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论犯罪目的之推定与推论
【作者】 樊崇义吴光升【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犯罪目的;推定;推论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2)02-0101-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101
【摘要】 犯罪目的作为一种主观违法要素,在证明上具有困难性。犯罪目的的证明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推定;二是推论。各国对犯罪目的能否进行推定,有不同的观点。我国刑法没有关于犯罪目的推定的规定,我们认为,结果目的可以推定,而行为目的一般不能推定。推论主要是通过行为人的外在行为来证明犯罪目的存在。我国有不少规范推论的司法解释,但其中有些不是很合理。在犯罪目的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成立时,用口供认定犯罪目的应当有补强证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665    
  
  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犯罪构成要素之一,属于一种主观违法要素。作为一种主观要素,它不同于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等可看得见的客观违法要素,它虽然有时会通过一定的媒介,直接展现于人们眼前,但更多的却是隐藏于犯罪行为人的内心深处,人们要认定这种犯罪目的,很多时候只能借助间接的证明方法,即通过犯罪行为人的外在行为来证明其具有一种犯罪目的。从域外刑事司法来看,这种间接证明方法,一为刑事推定,二为刑事推论。我国有关刑事立法对刑事推定之规定很少,对犯罪目的的推定之规定更是少之又少,理论界对有关立法规定及司法解释是一种刑事推定,还是一种刑事推论,也存在不少争议。
  一、刑事推定与刑事推论
  刑事推定与刑事推论,这是两个纠缠不清而很容易混淆的问题,因此在讨论犯罪目的的推定与推论之前,首先要厘清这两个概念。刑事推定作为一种事实认定方法,是指裁判者根据已经得到证明的基础事实,认定存在推定事实。即作为一种推定,实际要涉及两种事实: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只要存在基础事实,裁判者就能认定推定事实也存在。所谓刑事推论,是指通过众多间接证据进行逻辑推理而获得事实结论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它主要是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对事实进行认定的方法,它所遵循的是一种如何从证据到事实的认识规律,即根据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运用归纳法,从已知的证据事实推理得出待证事实。
  刑事推定与刑事推论虽然具有一些共同点,即不管是推定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还是推论的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两个事实之间都必须具有一定的联系,否则不可能从前一事实得出后一事实。但刑事推定与刑事推论之间也具有重大区别。首先,从结构上看,刑事推定中的推定事实,它与证据事实之间并不具有直接联系,而是需要通过基础事实与证据事实发生联系,即从证据事实得出基础事实,然后根据基础事实认定推定事实;而刑事推论中的待证事实与证据事实却有直接联系,待证事实是直接从证据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其次,从自由裁量的角度来看,由于刑事推定是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一旦基础事实成立,法官就应当认定推定事实成立,而不能要求诉讼一方提供额外的证据,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特征。正是出于此因,不少学者认为刑事推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的权力格局,本应由法官根据证据进行裁量的事实认定权被立法权剥夺或限制;[1]而刑事推论属于自由心证的范围,即使具有相应的证据事实,如果法官认为未达到证明标准,未能形成一种确信,可以不认定待证事实。如有的学者认为,推定确立了事实认定义务,而推论则没有这种义务。[2]再次,从性质上看,刑事推论属于事实问题,而刑事推定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3]因为刑事推论是一个如何通过逻辑推理,从众多证据事实中得出待证事实的问题,其关键是待证事实的得出是否具有合理性;而刑事推定一方面在于法律是否有相应的规定,法律规定是适用推定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在于相关证据事实能否得出基础事实,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第四,从法律效果上看,刑事推定从法律上改变了诉讼双方的负担,而刑事推论则没有改变这种负担。对此,很多学者认为是推定转移了证明责任,而推论则没有转移证明责任。[4]刑事推定是否改变了证明责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但可肯定地说,刑事推定确实改变了诉讼双方的负担。因为一般来说,基础事实较推定事实易于证明,推定机制通过证明基础事实而认定推定事实,肯定大大减轻了对推定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的负担。而在刑事推论中,虽然在应用时,通过推论得出待证事实后,也会迫使因此而受不利的一方提出证据说明待证事实依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但推论在法律上并没有加重其负担。
