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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与人文关怀
【英文标题】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humanism solicitude of Health Law
【作者】 胡平仁【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逻辑学
【中文关键词】 卫生法学;卫生法治;生命法益;生命伦理;逻辑起点;人文关怀
【英文关键词】 health law;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law; legal benefits of life; morality of lif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humanism solicitude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4)04?0053?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53
【摘要】 作为应用性跨学科研究,卫生法学不仅需要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根底,更需要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和基本的价值共识。它们不只是纯理论性问题,也关涉到卫生法治实践的核心、方向与目的等根本性问题。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生命法益,即具有法律意义的生命利益。卫生法学研究应该在此基础上合逻辑并且合规律地展开。卫生法学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健康与尊严,因而人文关怀对于卫生法学来讲尤为重要,并具体表现为个体关怀、族群关怀和人类关怀三大层面。
【英文摘要】 As an appli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ealth law needs a common theoretical platform and some basic values consensuses in addition to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base. They are not only pure theoretical problems, which involve the ultimacy problems such as core, direction and purpose of health law practice.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health law should be the legal benefits of life. On the base, the researches of health law should be envolved logically and lawfully. Health law connects with the survival, development, health and dignity of human, thus humanism solicitud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health law, embodying individual solicitude, group solicitude and humankind solicitud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4713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以来,我国卫生法学经历了近30个春秋。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些热点问题的表层,很少学理性的思考,医学、伦理学和法学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平台更是付诸阙如。这不能不影响与制约我国卫生法学的发展和我国卫生法治的成长。为此,笔者拟从法哲学层面,简要探讨一下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和人文关怀问题,以期为我国卫生法学的理论平台建设抛砖引玉。
  一、问题的缘起
  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和人文关怀,表面上看是两个互无关联的问题,其实不然。本文拟于简短篇幅中讨论这两个问题,其用意在于提请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卫生法学界思考和探索能让各方真正对话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都需要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根底
  建造房屋必须先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学术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也必须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根底,否则只能是空中吹泡,难有真正的积累和创新,更不可能有体系性的贡献。而有了明确的出发点和坚实的根底(逻辑起点),才能从理论(逻辑)和现实两个层面展开探究,朝着一定的目标日积月累,逐渐构建出宏伟的学术大厦。
  就我国的卫生法学而言,它缘起于现实的需求,并且20多年来基本上围绕着一些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论析。就好的方面而言,这有助于卫生法学这一新生事物迅速获得社会的了解与认同,并从社会的需求中获取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从不好的方面说,这很容易导致就事论事、急功近利的种种不良后果,表面的热闹掩盖的是学理的缺失和解释的乏力,更难以指引与规制医疗卫生科技和卫生法治实践。只要我们回过头去检视以往的相关论著,便不难证实这一点。因此,今后的卫生法学研究不能不唤起一种清醒的学理自觉,不能不确立自己的逻辑起点和人文精神,并以此来构筑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
  (二)跨学科研究需要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跨学科研究日渐兴起,并蔚为大观。但一个普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性改观,这就是基于各方面学者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的限制,跨学科研究大多忽视共同的理论平台建设。其结果,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各说各话的大杂烩而已,学术研究很难深入,对相关问题也就很难有学理的穿透力、预见力和指导力。这种状况在迄今为止的卫生法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用有关学者的话说,现有的卫生法学研究视野还不够宽阔,医与法各自为政,缺少有机融合。{1}(384)
  卫生法学是随着生命科技和医事发展所引发的诸多法律与伦理问题而兴起的、以卫生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是法律和法学对生命科学及医学社会问题的回应,同时与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塔玛拉·赫维(Tamara Hervey)、琼·麦克黑尔(Jean McHale)就曾指出,医疗过失诉讼激增与医学技术激发的伦理困境乃是卫生法学科诞生的两大动因。{2}卫生法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研究视角的多维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它是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综合性法学学科。这意味着,卫生法学研究一方面必须在“法律”和“法学”的框架下进行,其研究才能名副其实,有所依托和归属;另一方面又必须秉持学科开放性、包容性,充分吸收与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多学科对话中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其理论才能不断深化,直至最终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但综合性研究要避免各自为政、自说自话,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或构建起一个能真正容纳与整合多学科研究的理论平台。而这种平台建设最关键的就是要基于多学科共同的话题(即研究对象),找到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和切面进行“会诊”。各学科的方法可以不同,角度可以有异,观点也可以分歧,但研究的对象和交流的平台却必须同一。
