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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文科高校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框架建构与教学实践
【英文标题】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Liberal Arts: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作者】 赵亚翔【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创新创业;专创融合;文科;一流人才;教学实践;激励机制
【英文关键词】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iberal arts; first-class talents; teaching practice; incentive mechanism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9)04-0118-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4.10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18
【摘要】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是新时代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卓越、拔尖人才的重要路径与改革突破口,但在实践中二者相互割裂的“二张皮”现象较为严重。文科高校本科教育面临着“专创融合”的特殊难题,但相关实证研究成果颇为缺乏。在“专创融合”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应然命题的背景下,西南政法大学为化解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难题进行了探索,其所建构的“专创融合”框架、实践举措、激励机制与制度安排为文科高校尤其是政法高校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模式、路径、机制、方法与经验。

【英文摘要】

As an important path and breakthrough for constructing first-rat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and top-notch talents in new era,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are far isolated in teaching practic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 is faced with special challenges in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and lacks of empir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background that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profess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proposi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new era, SUPS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s made a lot of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confro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t has established its integration framework, practical measures,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regulation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able mode, path, mechanism and experience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liberal arts (especially political and law universities) to integrate innovation and profess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598    
  
  

一、引言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强调,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2018年6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造就源源不断、敢闯会创的青春力量”[1]。2018年10月,教育部正式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则强调,要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面向全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深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训练、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改革。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与社会需求对接平台。由此可见,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简称为“专创融合”)是新时代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卓越、拔尖人才的重要路径与改革突破口。尽管不少高校已意识到“专创融合”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二者相互割裂的“二张皮”现象却较为严重{1-2},甚至陷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囚徒困境”{3}。在已有文献中,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模式或误区进行规范性讨论以及对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模式或方法进行介绍的成果并不鲜见,但对文科高校尤其是政法高校化解“专创融合”难题的实证研究成果却颇为缺乏。

本文以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举措为典型个案[2],力求为文科高校尤其是政法高校化解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难题甚或为“新文科”[3]人才培养提供值得参考的框架、路径、方法与范例。就个案选择的典型性而言,可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西南政法大学位于西部的重庆市,兼具西部高校和直辖市高校双重特征;二是西南政法大学现有25个本科专业中,除了少数专业为工科专业外,主要为文科专业,是一所典型的文科高校;三是在教育部第四轮(2017)学科评估中,西南政法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武汉大学四所高校共同入围法学一级学科的A级,故其又是一所拥有高水平学科的大学。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考证与意蕴匡正

迄今为止,以学生“企业开办、就业容纳、利润多寡”为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洪大用发现”[4]依然在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圈中大行其道,一些大众媒体和高等学校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蕴认知还仍然混沌。笔者认为,把创新创业教育等同为“创办企业”教育是一个根本性的谬误{4},对凝聚共识、创新培养模式与改革体制机制极为有害。概念不清,意蕴不明,必将导致思维、理路、行动与评价的混乱。因而,廓清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意蕴,是本文实现研究目的的基本前提,乃至成为本文的一个理论贡献。

透过构词法则,我们不难发现,创新创业教育既可理解为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的并列合成,如黄兆信等将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并列,进而专门分析了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创业教育是实现创新人才培养和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即创新教育)的有效方式{5};创新创业教育也可理解为前偏后正式的创新型创业教育(通常被简称为创业教育,Enterprise Education),如薛浩等基于此种意蕴取向对高校存在的创业教育误区进行了反思,进而认为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梳理与解决的认识误区,包括创业是差生的事,创业教育是技能培训,创业教育是少数人的事,创业教育是创业指导中心的事,大学生创业工作的责任主体是高校,评价创业教育效果就是对创办企业数量和收入的评价等等{4}。但也有学者认为,与国外创业教育不同,把“创新”与“创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具有“中体西用”式的中国原创性概念,其强调面向全体、融入专业,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6}。

综合上述考证,笔者认为就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而言,创新教育是思维导向的,创业教育则是实践导向的,二者犹如不可分割的纸张正反两面,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整体;“创办企业”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但创新创业教育远非“创办企业”教育,即“创办企业”教育可视为狭义上的创业教育,广义上的创新创业教育既要培养学生在不断累积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具备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打破成知(知识)、成技(技术)、成品(产品[5])、成规(规章制度)、成市(市场)、成案(方案)或成俗(风俗与文化)的精神(即养成非故步自封、非因循守旧、非墨守成规的情商),和生产新知、新技、新品、新规、新市、新案或新俗的思维能力(即具备理论创造创意能力、科技创造创意能力、产品创造创意能力、制度创造创意能力、管理创造创意能力或文化创造创意能力),还应培养学生具备充分乃至穷尽地利用、挖掘现有资源与条件,勇于实践、积极实践、科学实践的勇气、方法和艺术[6]。进而言之,广义上的创新创业教育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教育属性,“专创融合”则具有新时代人才培养范式革新性质;脱离了专业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将走向形而上学,但脱离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教育将在时代变迁中变得死气沉沉而走向没落乃至消亡。