  在厘清刑事推定与刑事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事实推定的问题,即事实推定是一种推定,还是一种推论?所谓事实推定,从目前有关论述来看,实际是指裁判者根据经验法则或生活常识,而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基于推论事实与基础事实具有并存关系,而在基础事实得到证明时,就认定推论事实存在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如有人认为,事实推定是指不是根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由法官根据事实酌定权而做出的推定。[5]还有人认为,所谓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甲事实和乙事实通常会同时存在,从而甲事实一经确立,即可推断乙事实的存在。[6]在大陆法系国家,事实推定仅仅属于理论上广义的推定,而狭义的推定不包括事实推定,而英美国家,将推定分为法律规定与事实推定,是一种最基本的区分。在我国,大多数人认为事实推定不属于一种推定,而是一种推论。如有人认为,事实上的推定实质上就是推理,它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并不涉及法律问题,而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7]还有人认为,将事实推定作为推定处理,可能混淆推定机制与证明机制的界限,与国家法制原则相冲突,冲击无罪推定原则。[8]但也有人认为,事实推定不同于根据间接性证据对事实的认定,是一种独立于间接证据证明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式,虽然其在正当性方面有缺陷,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是法律推定的来源。[9]另外还有人认为,事实推定是客观存在和十分必要的,而且它占据推定的相当大部分。[10]
  不可否认,事实推定与推定在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之所以可基于基础事实的存在而认定推定事实的存在就是因为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常态联系,有相当部分的事实推定应当成为推定的来源而由法律规定为推定。但事实推定与推定具有重大差异,它不具有推定的强制性,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如果让事实推定也具有推定的法律效果,它在刑事司法中可能会损害无罪推定原则,可能由于其主观性导致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性,甚至可能导致司法腐败。而且,以上有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事实推定也是一种推定,就在于其对推定含义作了不恰当的理解。如有学者认为,“在诉讼领域,所谓推定,实际上就是在运用间接证据进行证明,即当不存在直接证据或仅凭直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真实性时,通过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假定待证事实为真。换句话说,基础事实是推定事实的具有强大证明力的一类特殊的间接证据。”[11]其错误之处,除了对间接证据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外,[12]还在于混淆了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与推定认定案件事实的界限。如前所述,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中间环节,而运用推定认定案件事实时,待证事实与证据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基础事实。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宜将事实推定作为一种推论处理。
  二、刑事推定抑或是刑事推论: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定性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来看,涉及犯罪目的认定的规定比较多,这些规定是一种刑事推定,还是一种刑事推论,需要认真加以甄别,不能一概而论。这些规定主要有:
  一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17条规定,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二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三是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9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符合行贿罪的犯罪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是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行为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对其携带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2)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帐、销毁有关帐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3)行为人截取单位收入不入帐,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4)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能力归还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归还,并隐瞒挪用的公款去向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五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六是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1.虚构主体;2.冒用他人名义;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第3条规定,“行为人实施《决定》第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对于以上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它们都是一些推定,是一些司法型推定。[13]但经过具体分析,我们认为,这些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规定法院可以根据某种情形认定行为人具有特定犯罪目的。这包括《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对拐卖儿童罪的非法获利目的的认定、《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目的的认定、《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根据这些规定,法院只是可以认定,而不是必须认定行为人具有某种犯罪目的。这与法律推定的强制性与直接性不相符合,只能属于一种推论。而且有些规定,并不是直接从某个事实得出犯罪目的,还要考虑其他事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推论。
