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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西方经验与中国语境
【英文标题】 Public Sphere in Cyberspac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Chinese Context
【作者】 马超【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网络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哈贝马斯
【英文关键词】 public spher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public sphere in cyberspace; civil society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9)04-0071-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4.07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71
【摘要】

在详细回顾“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特征等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是否促成公共领域”这一问题的争论。研究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及时性、交互性、低成本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有利于人们自由发言和自主讨论,但当前国内网络空间中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网络暴力、娱乐肤浅等乱象并不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地位平等”、“理性商议”等构成“公共领域”的要件。文章指出,在将“公共领域”理论移植到中国时,需要考虑具体的国情和体制,机械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要避免削足适履的问题。

【英文摘要】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sphere” and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Interne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 sphere at home and abroad. We suggest that the openness, timeliness, interactivity, low cost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re benefit to people’s free speech and independent discussion. However, the digital divide, group polarization, cyber violence and entertainment phenomenon are not conforming to the criterion of “equality of status”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 public sphere proposed by Habermas. From our prospect of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ystems when transplanting “public sphere” theory to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595    
  
  

人们对科技进步一直抱有民主幻想,这不仅没有随着媒介的演进而减弱,反而随着技术更迭而日益强烈。譬如在近代中国报刊政论兴盛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报章杂志在民族危机、改良运动、革命等各方面形成的公论,深刻地影响了人们思想观念,因此初步形成了文化的公共领域{1}。又如一些研究者在对西方公共电视进行考察后认为,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最接近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2}。然而很快就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势力的双重影响下,传统的报刊电视不可能独善其身。

不同于传统媒体,互联网无远弗届、开放自由、去中心化的特性更有利于民众的自由表达和公共讨论。于是,如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新媒介诞生一样,互联网的出现再度引发了人们关于媒介促进“公共领域”的讨论。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有利于营造一个“跨国的公共领域”(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3}。

互联网究竟能否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接下来将从两个维度展开: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公共领域”?其起源、定义、特点是什么。其次是互联网在建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有何潜力、又有何局限。

一、公共领域的概念缘起与特征定义

(一)“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

虽然“公共领域”的相关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对其系统的论述,还要从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起。汉娜·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其中,劳动主要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构成了仅仅与身体的存在有关的“个人领域”,“工作”由于会使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包含了一定的“社会领域”,。而“行动”排除了一切仅仅是维持生存或工作谋生的目的,不再受到肉体生命过程中的功利性制约,是一种能够展示自我本色的活动,因此“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行动理论成为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的中心。在她看来,公共领域由人的言语和行动所塑造,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形式。正如阿伦特所说“言语且唯有言语才有意义。一切公民所主要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4}。

虽然阿伦特没有具体考察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现实关系,但它的公共领域思想为哈贝马斯及后来许多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2年,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其获得教授职称的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正式出版。该著作由德文写作,一开始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被翻译成英文并进入英语世界后,立即引发了全球学者的关注。

(二)公共领域的定义与特征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能够形成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公共领域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5}。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判断公共领域的标准大致有三个{6}:

一是地位平等(equality of status)。即所有参与者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在公共领域中都有相同的机会发言。

二是普遍准入(generally accessible)。即谈论的议题没有限制,以前一些从未受到质疑的问题也能拿出来被公开批评和讨论。

三是包容并蓄(inclusive)。即公共领域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参与成员包含了不同年龄、职业、国籍的成员,任何人都能够加入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来。

(三)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在研究“公共领域”问题时,“市民社会”是一个与其紧密交织的概念。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绕不开“市民社会”(civic society)和国家关系的探讨。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经典的解释框架。第一种是信奉自由主义传统的洛克学派认为“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身处社会之中的人们相互协商,自愿将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赋予国家,这样才形成了一个政府。因此在洛克看来,国家是人们与统治者签订契约而形成的。如果统治者损害人们的利益,人们有权从政府收回权力并重新建立契约。这样一来,洛克通过社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说法。另一种是黑格尔持有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区别的“私人生活领域”,容易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导致特殊利益的泛滥。而国家是以普遍利益为宗旨,超越了一切私人利益,因而可以成为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力量{7}2-3。

