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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民法总则》中证据规范的解释与适用
【作者】 王雷【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文关键词】 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举证责任;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11
【摘要】 《民法总则》对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配置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对自然人住所配置民事法律事实拟制规范。《民法总则》强调法人外观原则和善意相对人保护,法人住所、法定代表人等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主张民事法律行为存在各类效力瑕疵事由时,主张者须就存在相应瑕疵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在消费欺诈纠纷领域,应该通过对证据规范的妥当解释以适当减轻消费者对欺诈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民事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者受到限制的要件事实应当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民事权利要件事实举证责任的一般规范。民事权利推定规范和民事权利举证责任倒置规范属于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定例外情形。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72    
  引 言
  根据举证责任分配一般标准来解决实体法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立法者在实体法立法时十分清楚地知道举证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根据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有意识地立法,有意识地选择法律条文的表述方式,选择从正面还是从反面、积极角度还是消极角度表述实体构成要件,正确传递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信息。只有这样,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才是立法者有意识立法的结果,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标准才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在民事证据规范的立法配置上并未反映出一种有意识的、体系化的倾向。
  《民法总则》对民事举证责任一般规范、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等证据规范配置均有所不足,需要在学理上解释完善,以方便司法适用。脱离了举证责任等民法证据规范,就会极大降低民事权利规范的实效及裁判规范属性。本文根据《民法总则》法律条文的大致顺序,分别讨论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权利制度中的证据规范,其中自然人和法人制度中的证据规范主要属于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权利制度中的证据规范主要对应举证责任一般规范、减轻规范和倒置规范。
  一、对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
  (一)自然人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的推定规范
  出生在法律上至关重要,对于出生时间存在争执时,如何最终确定?以自然人出生之事实,主张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须对出生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条规定,出生时间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最有力的证据,但也非绝对证据,如果没有户籍证明的,则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至于能否根据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等推翻户籍证明误载的出生时间,我国大陆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以肯定说为宜。[1]
  不同于《民通意见》第1条只规定对自然人出生时间的推定,《民法总则》15条一并规定对自然人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的推定规范。《民法总则》15条是对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这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推定规范。该条规定了自然人出生时间、死亡时间对应的三类证据方法及其证明力:在推定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证据方法上,将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作为证明力最高的证据方法,户籍登记或者身份证、军官证、居住证、外国人护照等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证明力次之。较之户籍登记等登记记载的时间,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更接近于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真实情况。不管是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户籍登记还是身份证、军官证、居住证、外国人护照等其他有效身份登记,其均对应可反驳的证据方法,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其他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可见,在认定自然人的出生和死亡时间上,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均属于可反驳推翻的证据方法。
  (二)宣告死亡制度中死亡时间的推定规范
  宣告死亡时对下落不明之自然人死亡时间的确定属于法律推定,虽然立法用语使用了“视为”的拟制式表达,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结合《民法总则》50条等规定,《民法总则》48条对宣告死亡时死亡日期的确定规则属于可反驳推翻的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该条更为规范合理的立法表达是“推定其死亡的日期”而非“视为其死亡的日期”。被宣告死亡之人死亡时间的确定对于消除与其相关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婚姻关系、继承、保险理赔、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养老金的领取、抚恤金的领取、救助金的领取等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予以立法明确。我国《民法通则》未对宣告死亡时死亡日期的确定加以规定,构成法律漏洞。《民通意见》第36条第1款以判决宣告之日为被宣告死亡之人死亡的日期,该规定并不合理,例如对保险期限较短的意外伤害保险而言,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往往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这就会导致受益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落空。[2]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24条第2款作了变通、特别规定:“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但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法总则》48条运用类型化的立法技术,区分普通下落不明与意外事件导致下落不明时宣告死亡中死亡时间的确定,使得意外事件导致下落不明事件中宣告死亡时的死亡日期更接近真实情况,值得肯定。当然,立法论上看,应该区分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与法院判决确定的死亡日期,《民法总则》48条前段更适合将法院结合自然人下落不明的原因和宣告死亡公告期限而判决确定的日期推定为宣告死亡时的死亡日期,以免申请人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间提起宣告死亡的申请,从而间接决定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时间。
  (三)对自然人住所的民事法律事实拟制规范
  与对自然人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的推定规范不同,民法通过拟制规范规定自然人的住所。《民法通则》15条以户籍所在地为认定自然人住所的一般标准,通过设置拟制规定以经常居住地为认定自然人住所的例外标准。《民法总则》25条规定自然人的住所,该条前段就认定自然人住所的一般标准不再限于户籍登记的居所,还包括“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后者主要是指居住证、身份证、军官证等,这就使得住所认定标准更加灵活。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自然人的户籍登记记载的居所与身份证或者居住证记载的住所不一致,以何者为准?根据《民法总则》25条后段之规定,此时应当以经常居所为住所,这就取决于户籍登记记载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何者构成经常居所。自然人的住所是其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法律关系发生的处所,住所作为重要的民事法律事实会影响一系列民事法律后果乃至公法法律后果的发生,如确定合同履行地、决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确定法院地域管辖、决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准据法等,涉及义务兵役履行、选举权行使,还涉及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民法总则》25条住所认定标准的灵活有利于更加方便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例如,在确定法院地域管辖时,可以有效减少实际居所地与管辖地分离情况,在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时,可以较为便利地举证证明受害人的住所地并适用与其实际居所地相符的赔偿标准。