  二是规定应当根据某种情形认定行为人具有特定犯罪目的。这包括《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根据这些规定,在行为人具有特定情形之一时,法院必须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可以说,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推定的实质,但由于属于司法解释,它在正当性上具有严重不足,因为法律推定增加了被告人被定罪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应当通过立法机关衡量后作出规定,而不应由司法机关规定。
  三、犯罪目的推定之设置
  (一)域外有关犯罪目的推定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犯罪目的的推定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犯罪目的能否推定,二是对犯罪目的进行推定后会产生何种效果。以下以这两方面问题为线索,对两大法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简要介绍。其中,英美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大陆法系国家以德、日为代表。
  1.美国犯罪目的推定的理论与实践
  美国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双层犯罪构成体系: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要件,实际是一些积极抗辩事由。按照这种犯罪构成体系,行为只要符合犯罪本体要件,如果被告人没有提出积极抗辩事由,就可定罪。从有关判例来看,在这种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目的能否推定,关键取决于刑法是将犯罪目的作为一种构成要件,还是作为一种积极抗辩事由。如果立法将犯罪目的作为构成要件加以规定,就必须由控诉方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加以证明,不能推定;如果作为积极抗辩事由,则可推定,由被告人对不存在犯罪目的承担证明责任。
  在1970年Winship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正当程序条款保护刑事被告人不被定罪,除非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每一个事实要素,不允许通过包括刑事推定在内的任何程序性工具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14]亦即如果犯罪目的属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不能进行推定。
  但问题是,有些犯罪目的可能并没有为立法明确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也没有规定为积极抗辩事由,还有的虽规定为积极抗辩事由,但却可能影响被告人的罪责,这些情况是否能通过推定而转移证明责任?对此,有人对Winship案进行程序性解读,认为只要立法者将某一事实界定为抗辩事由,不管该事实是否在实质上为构成相关犯罪所必需,都允许通过推定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而有人则对Winship案进行实体性解读,认为是否需要由控诉方排除合理怀疑地加以证明,关键不在于立法是将某一事实界定为犯罪构成要素还是抗辩事由,而在于该事实是否与罪责的正当基础在实质上相关。[15]即,不管立法是否将犯罪目的规定为抗辩事由,如果犯罪目的影响到被告人罪责的正当性,就不能进行推定。
  对于上述分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Mullaney案中作了一些解答。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不管州是否在立法上将某一因素定义为犯罪构成要素,只要该事实严重影响罪责,就应当由控诉方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该事实的存在,不能进行推定。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支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解读。但在1977年Patters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很快对此立场作了调整。在此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维护了Mullaney案的要求,即控诉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定义所包含的所有构成要素,反对州立法通过将某一要素贴上积极抗辩事由而通过推定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但另一方面,它又暗示如果州立法通过设定抗辩事由而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正当程序。[16]这实际是一种程序性的解读。此案一公布,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目前,这种争论仍在持续,但就犯罪目的能否推定而言,似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它属于所指控犯罪的构成要素之一,不能通过推定来认定;如果它不是所指控犯罪构成要素之一,可以进行推定,尤其是它被立法规定为积极抗辩事由的,只能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至于犯罪目的推定所导致的法律效果问题,即被告人在反驳犯罪目的存在时,应当证明到何种程度,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法实践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据美国学者摩根的考察,竟然有八种之多。