  (三)应用性跨学科研究更需要基本的价值共识
  一般来说,“科技发展是不问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3}(10)其实,即使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也有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价值指向,应用研究更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至少具有特定的功利性价值目标。因此,应用型跨学科研究必须拥有基本的价值共识,否则,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会南辕北辙,很难凝聚成一个整体,甚至不仅难以造福人类,反而会祸害人类。直接关涉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的卫生法学研究更是如此。多年来,世界范围内围绕安乐死、器官移植、克隆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论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医疗卫生技术上的价值偏差,很可能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卫生法学的崛起,正是为了规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人类健康、福祉与尊严,避免人种的异化与人伦的丧失。因此,作为跨学科应用研究的卫生法学,必须在充分讨论与争鸣的基础上,尽快形成或凝聚最基本的价值共识,才能真正不辱使命。比如有论者新近提出:“生命是人的最高本质。医学与法学交叉正是基于两者的共同使命:维护人自身的生命健康与尊严。”{4}(40)这一观点抓住了某些核心,但并不全面,尚未意识到医疗卫生技术所可能带来的人伦丧失与人种异化的危险。
  总之,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和人文关怀问题,分别关涉到卫生法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表面上看都是纯理论性问题,实际上也关涉到卫生法治实践的核心、方向与目的等根本性问题。
  二、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及其展开
  逻辑起点问题近些年来较受学界重视,不少学者都在各自领域谈论这一问题,但大多并没有真切地理解其含义和要求。逻辑起点是一个学理性的术语,是理论上意欲系统化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指一种理论的建立,必须有明确的出发点,并由此合乎逻辑(内在理路)地展开,使之能自圆其说(或称内部自洽)。与之相对的是现实起点或问题意识,即学理研究还必须从现实需要出发,围绕特定的问题展开,旨在解决现存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以避免学术研究无病呻吟和无谓的重复。黑格尔曾经指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二是逻辑中最初出现的规定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抽象;三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5}(51)笔者认为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该逻辑起点必须足以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从卫生法学理论来说,其逻辑起点必须有别于其他法学学科和非法学学科。
  正是基于上述有关逻辑起点的条件,笔者多年来倡导法益法哲学理论,认为法益而不是权利或其他范畴,才是法学的基石范畴和逻辑起点。法益概念源于德国刑法理论,由宾丁在《规范论》中提出,立法者进行价值评价的状态或对象就是法益,其后又有李斯特等大家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张明楷教授在《法益初论》中将“法益”概念引入国内,但主要用于分析刑法中的法益,认为犯罪客体其实就是犯罪侵害的法益。笔者则认为,法益先于实在法,是指具有法律意义或需要法律介入、能产生法律后果的利益;作为法学基本范畴和法律核心内容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等,都是法益的分化形式(法益的初步分化形式是正当法益与不正当法益,正当法益与不正当法益再进一步分化为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法益概念经过法哲学的改造与提升后,可以成为整个法学的核心范畴、逻辑起点;法益分析法是法学独创的方法,不仅可用于理论研究,也同样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调解、仲裁等法律运行全过程。{6}(185)
  在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上,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就是“生命法益说”和“健康权说”,可惜都没有展开论证。
  这两种观点其实源自对卫生法学、医事(医疗)法学和生命法学的不同理解。生命法学是研究调整生命关系的生命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部门法学,“所谓生命关系,是指与人的生命存在、健康、长寿、永生相关的社会关系。”{7}(14)生命法学(Bio-ethics and law)在国外主要研究由于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包括人体试验、辅助生殖、安乐死、基因技术、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制度等。医事(医疗)法学着重探讨医事活动涉及法律规范的理论体系以及司法实务及立法兴废问题,其中的“医事”包括医院、医疗、医药、医患关系、医保等与医有关的事务。{8}(116)而卫生法(学)的英文表述是Health Law, 研究生命伦理与法律(Bioethics and Law)、公共健康法(Public Health Law)、医疗保障法(Health Care Law)、食品药品法、职业安全与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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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石东风.我国卫生法学研究存在问题探讨[J].中国公共卫生,2008(3):384.
  {2} Tamara K. Hervey, Jean V. McHale. Health Law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黄丁全.医疗法律与生命伦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张新华,王素芳.论医事卫生法学的创立[J].中国卫生法制,2013(2):39?43.
  {5}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6}胡平仁.当代中国法理学范式及其逻辑起点批判[C]//湘江法律评论(第7卷).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7}倪正茂.生命法学研究略论[J].政治与法律,1997(3):13?16.
  {8}峗怡,贺加.医事法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范畴与教学改革[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1):115?117.
  {9}罗竹风.现代汉语大词典(上)[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0}姚建宗.法治的人文关怀[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3):18?22.
  {1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2}胡平仁,鞠成伟.人文关怀的法律与法学话语[J].中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56?62.
  {13}刘长秋.台湾人工生殖立法研究[J].法治研究,2012(6):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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