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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当代中国死刑存废论争的话语解释
【英文标题】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on the Disputation of the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作者】 尚海明【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死刑存废;话语冲突;立法者;阐释者
【英文关键词】 the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verbal conflict; legislator; interpreters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9)04-0044-0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4.04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44
【摘要】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将知识分子区分为现代的“立法者”与后现代的“阐释者”两种类型。这其中,“立法者”类型的知识分子秉持一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所有问题都必然有唯一正确答案,并试图通过所谓启蒙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死刑存废论争中,部分主张死刑废止的法学学者便具有鲍曼笔下“立法者”的影子,试图将西方死刑废止观念认定为一种真理性命题并强加于民众,这是引发死刑问题上此类学者与大众观念冲突的根源。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要有效解决这类冲突问题,就应当对法学学者的“立法者”角色予以充分反思,并尝试从“阐释者”视角对中国的死刑问题进行思考。

【英文摘要】

when discussing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Zygmunt Bauman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modern “legislator” and post-modern “interpreters” in his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he intellectuals labeled as “legislators”, adhere to monism, and believe in science, progress and truth. They are certain that there must be a correct answer for any question. They also try to promote the social progress through enlightenment. In the disputation of the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in China, some scholars who approve of death penalty show the disposition of Bauman’s “legislators”, for they consider the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as a proposition with truthfulness and try to impose this idea on the masses, which aroused the ideology conflict between the elites and the masses concer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cholars and the masses, we shall thoroughly reflect on the role of “legislators” played by the scholars, and try to adopt the approach of “interpreter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597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存在激烈的观念冲突。在法学界,支持保留死刑是传统主流的观点,而且近些年来司法实务界更多地倾向于削减死刑或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一定历史时期,死刑废止论在公开媒体上明显占了上风。如张明楷教授所言,目前国内关于死刑的多数研究成果认为应大幅度削减乃至废止死刑;在刑法学界举行的关于死刑问题的研讨会上刑法学界也已达成如下共识:应当大幅度削减死刑;刑法学界与境外刑法学者进行交流,也达成削减死刑的共识。{1}部分学者的研究转向如何有效推动死刑废除的问题上。在死刑废止论者看来,中国死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应否废除死刑,而在于能否和怎样废除死刑{2}。

与法学界部分学者不遗余力反对死刑不同,大多数中国民众并不支持废除死刑。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云南、陕西、北京三地针对4983名受访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死刑{3}。2008年,新浪网就死刑存废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废除死刑,67.2%的受访者反对废除死刑。2009年,有学者针对西安市3150名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和强烈支持死刑者超过了总人数的60%,仅有7.6%的受访者表示可接受死刑废除{4}。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大众人权观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15111份,其中63.4%的受访者表示“不应废除死刑”,24.4%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废除死刑”,12.2%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5}。从以上网络调查及问卷调查中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多数中国民众反对废除死刑。除此之外,在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案件,如刘涌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中,都可看到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以及学者与民众的观念冲突。

在死刑应否废除问题上,部分主张死刑废止的学者与民众存在认知分歧,乃至有学者提出,“在刑法中,没有一个问题像死刑这样在民众与学者之间存在如此悬殊的认知距离”{6}384,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隔离的巨大鸿沟,似乎天生就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不同群体。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观念冲突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本文将首先对当下中国的死刑存废观念冲突问题进行介绍,并对废除死刑这一观点的解释力进行评判;进而从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共生角度对死刑研究中的“法学家”角色予以辨析,以期正确认识死刑存废问题中的观念冲突问题,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二、当代中国死刑存废观念冲突的一般性解释

我国学者李佳玟曾提出,在废除死刑论述中,经常呈现“理智VS不理智”“启蒙VS野蛮”“进步VS落后”的讨论框架{7}。在法学界,民众与部分学者间的这样一种观念冲突往往被理解为普通人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的不同与对立。

(一)死刑问题上的法律人思维与普通人思维

其一,法律人的理性思维与普通人的情感性思维之不同。在死刑问题上,部分学者主张,普通民众的死刑观念往往是以情感为主导的,而学者则是以认知为主导,当然,这种认知的正确性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8}。在主张废除死刑的人看来,普通民众的思考往往是基于报复主义的,受到报复情感的影响而要求严惩凶手(事实并非一定如此)。相比之下,学者往往较少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能够进行独立理性的判断(事实也并非一定如此)。有学者从情感与理性二分的角度对死刑民意进行了批评,其认为,民众意见具有朴素、直观的特征,但同时具有情绪化、非理性的特征。相比之下,从整个法学界来说,学者对死刑认知具有一定的理性特征{6}384-385。