[17]现在,美国理论界主要有两大学派:一是塞耶的“泡沫理论”;二是摩根的“转移说服负担说”。根据塞耶的“泡沫理论”,推定属于一种法律推理活动,推定在证据法上的效力与在其他法律推理领域中的效力并无不同,只要相反的证据使人感到与推定事实相对立的观点是“合理可能的”,推定事实就被推翻了。换言之,推定只向对方当事人转移了提出证据责任,说服责任没有转移,一旦对方当事人提交了相反证据,推定的效果即归于消灭。只是这些相反证据在程度上如何要求,该理论没有明确说明。而按摩根的“转移说服负担说”,推定的诉讼价值与证明责任分配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并无实质区别,一旦基础事实得以确立,不仅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关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负担,同时也应当要求承担说服负担;如果他不能使陪审团确信推定事实的不存在,那么他将就此问题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18]
  在美国证据法典化之前,大多数法院采用塞耶的“泡沫理论”,1942年的《模范证据法典》采用的也是这种理论,但在1953年的《统一证据规则》中,却开始采用摩根的“转移说服负担说”,该观点因而开始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但1975年的《联邦证据规则》却又采用了塞耶的“泡沫理论”。
  2.德、日国家犯罪目的推定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法律推定可能对无罪推定原则产生不利影响,德、日国家刑法立法中虽然也有一些犯罪目的的推定规范,但并不多。如日本刑法规定,被告人需要证明不存在爆炸物品管理法罚则中的犯罪目的。[19]而要求被告人证明不存在这种犯罪目的,实际就是推定被告人具有这种犯罪目的。
  在理论上,由于犯罪目的证明的困难性,有不少学者主张对犯罪目的进行推定。如有的日本学者就认为,在符合以下条件后,可对犯罪目的等主观违法要素进行推定:一是推定事实的直接证明具有困难性;二是所作推定在一般社会观念上是相当的;三是作为推定前提的已证事实已经具有一定的当罚性;四是所推定行为的预定法定刑相对较轻。[20]
  当然,对于犯罪目的能否进行推定也存在不同观点。这种争议与犯罪目的作为一种主观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有关。根据德、日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是否属于犯罪行为,需通过三个阶段的考量: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而且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机能,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推定具有违法性与有责性,除非存在排除违法性事由与排除有责性事由。如果犯罪目的属于责任性要素,就可通过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推定具有犯罪目的,而应当由被告人作为免责事由提出证据证明不具有犯罪目的。对于这一点,日本刑法学者泷川幸辰的一段话是一个很好的注解:“我接受通说的观点,将构成要件理解为具有违法性的推定机能。就推定违法性的方向来说,客观要素是必要的,主观的要素的证明则是不恰当的。为了构成要件根据客观的需要推定违法性的方向,我希望能够避免主观的要素向构成要件的导入。刑法应当以此为目标来制定。”[21]
  对于犯罪目的是否为责任要素,德、日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主观违法要素否定说与主观违法要素肯定说。前者认为,犯罪目的等主观要素是一种责任要素,不能作为一种构成要件要素,而后者则认为主观要素不是责任要素,而是一种构成要件要素,如德国刑法学者A. Hegler认为,目的犯中的目的不是责任要素,而是构成要件要素与违法要素。[22]否定说中又有两种不同观点:全面否定说与原则否定说。目的犯可分以结果为目的的目的犯与以行为为目的的目的犯。这两种观点在结果目的上没有分歧,都认为犯罪目的应当是一种责任要素,有分歧的是行为目的上。原则否定说认为,行为目的的客观化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它作为一种例外而肯定其作为一种主观的违法要素,而全面否定说认为,虽然对这种犯罪目的的客观化比较困难,但还是可以做到的,因而也应当否定其主观违法要素的地位。[23]根据原则否定说,行为目的作为一种主观违法要素,不能从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中推定,而按全面否定说,这种犯罪目的仍然是一种责任要素,可从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推定得出。
  至于推定后被告人反驳推定事实应当证明到何种程度,大陆法系的学者一般持一种宽缓态度,大多数人认为被告人对反驳推定的事实负有一种争点形成责任,即只要提出能引起合理怀疑的证据就可以了。如日本的平野龙一、田宫裕等人认为,被告人负有对阻却事由的不存在提出怀疑的证据的责任,而松尾浩也教授也主张,被告人未必要提出足够的证据,某种程度的带有实质的具体性的意见陈述等能够形成争点就可以了。[24]
  (二)我国有关犯罪目的推定之现状
  应当说,通观我国刑法典,不仅没有一个条文使用“推定”这个词语对犯罪目的进行规定,而且根据法律推定的要件来看,也没有一个条文明确规定了犯罪目的的推定。但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存在有关犯罪目的推定的规范:一是《刑法》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一款规定了所携带凶器将用于非法目的(即属于凶器)的推定;二是《刑法》39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条规定从应交公而不交公行为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5]
  我们认为,以上理解很值得推敲。一是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能否从携带行为推定行为人携带凶器就是为了犯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60665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