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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孕妇虐待胎儿的民事责任探析
【作者】 刘晓惠【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虐待胎儿;民事侵权;亲亲相隐
【文章编码】 2095-2031(2017)02-012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124
【摘要】

孕妇吸毒、吸烟等行为易导致胎儿存在缺陷。除了吸毒行为以外,孕妇的吸烟等其他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孕妇最有可能侵害的是胎儿利益,并没有给公共利益造成很大损害,因此孕妇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孕妇行为确实构成民事侵权,胎儿可在其他代理人的代理之下,对孕妇提起民事诉讼。但从“亲亲相隐”角度出发,不仅不利于家庭和谐,也不利于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因此,只有在孕妇不愿意承担抚养责任的情况之下,才有必要对其提起诉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2147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孕妇怀孕期间的药物滥用行为以及孕期的吸烟、吸毒、酗酒等行为,从而导致胎儿存在缺陷。孕妇在从事上述禁忌行为时,往往会在身体内残留有毒物质,因此胎儿就会被暴露在这些有毒物质之中,甚至会吸收这些有毒物质,所以导致胎儿存在缺陷。近些年,因为孕妇禁忌行为所导致的存在缺陷胎儿的出生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且没有减少的迹象。这些存在缺陷的孩子大多来自贫穷的家庭,未来他们将面临着健康与教育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他纳税人的资助。因此,为了减轻缺陷胎儿出生给社会所带来的负担,许多国家试图起诉“侵害”胎儿的孕妇,希望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警醒孕妇,在孕期要禁止从事上述行为。但大多法院对此种类型的诉讼,均做出了否定性判决,判决的主要依据就是胎儿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因此其不享有任何民事权益。因此,就算胎儿受到侵害,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若是法律保护胎儿的利益,胎儿可以作为民事主体,就会出现胎儿利益与母亲生育自由权之间的冲突。生育自由权的内容应该包括女性不受限制的生育,任何第三人均不得干预,包括国家。如何衡平双方之间的利益?不能在保护胎儿利益的时候,侵害孕妇的权益。此外,还涉及男女平等问题。因为胎儿在妊娠期遭到侵害,该损害可能不是由孕妇造成的,而是由父亲造成的。父亲也会影响胎儿的健康,例如在受孕前,如果父亲长期暴露在有毒的化学物质之下,或者其存在吸烟、酗酒等行为,则其身体就有可能会对上述有毒物质进行了吸收,从而污染了男性的精液。如果通过性交行为进入母体,就有可能会形成存在瑕疵的受精卵,从而导致胎儿存在缺陷。此外,在受精卵形成之后,如若夫妻发生性行为,被污染的男性精液进入母体,也会侵害原本健康的胎儿。并且在女性怀孕期间,父亲还可能会出现家暴行为,这也会影响胎儿的健康。因此,父亲上述几种行为也会导致胎儿缺陷的形成,但只起诉母亲,是否违背男女平等原则?本文将通过提出几个问题的形式,从而试图对上述的疑问进行分析、解答。

二、侵害了谁的利益

(一)妊娠期间侵害了谁的利益

1.假定胎儿利益受法律保护情形下的讨论

首先,因为孕妇在妊娠期间的上述行为,从而导致胎儿存在缺陷,这时可能就只侵害了胎儿的利益。因为这时胎儿仍在母体之内,并未成功分娩,因此不会增加社会负担,所以不存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说,只可能侵害了胎儿的利益,姑且不探析胎儿的利益是否受到现行法律的保护,我们先假定胎儿的利益受法律的保护,从而再进一步分析如何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因为胎儿仍未出生,因此就需要一个法律主体来代理胎儿提起诉讼。该代理人如何确定?依据“亲亲相隐”原理,胎儿的其他近亲属往往不愿意“代理”胎儿对孕妇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可能最佳的方案就是由国家公权力机关担任“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从而对孕妇提起诉讼。我们再分析一下,国家公权力机关充当代理人,介入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以及可行性。首先是公权力主体介入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问题。对于公权力,应该要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包括明确权力的边界,{1}不能随意介入私权利领域,不能代替私主体做出决策。若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不顾被侵害人的意志,直接“代理”被侵害人对“侵害人”提起诉讼,未免有“滥用”公权力之嫌。为了避免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只有在胎儿其他近亲属向公权力机关提出代理请求的时候,公权力机关才能对孕妇提起诉讼,否则公权力机关不能主动提起。这是对代理问题的分析,在解决“谁代理”的问题之后,再探析侵权行为认定问题。

