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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举例与“一‘是’到底”
【作者】 王路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关键词】 举例;是;存在;在;being【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5【页码】 18
【摘要】

把being翻译为“存在”或“在”,会有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遇到举例说明的时候,所举例子与它们不一致,因而无法说明它们。比如,“天是蓝的”这个例子如何能够说明“存在”和“在”呢?相反,若是把being翻译为“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例子与所说明的东西乃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起到举例的说明作用。从举例的角度看,“一‘是’到底”是有道理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3302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我谈过两个观点。一个是,应该以“是”来翻译和理解being,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另一个观点是,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家的举例说明。前一个观点被称之为“一‘是’到底”;[1]褒贬不论,它似乎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后一个观点则没有什么人谈论。
众所周知,举例生动、明了,目的是为了帮助说明所要说明的问题。讨论being的时候举例,至少说明两点。其一,西方哲学家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举例来说明being。其二,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being。因此,当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家们关于being的论述时,我们应该重视他们的举例说明,通过理解他们的举例说明来理解他们所要说明的being。
例子本身是自明的,举例说明也很简单,但是理解举例说明却涉及许多问题。实际上,有关being的举例,不仅涉及中西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牵涉到对于西方哲学核心问题的理解。这样,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也就具有了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西方哲学家们围绕being的举例说明,并以此来论述,为什么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为什么应该“一‘是’到底”。
一、例子及其翻译
从古至今,西方哲学家在讨论being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举例说明,比如“风是冷的”(柏拉图),“他是人”(亚里士多德),“金子是黄色的”、“战士应当是勇敢的”(胡塞尔),“天是蓝的”、“狗是在花园里”(海德格尔),等等。这些例子都含有“是”,因而都可以说明“是”。从举例的角度看,关于being的翻译,可以“一‘是’到底”,而且不会有什么问题。(以下简称“‘是’类翻译”。)
以上例子在现有中译著作中的表述如下:“风是冷的”、“他是人”、“金子是黄(色)的”、“战士应当勇敢”,[2]“天是蓝的”、“狗在花园里”。[3]其中四个例子完全一样,两个例子的翻译有所不同,即没有“是”。可见,在现有中译文中,有“是”,但没有“一‘是’到底”。(以下简称“‘在’类翻译”。)
字面上看,这些例子是自明的,本身不会给我们的理解造成任何困难。因此,是不是一定要把being翻译为“是”,似乎并不特别重要。由此出发,是不是一定要“一‘是’到底”,似乎也就不是特别重要。下面我要说明,事情并非如此。
在哲学讨论中,举例是为了说明一些概念、观点、问题、理论,因此,举例除了自身要明白易懂之外,还要能够说明被说明的东西。这样,举例就要与被说明的东西结合起来理解。与being相关,举例则要与being结合起来理解。基于这一前提,我们来看一看上述两类翻译。
如果把being翻译为“是”,“是”类翻译就很容易理解:哲学家们所要论述的乃是“是”,所举的例子都含有“是”,因而举例与被说明的东西相一致;由于例子是自明的,因而有助于说明所要探讨的东西。相比之下,“在”类翻译显然有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其中含“是”的例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含“在”或不含“是”的例子则不容易理解,因为它们无法说明“是”。
如果把being翻译为“存在”,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且“是”类和“在”类翻译都有问题:它们不含“存在”。也就是说,无论是含有“是”或“在”的例子,还是不含“是”和“在”的例子,它们与所讨论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这样的例子无法说明“存在”。
可能有人会认为,“存在”与“在”的意思是一样的或者差不多,因此“在”类翻译可以说明“存在”。且不论“存在”与“在”的意思是否一样,即便一样或差不多,充其量也只能说“在”类翻译中那些含“在”的例子与被说明的东西相一致,而那些含“是”或不含“在”的例子仍然是无法理解的。
也有人把being翻译为“在”,把例子中的“是”也翻译为“在”,比如“狗在花园里”。这样,“在”类翻译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所要说明的是“在”,例子中也有“在”,二者正好匹配。表面上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是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是,“在”的翻译能够贯彻始终吗?比如上述其他几个例子该如何翻译呢?可以有“风在冷”、“天在蓝”这样的翻译吗?它们与“风是冷的”、“天是蓝的”意思还是一样的吗?即便马马虎虎可以认为它们的意思差不多,对“他是人”和“战士应当勇敢”又该如何翻译呢?难道可以有“他在人”和“战士应当在勇敢”这样的翻译吗?