其二,法律人的专业逻辑与大众的生活逻辑之不同。一般认为,法律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与逻辑性,而法律人基于专业知识与理论视野,能够获知死刑发展的历史规律,掌握死刑存废的趋势。而民众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往往会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或仅仅基于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感而支持死刑。但随着社会发展,民众的死刑观念会发生变化{9}。

其三,法律人的程序性思维与普通人的实体性思维不同。在法律人看来,程序正义是司法过程中重要的理念,尤其是在中国现实法治环境之下,保障程序正义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多数民众并不完全接受这种理念,如在“刘涌案”中,普通民众倾向于追求实质正义,认为杀人就应偿命,尤其是像刘涌这样的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目,而不在乎诉讼过程中的正当程序问题。相反,部分法律人对程序更为重视,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往往倾向于程序正义(当然也有学者主张实质正义)。

在部分死刑废止论者看来,法律人思维与普通人思维不仅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还存在优劣之别。部分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是否应当废除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死刑问题上根本不应当存在如此之大的观念冲突。其往往引用西原春夫的观点,认为“死刑存废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枯竭的问题,所剩下的只是关于存续或者废除的法律信念而已。”{6}26或认为,“死刑在国外或在中国废除的问题首先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公共政策问题……”{10}

(二)法律人思维的价值选择与民意体现

爱法律,有未来

基于对自身观点的自信,部分死刑废止论者进而主张,死刑制度改革不应当考虑民意,而应由所谓“法律人”主导推进。如果出现民众与学者之间的观念对立,应该以所谓“法律职业人士”的判断为“最终基准”。因此,死刑存废与民意没有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削减死刑论者认为,尽管民意有时具有某种非理性特征,但制定和实施死刑政策肯定要考虑民意。如陈兴良教授提出,民意具有朴素的、直观的特征,但也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梁根林认为,集体意识具有两面性,理性与情感、正义与非正义交织于民意之中。在民众仍然要求对极端犯罪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刑事政策与刑罚制度是否满足公众的这种报应情感,是刑事政策与刑罚制度能否获得公众认同并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应当尊重并合理地顺应民意,当然不应当走向反面,进而盲目迎合、迁就民意{11}。这类观点较为重视民意,认为在现代中国民众仍保持对死刑认同的情况下,应当削减死刑。从文献研究结果中可以发现,如何有效引导民意是死刑研究的关键,众多研究都是围绕如何有效应对民意展开。

三、死刑问题上的“立法者”困境

笔者认为,面对民众与学界的观念冲突,将民众的死刑主张视为非理性的产物,进而认为应当对民众进行废除死刑“启蒙”的观点在解释力上并不充分,它有可能将中国的死刑研究引向误区。对此,本文尝试从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共生视角,对死刑研究中的“法学家”这一角色本身予以考察辨析。

(一)现代性视角下的“立法者”

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视阈下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考察。鲍曼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区分为“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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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者如何为削减死刑做贡献[J].当代法学,2005(1):3-13.

{2}田禾.论死刑存废的条件[J].法学研究,2005(2):73-74.

{3}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343.

{4}张惠芳,何小俊.死刑民意调查研究[J].时代法学,2011(4):59-68.

{5}张永和,等.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G]//中国人权蓝皮书(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87-388.

{6}陈兴良.死刑备忘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6,384,384-385.

{7}李佳玟.死刑在台湾社会的象征意涵与社会功能[J].月旦法学杂志,2004(10):94-95.

{8}袁彬.死刑民意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6-28.

{9}王东阳.当代中国死刑观念研究[G]∥赵秉志.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00.

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10}刘仁文.死刑的温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82.

{11}梁根林.公共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J].法学研究,2004(4):22-26.

{12}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5,106,190.

{13}郑莉.理解鲍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4.

{14}尚海明.死刑研究现代化范式之反思[J].学术交流,2016(3):82-89.

{15}尚海明.善终、凶死与杀人偿命——中国人死刑观念的文化阐释[J].法学研究,2016(4):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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