由于这时胎儿仍在母体之内,仍未出生。在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医疗检查之后,检查结果显示胎儿存在缺陷。在确认存在损害结果之后,就可以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按照侵权责任法“四要件”理论,构成侵权行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行为的不法性;(2)行为造成损害;(3)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该因果关系要具有相当性;(4)行为人存在过错(严格责任则不需要该要件)。{2}首先对孕妇行为的不法性进行讨论,这里的讨论是建立在法律保护胎儿利益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如果孕妇在孕期实施侵害胎儿的行为,其行为具有不法性,这不存在任何争议。对于孕妇是否主观上存在过错,则较容易证明,可以通过孕妇在孕期的行为进行法律推定。最困难的应该是损害结果大小的确定以及相当因果关系的认定。首先是损害结果大小的确定,因为这时胎儿仍未生产出来,孕妇的行为对胎儿到底造成多大的损害是不确定的,往往要等到胎儿出生之后才能评估出来。因此,在妊娠期间对孕妇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可能面临着赔偿金数额难确定的问题。除了损害大小难以确定之外,孕妇行为与胎儿缺陷的因果关系往往也较难证明。正如前文所述,胎儿之所以存在缺陷,可能是多方面原因综合造成的,如外部环境因素、父体因素等等。科学证据的数量往往是有限的,而且研究方法也可能是不健全的,因此要想达到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胎儿(代理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这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果关系证明难,从而导致侵权行为认定不成功,最终可能会面临被驳回起诉的结果。其实,不管是起诉孕妇侵害胎儿,还是起诉第三人侵害胎儿,两者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都存在难度,往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2.结合现行法讨论胎儿利益的保护