关于“战士应当勇敢”这个例子需要多说几句。在外文表达中,有单纯使用being的情况,比如上述其他几个例子,也有being与其他语词组合使用的情况,后者会稍微复杂一些。字面上说,当being与“应当”结合的时候,就有了“应当being”这样的表达。如果把being翻译为“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应当在”。问题在于,单看“战士应当勇敢”这个例子,没有任何理解的问题。但是,当以它来说明“应当在”时,问题就来了:它明明不含“在”!一个与“在”没有任何关系的例子又如何能够说明“应当在”呢?难道“在”的讨论固然重要,但是到了探讨“应当”的时候,这个“在”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吗?
“战士应当勇敢”这个例子选自胡塞尔的中译文著作。[4]该译著表明,原本讨论的问题是“存在”,到了与“应当”相关的时候就变成“在”,即“应当在”。而到了举例说明中,不仅看不到“存在”,甚至连“在”也无影无踪。我想问的是:“在”与“存在”是同一或相同的概念吗?这里举的例子能够说明“应当在”吗?关于“应当在”的举例说明若是出了问题,难道还能够说明原本讨论的“存在”吗?
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看似由于有了关于“应当”的讨论而变得复杂了,其实根子还是在being的翻译和理解上。若是把它翻译为“是”,以上问题就不会存在。所讨论的乃是“应当是”,所举的例子则是“战士应当是勇敢的”,二者正好匹配。清清楚楚,不会有任何理解的问题。
就中文而言,“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不像“在”那样有歧义。它的使用范围也很窄,大概除了说“某物存在”或“存在某物”外,几乎没有其他用法。因此,它不是与being对应的词。翻译与being相关的例子,“存在”一词是无法使用的。且不要说它对“他是人”、“天是蓝的”、“风是冷的”这样的例子束手无策,即便对“狗是在花园里”这样的句子,它大概也是无能为力的。“狗存在花园里”大概也是符合语法的中文表达。但是它与“狗是在花园里”的意思会是一样的吗?
综上所述,若把being翻译为“存在”或“在”,那么采用“在”类翻译和“是”类翻译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会使同一个词变成不同的词,同一个概念变成不同的概念,或者使它在本该出现的地方甚至消失不见,结果使例子说明不了所要说明的问题。若是把being翻译为“是”,那么“在”类翻译同样是有问题的;但是,“是”类翻译却不会有问题,因为举例与所要说明的东西相一致。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然后形成“是”类翻译,使例子与所要说明的东西对应起来,起到举例说明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是’到底”乃是有道理的。
二、例子及其理解来自北大法宝
中译著作的普遍情况是,一方面把being翻译为“存在”,另一方面采用“在”类翻译。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在涉及例子的翻译中,很难使用“存在”一词,“在”一词会带来理解的问题,也无法处处使用。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应该看到,在例子翻译中,“一‘是’到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应该的,还是可行的。
我一直主张,把bieng翻译为“是”,而不是翻译为“存在”(在),这不是翻译问题,而是理解的问题。因此,上述结论若要令人信服,就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不仅being与例子中“是”乃是对应的,而且西方哲学家们也是这样看的。这样就需要我们从文本出发来论述这个问题。
【例1*】“是”乃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是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是”。而且这种说法“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等等。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它挑明了:在对是者之为是者的任何行止中,在对是者之为是者的任何是中,都先天地有个谜。我们向来已经生活在一种对是的领会之中,而同时,是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是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5]
这段话是海德格尔说的,也是前面“天是蓝的”这个例子的出处。有两点很明显,一是讨论了“是”(being)这个概念,二是为此举了这个例子。例子中“是”一词的重点号至少提示我们,它与所讨论的“是”有关。现在需要说明,为什么例子中所说的一定是“是”,而不能或不会是其他什么东西。
很清楚,在举例之前,海德格尔有一句理论说明。其中说到“在一切命题中??都用得着‘是’”。“用”一词表明,“是”乃是具体的有形的,因为要被用到。“命题”一词则表明用它的地方。此外,“命题”的德文是Aussagen,字面意思是“说出来的”。结合这几点,再加上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例1*所说的being可以通过给出的例子来理解。
以上说明不难理解。但是在我看来,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这就是“一切”这个修饰语,它是关于命题的说明。有了这个说明,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想把这种being说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包括应用的普遍性。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举例之后会说,“我们向来已经生活在一种对是的领会之中”。由于普遍地使用它,因此离不开它,与对它的理解不可分离。因此可以看出,“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特征。人们普遍地用它,人们知道如何用它,人们也理解它。但是,人们还真不一定能说出它的意思。