然而市民社会理论本身存在着一定不足,比如按照洛克“社会高于国家”的模式,其过多强调通过限制公权来保护私权,而基本否定了国家对于社会的正面意义,实践中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7}4-5。而如果按照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的正面意义,容易为国家侵犯公民权利寻找借口,从而产生极权主义的危险。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模式的不足在于将社会结构简单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的两极,而忽略两者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因而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缺乏解释力。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有效回应了上述两难境地。上文提到,公共领域的特征在于普遍准入和开放包容,因此公共领域里的公民可以自由地就各类公共议题展开讨论,也可以以公共舆论的形式对政府进行监督,这样既保证了公民的平等参与,又能够实现国家政治权力的制衡以防止极权主义暴政。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市民社会是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权的“私人自主领域”。它包括了“私人领域”(privacy sphere)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两部分。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进行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它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而公共领域则“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等”{8}。遵循这种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分解为经济系统和公共领域两部分,前者所涉及的范围大体上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范畴相一致,后者所指涉的则是社会文化交往领域。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他对“市民社会”的结构与内涵也进行了调整。

(四)“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与修正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为民主政治领域的研究注入了一丝新风。但哈贝马斯未曾料到,自己的“公共领域”理论却在历史的演进中一波三折、屡次碰壁。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对私人活动干预的频繁,导致了“国家社会化”的状况,即以前作为国家的事务如今变成了私人的事务;另一方面,私人经济活动也转而要求重获政治权力,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国家化”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再封建化”(defeudalization)。如此一来,过去明明是私人的事务现在堂而皇之成为了国家的事务。这种“国家与社会”从分离走向融合的趋势导致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存在前提出现了危机。

此外,在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中,大众传媒必须独立于权力、金钱和其他势力的控制才能保证其公共性。然而随着资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传媒机构与国家势力的媾和使它逐渐背离了非政府原则,进而丧失了对权力的批判精神;而传媒与商业机构的合谋又使其背离了非商业化原则,进而使公共领域受制于市场逻辑。由此以来,以大众传媒为核心机制的公共领域似乎又成为了权力和金钱的代表者。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媒体从18世纪末进入到大规模生产的商业化时期后,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并采用较大组织规模生产,这导致传播渠道更加集中化,公民接近公共媒体的机会也随之受限,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影响力即“媒体权力”,它除了影响公共领域的结构之外,还可以通过主题的选择和内容来操纵公共领域{9}。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公共领域的衰落,使得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由此,哈贝马斯不得不从“生活世界”的视野出发,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调适。

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其中,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共同构成了“系统世界”(system world);而包括公共领域在内的文化系统则作为系统世界的对立面构成了“生活世界”(life world)。正如哈贝马斯指出,“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7}5。

从他的这一设想,市民社会概念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来与“公共领域”一道组成“市民社会”并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私人领域”,现在不仅从“市民社会”概念中剔除出去,而且与其原来的对立面“政治系统”融为一体,形成“系统世界”,反而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相对立。这样一来,“系统世界”主要关注政治、经济领域,而“系统世界”则主要聚焦人的意义价值问题{7}176。

然而,即使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修正,却又面临着新的困境。在系统世界中,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虽然在提升社会效率和改善生活水平上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二者都是以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作为运作的准则,致使金钱原则和权利逻辑这类目的理性成为人们思维和评价的标准,并逐渐控制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造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哈贝马斯指出,经济系统中的消费欲望窒息了经济生活的自主性,政治系统的权力崇拜消融了政治生活的独立性,致使生活系统充斥着商品化、金钱化和官僚化,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随之丧失,哈贝马斯将这种情景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7}179。

针对此种现状,哈贝马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希冀通过恢复“交往理性”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其在1984年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提出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概念并将其增列为公共领域中的辩论原则。他指出,交往理性是一种“朝着达成和维持共识的交往过程,而这种共识是依赖主体之间所认为可得批判的有效宣称”{10}。爱法律,有未来

