《东亚报》1898年第1—7期,其中第1期和第2期介绍了美国制定宪法的背景、过程和大概内容,其中使用“宪法”一词共10次,第2期至第7期收录的是美国宪法译文全文。
  根据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1833—1898年期间其标题含有“宪法”的文章仅有3篇,全为译文,除前述康同文所译的《美国宪法》外,另外两篇分别是《日相论制定宪法来历》和《比律宾岛新立共和宪法》,其译者均为日本学者,即古城贞吉和角谷大三郎,而康同文是三者之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学者。蔡锡勇的美国宪法译文虽然早于康同文,但其中使用的是“盟约”而非“宪法”,[39]而康同文的译文不仅在内容中使用“宪法”一词,而且标题中也含有“宪法”一词。
  4.梁启超
  在康有为的诸弟子中,梁启超使用“宪法”一词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梁启超在1897年有6篇文章都使用了“宪法”一词,其中最早的是《论译书》一文。梁启超在该文中比较了中日两国变法的情形,认为“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40]其中主张变法和译书报国的观点与康有为基本一致,该文的发表时间比康有为编译完成《日本变政考》晚了4个月。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和《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中使用的“宪法”一词,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标题上,都能看出其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明确区分了“宪法”和“章程”:(1)“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2)“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犹是万不备一”;(3)“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41]《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号召官员阅读宪法学书籍,“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42]此外,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将宪法列入湖南时务学堂的课程,并将傅兰雅所译的《佐治刍言》一书指定为宪法学教科书,使得湖南时务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讲授宪法学的学校,实现宪法概念和宪法思想的代际传承。
  (二)康有为将宪法概念传播于社会
  康有为以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为背景,于1898年1月上书光绪皇帝,标题为《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分割渐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没有资格直接上呈皇帝,不得不请工部尚书淞桂代呈,然而淞桂拒绝代呈。康有为在前七次上书中,仅《上清帝第五书》使用了“宪法”一词,[43]该折中的相关的表述如下:
  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劳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44]
  办报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主张。在淞桂拒绝代呈的情况下,康有为将《上清帝第五书》发表于报刊,公之于众。根据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18971898年间有六家期刊刊载了《上清帝第五书》,发表时标题有变化,按照刊行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为:(1)上海《益闻录》第1757期和第1758期,标题分别为“康工部条陈”和“续康工部为胶州条陈折”,刊行时间分别为1898年3月16日和同月19日;(2)澳门《知新报》第44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为胶州事条陈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3)长沙《湘学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4)上海《集成报》第26期,标题为“康工部有为呈请代奏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4日;(5)长沙《湘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5日;(6)成都《蜀学报》第4、5、6、7期,标题为“工部康主事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折”,刊行时间分别为1898年6月7日、6月17日、6月27日和7月7日。
  除《蜀学报》外,刊行康有为该文的时间集中在1898年3月中下旬,即戊戌变法前夕。《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均为维新派的著名报刊,《益闻报》系老牌上海报刊,《集成报》是上海新兴报刊,都与维新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蜀学报》的创办人宋育仁和廖平主张维新自强,和康有为观点接近,私交甚笃。《蜀学报》发表《上清帝第五书》,说明“宪法”一词的传播范围更广了,传播到了四川。使用“宪法”一词的《上清帝第五书》几乎同时发表于多家报刊,意味着这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有意为之,积极地利用近代报刊传播维新变法思想。“宪法”一词作为舶来品,借此机会逐渐传播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
  (三)康有为将宪法概念上呈于朝廷
  康有为深知只有借助于朝廷才能实现其变法主张。为此,他不断寻找机会,进呈图书,撰写奏折。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概念,最终得以上呈于朝廷。
  1.进呈图书
  在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前,康有为便已经着手写书、编书和译书,等待进呈时机。康有为确实进呈了不少自己的著作,如《孔子改制考》《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其中,《波兰分灭记》和《日本变政考》一样,不仅使用“宪法”一词,而且在进呈之后藏于深宫,没有正式出版。不过两者不同的是,《日本变政考》描述的是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强盛的历史,而《波兰分灭记》描述的则是波兰因拖延变法而被瓜分的历史。
  《波兰分灭记》一书共9次使用“宪法”一词,详细描述了波兰起草宪法和被迫废除宪法的过程:(1)“于是波王乃欲草定宪法”;(2)“波王感宪法有憾,以问于满院议员”;(3)“改正波兰之宪法,并恢复新教徒之权利及议员决议之法”;(4)“改宪法而图维新,以为旧法不可用,非采万国之良法设局令草定新法不可行”;(5)“国会之最有名者兹矮木修正宪法”;(6)“草宪法既定,上之波王”;(7)“宪法一出,众情汹汹,举国皆以兹矮木舍祖宗之制而用外国之制”;(8)“遂将国会所议及兹矮木所定宪法,颁发群臣及各省疆臣议行”;(9)“国会以十一月二十三日曲从俄命,全废新行之宪法”。[45]
  2.撰写奏折
  康有为对于撰写奏折一事非常积极,且所撰奏折数量庞大。麦仲华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提到:“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没,多所散佚。”[46]麦仲华1911年编辑出版的《戊戌奏稿》一书收录了康有为奏疏17篇。其中有4份奏折使用了“宪法”一词,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
  (1)1898年4月10日康有为的《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釆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提到:“日本变法,日异月殊,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刮垢除旧,改良进步,乃得成今日之宪法。吾但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47]
  (2)1898年6月13日康有为代徐致靖所作的《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提到:“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48]
  (3)1898年6月17日康有为代宋伯鲁所作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提到:“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如周人之悬象魏,如后世之修会典,规模既定而条理出,纲领既举而节目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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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麦仲华编:《戊戌奏稿》,1911年日本横滨出版。
  {2}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4}陈新宇:“戊戌时期康有为法政思想的嬗变——从《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的著作权争议切入”,《法学家》2016年第4期。
  {5}周威:“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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