相比之下,“存在”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和特征,它不可能在一切命题中使用,人们也不会生活在对它的领会之中。而且,它的意思还是明确的。人们无疑可以明确地说,它表示“有”的意思。“在”同样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和特征,也不可能在一切命题中使用,尽管它的意思可能要含糊一些,比如它可能会表示位置、处所等等。
【例2*】如果我们现在来说是,因为我们总是而且从根本上说必然要以一定的方式说是,那么我们试图注意这种说中所说出的是本身。我们选择一种简单而通常的,几乎随意的说,在这样说时,是被以一种词的形式说出来,这种形式使用频繁,以致我们几乎不注意它了。
我们说:“上帝是”。“地球是”。“讲演是在大厅里”。“这个男人是从斯瓦本区来的”。“这个杯子是银做的”。“农夫是在乡下的”。“这本书是我的”。“他是要死了”。“左舷是红光”。“俄国是在闹饥荒”。“敌人是在退却”。“葡萄园里是葡萄根瘤蚜在作怪”。“狗是在花园里”。“群峰是/一派寂静”。
在每个例子中,这个“是”的意思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如果我们照现实出现的情况来说这个“是”,也就是说,随时从一定的境况,一定的作用,一定的情绪来说,而不是作为单纯句子与语法学中已成为陈词滥调的例句来说。[6]
这段话也是海德格尔说的,是前面“狗是在花园里”这个例子的出处。例子在其中第二小段,一三两小段均有关于“是”(being)的说明。第一小段是理论性说明。它表明,海德格尔所要说的“是”乃是“简单而常用而且几乎是信口随便的说”出来的东西,而且,它有一个“词形”,这个有形的词还“层出不穷”。这些说明与例1*中所说的“一切命题”、“用得着”、“生活在一种??领会之中”意思相似,只不过表达不同罢了。第三小段字面上是关于例子的说明,其实还是关于所谈论的being的说明。其中说到“每个例子”,依然可以使人联想到例1*说的“一切命题”。因此,根据这两小段说明,再结合第二小段中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所说的只能是“是”,而不能是“在”,更不能是“存在”。道理同上述关于例1*的说明。
【例3*】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论述词的各种意义时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在好几种意义上说一事物是;因为在一种意义上,“是”表示的是一事物是什么或这个,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意谓质、或量或者其他一种像它们一样谓述的东西。由于“是”有所有这些含义,显然所是者最主要地乃是是什么,这表示事物的实体。因为当我们谈到一事物是什么质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好的或坏的,而不说它是三肘长或它是一个人;但是当我们说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说它是白的、热的或三肘长,而说它是一个人或一个神。所有其他东西被说是,乃是因为它们有些是这种第一意义上是者的量,有些是它的质,还有一些是它的属性,还有一些是它的其他属性。
……
而且我们认为,当我们知道一事物是什么,比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而不是仅仅知道它的质,它的量,或它的地点的时候,我们才最完全地知道它。因为我们只有知道量或质是什么,才能知道这些性质。这个早就提出并且仍在提出而且总是要提出的问题,这个总是充满疑问的问题,即‘是乃是什么?’,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实体是什么?因为恰恰是这个问题,有人说是一,又有人说是多,有人说是有限的,有人说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必须主要地、首要地、而且几乎专门地考虑:一种东西,它是这种意义上的是者,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7]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7卷开篇处的话,其中举了许多例子。我们同样看到,在举例之前,他也有关于所要说明的东西的理论论述:“在好几种意义上说一事物是”,“是”(being)表示一事物“是什么或这个”、表示“质、或量”等等。前者提到的“说一事物是”告诉我们,这个being乃是说出来的,后者告诉我们这个being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东西。再结合随后给出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谓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说一事物是,指的是可以说它是人(实体)、是白的(质)、是三肘长(量),等等。由此可见,这个being乃是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亦即句子中的那个“是”。
根据这样的说明可以看出,其中所说的being不可能是“存在”,也不可能是“在”,因为“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不可能有多种意义。“在”的意义虽然比“存在”模糊一些,但也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除了表示“存在”以外,还表示位置、处所。所以不会有这里所说的“多种意义”。最主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给出如此多例子,没有一个是以“在”表示的,也没有一个是表示“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举例以后的说明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强调关于实体的说明,即关于“是什么”的说明,并且把“是乃是什么?”的问题转换为“实体是什么?”的问题,由此指明他所要探讨的东西。这说明,在亚里士多德关于being的讨论中,与实体相关的考虑乃是最重要的。结合此前的说明可以看出,与实体相应的例子是“一事物是人”。前面我们说过,尽管有些例子中的being似乎可以翻译为“在”,比如“狗在花园里”,但是对于“他是人”这样的例子则无法用“在”来翻译。也就是说,若是采用“在”类翻译,就会无法满足亚里士多德考虑实体时所举的例子,因而无法反映他在探讨being时最主要的考虑和思想。