  与《德国民法典》第7条规定的住所自由设定原则不同,“在规范住所上,我国一直采纳以法定住所为原则、以拟制住所为例外的住所法定主义原则。”[3]《民法总则》25条后段采用“视为”的立法技术,对应不可反驳推翻的拟制规范,这不同于该法第15条和第48条对应的可反驳推翻的推定规范。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社会背景下,不能以自然人户籍登记的居所为其住所认定的唯一标准,而应当允许自然人举证证明以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或者以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为住所。《民法总则》25条所规定的住所规则还属于民法上的证据方法规范,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为认定住所的证据方法,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对应证据方法中的书证。自然人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也仅是推定为其住所,对应可反驳推翻的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不得将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一律解释为自然人的当然住所。自然人举证证明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被拟制为住所,发生与住所一样的法律效力。参考《民通意见》第9条第1款,自然人的经常居所是指,自然人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但自然人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二、法人外观原则与善意相对人善意事实的推定
  (一)法定代表人代表权外观原则与善意相对人保护
  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其权利是由法人赋予的,具有概括性。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即为法人的民事活动,法定代表人的独立人格被法人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区分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约定(自治)限制与法定限制,不能笼统地说“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民法总则》61条第3款仅限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这属于内部约定(自治)限制。我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社会组织查询系统,目前都不记载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只记载法定代表人姓名、经营范围、业务范围等。以公司为例,法定代表人姓名及其职权属于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事项;但公司营业执照和登记事项应当载明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而不需载明法定代表人职权。虽然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但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法定代表人职权也不属于公司的登记事项。公司设立登记时应当提交公司章程,而公司章程并非工商登记事项或者对外展示事项,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规定不能推定为众所周知。我国对法人登记事项的规定,使得法定代表人职权无法登记公示,也就不能产生《德国民法典》第68、70、71条所规定的登记对抗力。特定情形下法律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如《公司法》16条对公司担保的法定限制规则)推定为众所周知,不能简单认为此种法定限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4]相对人不得以自己不知法律规定为由主张自己善意,其对相关法定限制对应的程序事项负有审查义务。[5]
  法定代表人代表权外观原则与善意相对人保护的核心就是确定法定代表人越权与相对人所从事行为的法律后果。梁慧星教授认为,《民法总则》61条第3款系总结经验而规定,以后不再适用《合同法》50条,直接适用本条。民法上不要求善意相对人举证证明善意,而采取善意推定。如另一方(即法人)异议,主张异议一方(法人)需举证证明相对人非善意。[6]相较于《合同法》50条,《民法总则》61条第3款直接实行相对人善意推定,更好地贯彻了法人外观主义原则,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
  笔者认为,基于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信赖”,表见代表中相对人举证责任较轻,其证明实际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为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即可推定相对人善意相信对方有代表权限,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相对人非善意承担举证责任。《民法总则》61条第3款无法完全取代《合同法》50条,这两个条文对相对人的善意均采推定规则,都体现了对法人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外观主义原则,从价值判断结论上看并无分歧,是一般与特别的关系。《民法总则》61条第3款与《合同法》50条适用的主体范围相仿,但前者及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从事的各类“民事活动”,后者则仅规制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签订“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合同法》50条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越权代表签订合同做法律规制,而《民法总则》61条第3款仅着重于法人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后果,结合《民法总则》108条的规定,该法第61条第3款也可在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越权代表时参照适用。但《民法总则》61条第3款未规定何为“善意”相对人,对此仍须参照《合同法》50条。从裁判规范的角度看,《民法总则》61条第3款力图表达这样一个完整的价值判断结论:“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代表权限制而从事的代表行为,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对法人发生法律效力。”
  (二)法人住所外观原则与善意相对人保护
  法人是一个动态的组织体,存在设立、成立、存续、变更、终止的动态过程。根据商事外观原则(商业透明度)和公权力透明原则(针对机关法人等公法人),法人应将其组织体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登记等公示方法真实、及时地展示于外,以方便不特定第三人查知,借此降低交易达成过程中的个体和社会调查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也便于通过信息公开以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民法总则》64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65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这就确立了法人登记的公信力规则,是法人外观主义原则的应有之义。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时都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公司法》7条、第32条第3款、第179条等都有类似规定。根据法人外观主义原则,法人登记对抗力包括消极对抗力和积极对抗力。法人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但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善意相对人可以信赖法人登记材料上的既有记载,即相关实际情况从法律上并未发生变化。法人应该登记的事项而未作登记,善意相对人可以信赖该事项不存在。法人作不实登记(如隐名股东借显名股东名义作登记),使得登记展现出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善意相对人可以信赖法人登记展现出的事实。类似于不动产登记簿,法人登记事项具有正确性推定效力,即使登记发生错误,错误登记展现出的事实对善意相对人也具有公信力。与《民法总则》61条第3款类似,第65条相对人的善意也采推定原则,须由主张相对人非善意一方承担举证责任。[7]当然,法人登记事项对应的也仅仅是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而且属于可反驳推翻的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在司法实务中,因登记事项发生变更产生的抗辩以公司住所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为主。公司住所发生变化,但营业执照和公司登记均未换发或变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公司不得以实际经营地址发生变更导致未收到仲裁文件为由提出撤销仲裁的申请。关于法定代表人的抗辩主要涉及某人经内部决议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后所签署文件或者作出行为的效力。在对此类抗辩进行认定时,主要应依据法定代表人登记的外观主义。
  《民法总则》66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以企业法人信息公示为例,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企业注册登记、备案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根据《民法总则》63条的规定,企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企业法人应当将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民法对法人住所要求外观公示,不允许法人在住所之外还有可视为住所的“经常居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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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以德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为基础撰写》(第四版),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姜世明:《民事证据法实例研习》(一),正点文教出版顾问有限公司2005年版。
  {3}王轶:“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立法建议”,《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
  {4}胡学军:“证明责任‘规范说’理论重述”,《法学家》2017年第1期。
  {5}高圣平:“公司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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