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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学研究》
案例分析二则
【作者】 李新生【作者单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2【页码】 9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54    
  何思、卓样表不服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案
  一、案情
  何思(河南省零陵地区戒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和卓样表(山西省戒烟协会副秘书长)自80年代起就开始了大力宣传戒烟的活动。1993年何与卓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禁烟万里行”和“游说烟酒危害神州行”的活动。1994年3月3日,何思与卓样表受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函请来京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申办1997年第10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3月9日下午,何思、卓样表身着自制的禁烟行头(身披写有“吸烟确有百害”的彩带,手持锦旗,上衣背后缝着一块一尺见方写满禁烟内容的白布,头上戴的帽子上挂满了各种纪念章)来到北京王府井大楼察看无烟商场的情况,当二人在商场四楼看到一幅外国香烟广告时,便问柜台售货员能否拍照,售货员答复要请示经理,随后,将何、卓二人带至办公室。时间不长,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王府井派出所的民警又将二人带到派出所,在公安派出所内尽管何思与卓样表再三表明,并出示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有关证件及报刊资料(其中证件包括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颁发的义务宣传员证),但王府井派出所仍以二人“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于当晚将二人送至北京市公安局收容站。在收容站,何思与卓样表随身携带的禁烟宣传工具和用品被没收。二人被收容八天后,被分别迁送回原籍。在收容期间,二人钱物丢失。被迁送回各自原籍后,卓样表立刻得到释放,而何思则又继续被关押十日后,才在有关部门的屡次过问下得以释放。
  1994年7月,何思与卓样表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王府井派出所对其作出的收容决定,赔偿经济损失,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二、处理
  在诉讼期间,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承认对何思和卓样表的收容决定违法,主动行文撤销了对何思和卓样表的收容决定。同时,东城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对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因作出的违法收容决定造成何思与卓样表的实际损害进行了行政赔偿前的调解。经工作,原、被告达成了协议,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赔偿何思人民币2278元;赔偿卓样表人民币1685元,并当庭赔礼道歉。同时,向有关单位致函,为何思和卓样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对此,二原告表示满意,即在1995年2月15日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撤诉请求,同年2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核准撤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派出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但法律、法规对派出机构有授权的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通知中规定了对外地来京需要遣送的,由公安机关及时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关于收容处理外地来京妨害社会秩序人员的几项规定》中确定了收容妨害社会秩序的各类人员由公安分(县)局、市局各业务处执行。王府井派出所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派出机构,其在王府井地区行使收容的权力没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是受其直接上级单位北京市公安局的委派,对此,东城区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在“征得原告的同意后”依职权变更被告王府井派出所为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公安部门执行国务院的法规对外地来京妨害社会治安秩序的人员给予收容遣送是减少犯罪因素,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维持公共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依法执行收容遣送,严格遵循法规的规定,同样是公安部门在履行职责时应严格遵守的法定要求。按照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规定,应收容遣送的人员是: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比照国务院的法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对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员进行了细划,即流入市内流浪、露宿、乞讨的;外地来京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呆傻人员;来京出丑,闹事,制造不良影响的;以上访为名,无理取闹的,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出具公函,要求收容的人员;上访人员中有伪造材料,冲击机关,强占办公室,拦截汽车,破坏公物,串连来访人员闹事和殴打工作人员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后,需要遣送回原籍的;经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批准收容的。北京市公安局的规定是否对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存在着扩大解释(将收容与遣送的分离,并赋予新的内容)这里不作评价,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即何思与卓样表不是流入北京市的乞丐,而是应邀来京参加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筹备工作的,虽然,他们身着的服装与服饰奇异,但目的明确,即吸引人们的普遍注意,并非身着“奇装异服”、言行举止不堪入目的流入京城的乞丐或无赖,他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行为,从任何角度分析,均得不出有存在妨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结论,所以,对何思与卓样表采取收容遣送的措施是公安机关选择收容对象的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此案属于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前,但判决在赔偿法颁布以后的行政赔偿案件,按规定应“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的赔偿数额是在行政法官的主持下,参照国家赔偿法确定的赔偿标准,以原告实际的收容羁押时间和误工损失以及由此涉及的非纯粹的精神损害作为参照标的物予以确定的,同时,作为被告一方,公安机关按照惯例除在当庭对何思与卓样表赔礼道歉以外,还积极采取措施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体现了公安机关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此案结案后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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