三、框架建构与激励机制

在创新创业教育文献中,虽然关于文科高校化解本科教育“专创融合”难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缺乏,但关于综合性高校、理工科(为主型)高校的相关文献成果却不难寻觅,例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大学—政府—企业”生态网模式、浙江理工大学培育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实践成果、温州大学以岗位创业为导向的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等等{7-9}。尤其遗憾的是,这些文献成果未能对化解“专创融合”利益相关者之间“囚徒困境”至关重要的激励机制进行详细解析。

西南政法大学意识到,要高质量全面推进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建构一个基本框架以稳步推进“专创融合”的教学实践势在必行。

(一)基本原则与策略取向

在建构“专创融合”框架的过程中,西南政法大学坚持了以下四个基本原则,且以这些原则作为改革创新的策略取向。

1.适切性原则

高校办学的适切性是指高校办学结果切合社会期望的特性,而社会期望主要通过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需要来表征。高校办学的适切性问题存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通识教育重视内在适切性,强调高校要切合学生的内在需要,即培养人的理智和理性能力是办学的首要目的;专业教育重视外在适切性,强调高校要切合国家、社会需求,即培养职业能力和谋生技能是办学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广为存在并被广泛诟病的“水课”问题,折射出高校办学的适切性困境{10-11}。换言之,在建构“专创融合”框架过程中,应首先基于适切性原则,有教无类地面向全体学生,培养他们的职业能力和谋生技能,使他们具备基本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并进一步因材施教,充分激发、满足个性化的学习兴趣、学习激情和学习潜力,打造个性化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以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输送各式各样的创新性、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2.可操作与可执行原则

从教学管理视角而言,理念再先进,策略再一流,方案再完美,若不能有效执行,除了可能让人嗟叹,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了。可操作与可执行原则的重要性已是管理常识,不再赘述。

3.稳中求进原则

在打造、推出“专创融合”举措过程中,应坚持稳中求进,巧妙化解传统教学模式的闭锁路径依赖与制度、观念的内卷化倾向,把广大师生对改革创新举措的各种摩擦与阻力穷尽于最小,不要因为大范围不可接受的激进举措而导致办学环境动荡不安。

4.增量领域革新(革命性创新)原则

“专创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新时代人才培养范式革命的性质,若一味求稳而不敢推出革新性举措,就可能坐失良机,难以打造出与时俱进、适切性高的新框架、新模式与新机制。然而,改革越激进,阻力也会越大,因此在增量领域率先推行那些重大革新举措,既可捍卫稳中求进原则,亦可激发师生的“吃螃蟹”效应而获得快速突破,进而推动整体升级与转型。另外,此原则与稳中求进原则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二)框架维度

1.四个课堂

爱法律,有未来

在传统意义上,“两个课堂”理论将教学场域(或时空)划分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促进学校针对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不同特点施行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活动与教学管理,并为广大师生所熟悉、所接受。但有学者认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在许多高校长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尚需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指引下,统合两大课堂协同育人{12}。

教学场域的科学细分有助于精准施策,但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意义上的“两个课堂”划分结果已显粗放。西南政法大学结合“三全育人”和“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以及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不断深入的现实境况,创制出“四个课堂”作为“专创融合”框架的一个基本维度,具体做法如下:以学生在教学场域选择上的自由度为横轴,在学习内容选择上的自主度为纵轴,建构起“四个课堂”模型(如图1所示)。

(图略)

图1:“四个课堂”的创制结果

第一课堂(即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是指在校内教室或实验室实施,由校方排定时间、内容和教师并由教师主授,具有必修学分强制性的教学时空结构。必修的慕课学习时空结构,亦可归于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是指由校方(包括校方委托第三方)或学生自治组织发起,在校园内实施但凭学生自愿选择参与的各种活动(即传统意义上的课外活动),且没有学分强制性或学分强制性很低的教学时空结构。

第三课堂是指主要依托社会力量或校方与社会力量协同,在校园外指定场所实施,在教学时间与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学分强制性,包括专业实验、实训或实习活动在内的教学时空结构。

第四课堂是指在校方鼓励、支持或放任下,由学生自主(不限地点、不限时间、不限内容)进行项目研究、项目创意或企业化创业实践活动的教学时空结构。

2.四个层次

为迅速打破“专创割裂”的顽疾与沉闷,巧妙地化解传统教学模式的闭锁路径依赖与制度、观念的内卷化障碍,西南政法大学基于“抓手”策略考量(即谋划的“专创融合”教学实践活动的适切性、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应较强,且符合稳中求进和增量领域革新原则),结合学校的现实条件与文化氛围,创制出“四个层次”作为“专创融合”框架的另一个基本维度。