以上我们结合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举例说明,探讨了他们所说的being是“是”,而不是“存在”或“在”,只能是“是”,而不能是“存在”或“在”。而从他们的相关论述来看,“一‘是’到底”可以是恰当而正确的理解。特别应该看到的是,这样的理解,不仅就他们个人关于being的论述来看是如此,把他们两个人的论述联系起来看,更是如此。
三、“上帝是”与“上帝存在”
例2*给出14个例子,其中前两个是“上帝是”和“地球是”。“是”类翻译无疑适用于例1*和例3*中的例子,也适用于例2*的其他12个例子。但是,若说它适用于上面两个例子,似乎就会有些问题。因为这两个例子的意思不是那样清楚。字面上看,人们不太明白“上帝是”和“地球是”是什么意思。
“地球是”是一个很奇怪的例子。它大概是海德格尔生造的。在日常表达中,似乎没有什么人会这样说。这个句子与“上帝是”的句式相同,与其他12个句子的句式相区别。海德格尔以它为例,大概是为了强调这种句式。
“上帝是”这话确实是有的。但是它不是自然语言表达的句子,而是一个哲学讨论命题。在自然语言中,谈到上帝时的表达一般是“God be with you (us)”,通常的中文翻译是“上帝与你(们)
(我们)同在”。在我看来,它的字面翻译是“上帝是与你(们)(我们)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即使在与上帝相关的日常表达中,“是”类翻译也是适用的。但是,既然有“上帝是”(God is)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它。
字面上看,“上帝是”这个命题是不自然的,意思也不太明白。而“上帝存在”则很自然,意思也明白。因此,似乎在这个命题,“一‘是’到底”会出问题。在我看来,“上帝是”的意思确实不如“上帝存在”的意思明白,也不如它那样容易理解。但是这只是中文字面上的问题。仅从中文或中文翻译来考虑,质疑它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考虑,它却是有益的。
在西方文献中,与这个命题相关有两个表达。一个是“God is”(上帝是),另一个是“God exists”(上帝存在)。前者是早出的,后者是晚出的,而且是在关于讨论前者的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在笛卡尔关于其著名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是)讨论中,就有being和existence这两个表达,并有大量God exists这样的表达,甚至还有“Ego sum, ego existo”(我是,我存在)这样的表达。[8]看到这样的表达,人们可以认为,being和existence的意思是相同的,或者,它们至少在这样的表达中意思是相同的,甚至being的意思就是existence。但是我们至少清楚地看到,being和existence是两个不同的词,因而还是会有所区别。实际上,今天的相关讨论经常采用的是“God exists”。西方文献背景如此复杂,尽管“上帝存在”或“上帝在”字面意思似乎清楚,但是它能够反映出,从而使我们看到being和existence之间的区别吗?
有人可能会认为,就翻译而言,只要把意思翻译出来,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这种看法是不错的。但是在我看来,在涉及being的哲学讨论时,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God is”是一个特殊的命题,它源自《圣经》。上帝对摩西说:“I am who I am”(我是我所是),并由此以“I am”(我是)称谓自己。[9]后来在关于上帝的讨论中有了“He is”(他是)的称谓,由此也就有了“God is”之说。[10]Existence(存在)则是在关于上帝的讨论中逐渐明确形成的概念,并且作为being的一种含义被确定下来。[11]由此可见,“God is”这个命题涉及非常复杂的情况,不仅牵涉到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涉及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宗教思想文化对哲学的影响。因此,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应该区别“God is”和“God exists”,因而应该区别being和existence这两个词及其所表达的概念。
对于being与existence这两个概念,许多中译著作是不加区分的,都译为“存在”。随着关于being的讨论,人们认识到应该区别这两个概念,因此近年来在翻译中做出一些区别,比如把前者翻译为“存在”,把后者翻译为“实存”或“生存”。能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且努力把这种区别翻译出来,乃是好的。但是,我对上述区别翻译持批评态度。我认为,把existence翻译为“实存”或“生存”,除了断送“存在”这个非常贴切而恰当的翻译外,并不能形成与“存在”的区别。我实在是看不出,“存在”与“实存”或“生存”如何能够反映出being与existence的区别。最为严重的是,“存在”一词从字面上阻断了与being的联系,从“存在”本身我们无法看到西方哲学有关being这个概念的探讨的延续性。因此我认为,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恢复existence的“存在”译法。与“上帝”相关,我们则应该把“God is”翻译为“上帝是”,而把“God exists”翻译为“上帝存在”,这样可以保留西方哲学有关being探讨的延续性,不仅是在语义上,而且是在字面上。“上帝是”这个命题确实可能会造成人们理解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这是哲学讨论中的问题,而且是个别的问题,不会在很大范围造成影响。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因而是不应忽视的。但是,正因为如此,这种字面上的不理解至少会促使人们 好饿但是不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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