上述的分析是建立在法律保护胎儿利益的基础之上讨论的,下面将结合我国的现行法,来探讨胎儿利益保护问题。依据《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胎儿只有在成功分娩且能够自主呼吸的前提之下,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不管胎儿能够自主呼吸时间的长短,只要能够自主呼吸,则在能自主呼吸的这段时间内,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其可以作为继承人继承为其预留的遗产。在其死后,则需要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由胎儿的继承人对预留的遗产份额进行法定继承。依据《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胎儿在未脱离母体之前,胎儿原则上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胎儿被“视为”有权利能力,且该权利能力受到限制。为什么只称其为继承利益而非继承权利?对于其他继承人而言,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其所享有的不能称作继承权利,只能算作一种利益,但一旦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其他继承人的继承利益则转换成继承权利,只有在转换成权利之后,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胎儿的继承利益不会因为被继承人的死亡,而转换为继承权利,其仍为继承利益。该利益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下面将进行分析。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法条一直被诟病,学者认为其不适当的扩张了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因此,第二条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其属于原则性规定。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效仿德国对权益进行区分保护,德国民法学对侵权法上的权益区分提出了“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三个教义学标准。{3}只有符合这三个标准的利益才受法律的保护,否则不受保护。下面将结合这三个教义学标准,探析胎儿的继承利益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排除效能”往往是指权利的绝对效力,其他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其继承利益不具有绝对效力。因此,就算继承利益受到侵害也不能诉诸法律。只有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其继承“利益”转换成继承“权利”之后,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胎儿的继承利益,虽然也因为被继承人的死亡,从而具有“排除效能”,依据法律的规定,其他继承人不能侵害为胎儿预留的遗产份额。虽具有“排除效能”,但胎儿的继承利益仍受到额外的限制,胎儿的法定代理人并不能代理胎儿进行遗产继承。虽然遗产份额是为胎儿预留的,但仍不能直接归属胎儿,因为胎儿出生之时是死体还是活体仍不确定,所以依据法律所预留的遗产份额不一定就直接归属胎儿,只是有可能归属,胎儿的继承继承利益缺少“归属效能”。只有在胎儿出生之后且为活体的情况之下,胎儿能够作为民事主体的时候,才能将继承利益直接归属胎儿。如果胎儿出生之后为死尸或者胎儿未出生的情况之下,则要将原本为胎儿预留的遗产份额分配给其他法定继承人。因此,这种预留保护,是存在前提条件的保护。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有学者主张,继承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一种资格,类似于主体资格之一种。{4}胎儿在妊娠期间,被继承人死亡,法定继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胎儿还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为了胎儿出生后成长利益的考虑,如果法律不进行预留的话,可能会出现其他继承人将遗产全部分割完的情形。等到胎儿出生之后,在其已经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时候,将面临着无遗产分割或者已经被分割的遗产返还难的问题。因此,为了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法律规定了例外的情形——为胎儿保留遗产的必要份额。此外,被继承人往往是胎儿的近亲属,若是其死亡,则意味着胎儿的法定抚养人将减少。其实为胎儿预留的遗产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抚养费的替代物。因此,为了胎儿出生之后的抚养问题,必须为胎儿预留必要的份额。可能会有人提出,为了最大化保护胎儿的利益,可以在胎儿出生之后再对遗产进行分割。该观点的出发点虽好,但这是以牺牲其他继承人的利益为代价,对其他继承人而言,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因为除了胎儿之外,还有其他权利人,其他继承人不可能愿意等到胎儿出生之后再对遗产进行分割。此外,依据现行法律,其他继承人并不具有等待的义务。根据《继承法》第2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因被继承人的死亡而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一刻起,继承的资格就转变为继承权利,继承人有权自主决定何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此外,胎儿的利益与其他继承人的利益相比,并不存在优先顺位。目前法律对于胎儿利益保护问题,就只规定了这一个例外情形,并未做其他例外情形的规定。因此,除了在继承场合之外,胎儿均不具有权利能力。所以,因为侵权从而在妊娠期间起诉孕妇“虐待”胎儿,往往不能被支持。不能被支持的大多原因就是胎儿不能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就算胎儿被侵害,也不能请求民事赔偿。往往要等到胎儿出生之后,再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二)胎儿出生之后侵害了谁的利益

1.从亲亲相隐角度探析诉讼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而言,除了孩子的母亲之外的其他法定代理人(往往是胎儿的父亲),可以对母亲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由母亲支付被侵害的胎儿一笔赔偿金,该赔偿金作为胎儿的专项抚养费,以避免胎儿的母亲肆意挥霍,却不给存在缺陷的新生儿进行治疗的情形。这样做的确可以避免因为母亲的自私,从而对存在缺陷的新生儿再次造成伤害,也有利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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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J].中国法学,20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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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正璋.继承权法律保护的六个疑难问题探析[J].现代法学,2012,(4):74-82.

{5}李拥军.“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博弈:亲属豁免权的中国面相[J].中国法学,2014,(6):89-108.

{6}俞荣根,蒋海松.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J].现代法学,2009,(3):135-143.

{7}蔡淑燕.离婚案件中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问题[J].德州学院学报,2008,(5):86-89.请你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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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赟,周胜蛟.试论刑事诉讼中“作证豁免制度”[J].当代法学,2001,(6):61-63.

{10}阂振华,王卫民.关于增设吸毒罪的建议[J].法治论丛,2004,(3):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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