第一个层次为创新创业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意识、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讲授层次(简称为基础理论知识传授层次),其又包括开设专门的创新创业基础理论课程和课程“双创”(即在所有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意识、精神与方法元素)这两大实现路径。

第二个层次为交叉跨界专业知识与技能实验或实训层次。

第三个层次为自主课题研究或自主项目创意层次。

第四个层次为自主企业化(或公司化)创业实践层次,即狭义上的创新创业教育(“创办企业”教育)。

朱晓东等基于CIDO理论(即Conceive,构思;Design,设计;Implement,实施;Operate,运作),提出了“三梯度课程体系”的设想,即第一梯度的通识型专创教育、第二梯度的深度型专创教育和第三梯度的因材施教型专创教育{13}。“三梯度课程体系”与“四个层次”虽然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但就可执行与可操作而言,“四个层次”则相对更明晰。

(三)框架建构的结果

西南政法大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四个课堂”和“四个层次”为二维,最终建构起二维八面、并联谐振的“专创融合”框架,此框架不但拓展了“专创融合”的课堂场域或时空平台,亦为实际操作与运行留下了可具象的空间,从而不至于沦落为空洞口号或理论噱头。具体而言:第一层次主要在第一课堂实现,第二层次主要在第二课堂实现,第三层次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课堂实现,第四层次主要在第四课堂实现。此框架尚不完美,还应随着时代发展、经验积累而不断修正和完善。

(四)激励机制

任何与人相关的改革创新活动,若不能科学地进行激励机制创新与配套改革,即使表面上热热闹闹、风风光光、轰轰烈烈,也必然难逃失败的厄运。激励机制包括非物质的精神激励(包括晋升机会的激励,如专业技术职称制度)和物质激励{14}。一个必须正视的趋势是,新世纪以降,高等院校普遍在科研领域出现了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双加强”与“科研通吃”的局面;而在人才培养领域,不但物质激励未能有实质性的改观,保持着“吃大锅饭”的局面,连对“事业单位”非常重要的精神激励资源都被科研激励所挤占[7]。挤占的恶果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教学管理立场而论,绝不能单纯基于道德标准去指责广大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甚或混教学)”的理性之选,被广为诟病的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困局实乃激励机制失衡的必然恶果[8]。换言之,激励机制的科学与否乃“专创融合”框架能否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

四、教学实践与制度建设

(一)教学实践

在上述“专创融合”框架的基础上,西南政法大学积极展开了一系列“专创融合”的教学实践活动。

1.基础理论知识传授全面铺开

在西南政法大学新近制定的2018年版各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创新创业基础》被纳入第一课堂的通识必修课(二个学分)。此举措虽然平淡无奇,《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重庆市配套出台的相关实施细则对此也给予了明确要求,但落实的过程并非顺理成章,出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学分总额所限,此举导致原有的某些必修课的学分被挤压或重组,零星引发了一些相关任课教师的非议与反对。二是本课程作为必修课在全校范围短时间内铺开,师资力量匮乏。这些问题,最终以克服“上下分际的组织结构性张力”[9]的方式得以解决。在校长办公会通过的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编写指南中学校明确提出应将《创新创业基础》纳入通识必修课且至少二个学分的原则性要求,并通过鼓励相关任课教师投入该门课程教学、不对授课内容与方法做出统一规定而允许在不偏离创新创业教育总体方向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特点展开教学[10]和引进慕课等方式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

2.创新创业教育“训赛营”异彩纷呈

西南政法大学依托校内实验、实训办学资源与条件并广为引进校外实务人员进校培训或指导,在第二课堂进行增量革新,以“训(培训)、练(练习)、赛(比赛)”一体化为路径,“五交叉”(学院交叉、学科交叉、专业交叉、年级交叉和本研交叉[11])地打造千姿百态的创新创业教育“训赛”营(或“训赛”项目),其意义非凡。正如马荣春所言:这符合进化论,多样性是进化的表现,越是多样化,越能显现出活力,越能够有所创造和发展;人与人之间虽有年龄、身份和经历所带来的“五花八门”或“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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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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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兆信,曲小远,施永川,等.以岗位创业为导向的高校创业教育新模式——以温州大学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4(8):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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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艳艳.我国高校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统合育人问题研究[D].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6.

{13}朱晓东,顾榕蓉,吴立保.基于CDIO理念的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发展研究[J].江苏高教,2018(2):77-80.

{14}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7(3):74-98.

{15}马荣春.“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9(1):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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