与“交往理性”概念相关,哈贝马斯还提出了“有效性宣称”和“理想言说情境”的概念,按照交往理性的观点,参与者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沟通以达成共识。而为了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参与者必须恪守四项“有效宣称”:一是可理解性宣称,即参与者所讲的内容必须是容易理解的;二是真理宣称,即发言者所讲的是真实的事实;三是真诚宣称,即参与者在交往沟通过程中,是真心诚意的态度;四是正当性宣称,即发言者必须采用其他人都能接受的规则沟通交往。总结起来,哈贝马斯假设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愿意遵守共同的规则并以平等真诚的姿态参与讨论,这样公共领域才能成为理想的言说情境。

迫于现实条件的变化,哈贝马斯屡屡对自己当初提出的理论进行扩展和修正,而一次次修补之后的理论虽然日益完善,但也变得愈发理想化。这也为日后学界关于“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二、西方论争与中国语境

(一)“乐观派”与“悲观派”:西方学者的争论

哈贝马斯非常重视传媒在现代公共领域的地位,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的公器和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论坛,在现代国家具有十分的重要地位。因此,关于传媒与公共领域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传播学界热议的话题{11}。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关于网络公共领域的话题更是引发了学界热议的高潮。

互联网究竟是否促成了一个在线的“公共领域”,各国学者历来众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总体来看,学界的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乐观派和悲观派。

在乐观派看来,互联网的平等性和交互性可以提供多元的观点和意见,而完整、丰富、多样的信息是人们理解政治事件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依据。因此,互联网提供异质多元的观点,为人们判断决策提供了多种选项,其蕴含的平等参与情境和互动讨论精神是传统媒体难以提供的。比如学者穆鲁(Murru)乐观地表示“线上空间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主动的发声者,这不仅促进了多种信息的生成,也可以免受任何类型的控制”{12}。也有学者看中网络新媒体的舆论监督潜力,他们将社交媒体称为监督政府和组织集体行动的有力工具{13},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是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催化剂{14}。

不少学者表示,互联网开放、匿名、成本低廉、去中心化的特性可以让更多的人近用媒介、参与讨论并发表意见,似乎为原本暗淡的公共领域带来一丝曙光。正如布赫斯坦(Buchstein)在文章中指出,新兴技术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反阶层化特征带来的平等参与、自由讨论和制度外参与,使互联网成为了最理想的言说情景{15}。虽然有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多数网民其实是缺乏自反性(reflexivity)的,而且商业和政治势力也快速侵入网络空间,不过他们仍然相信,只要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程序,网络仍然能够实现商议民主的理想{16}。

而悲观派一边,学者宾博(Bimber)对“网络有助于民主发展”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当新媒介的近用程度越高时,人们总是会寻找与自己原来信息相一致的消息来确认自己的想法{17}。因此,虽然网络中具有海量信息的提供机制,但用户的“选择性接触”机制却是影响政治信息接触的重要一环。哈贝马斯晚年在一篇文章中也曾反思指出,虽然互联网扩大了公众参与的规模和程度,但却容易形成许多碎片化的鼓励团体,而这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18}。哈贝马斯认为,网民们常常根据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结成小圈子,这导致了网络空间中的碎片化现象。这种反思恰好和今天的“回声室效应”、“过滤气泡”、“信息茧房”等观点不谋而合{19}。

在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林肯·达尔伯格(Lincoln Dahlberg)是一个绕不开的学者,他通过持续十余年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互联网愈发商业化已经危及在线参与的自主性、网络商议缺乏自反性、在线认同存在困难、许多网民不愿意耐心倾听、网络发言容易被少数个人或团体把持、网络社群呈碎片化趋势等[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达尔伯格还区分了“自由个人主义民主”(liberal individual democracy)和“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两种民主模式。在他看来,互联网只是扩大了个人自主获取信息的自由和范围,因此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个人主义民主”。而“商议民主”强调政治互动,即个人通过民主协商谈判转变成为主动的公民,这就要求互联网组织提供商谈的能力。基于此,互联网的核心价值不是容纳大量信息的储存空间,而是组成群体会谈的互助功能。“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才是民主所赖以存在的基石{20}。

诚如学者约瑟菲迪斯(Iosifi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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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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