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
【英文标题】 On the Criminal Law’s Ap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作者】 梁根林【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法解释罪刑法定 刑法文本适用解释刑事判例 解释方法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页码】 120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旨趣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殊性,是刑法解释论生成与解释规则设计的出发点。刑法解释应当坚持以形式解释与主观解释为基础、辅之以实质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目标定位。刑法的司法解释即刑法适用解释,应当是法官主导、控辩两造参与、结合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与刑法适用、以刑事判例为载体的个案适用性解释。最高法院应当改变发布规范性、抽象性释文的习惯做法,探索通过直接制作和间接确认刑事判例的双重路径进行适用解释。刑法适用解释应当以文义解释为原则、以论理解释为补充,按照先文义解释、后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并最终诉诸于合宪解释的方法与顺序展开。
【英文摘要】 The value purport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ext of criminal law deriving from whose restrict,ar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design of interpretation rule.When interpreting the criminal law.it should be based on for malistic and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with the target orientation of thesubstantial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as a supplement.The judicial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namely that in application,should be guided by the judge,participated by the prosecutor and the accused,concerned with the judicial judg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individual cases,with the criminal prejudication as its carrier.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change itscustomary mode of issuing norm and abstractive interpretation,and exploring the approach ofdirect creation and indirectacknowledgment to interpret the criminal law inapplication.The ap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should take theliteral interpretation as the rule,then the logical interpretation as asupplement,advancing in the sequence of literal interpretation,then systeminterpretation,then the history interpretation,and the 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 as the last depende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5    
  
  现代法学业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无论立法者多么充满理性和睿智,他们都不可能全知全觉地洞察立法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基于语言文字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而使法律文本的表述完美无缺、逻辑自足。[1]作为立法活动产物的法律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抽象性、静态性、孤立性等诸多特点与滞后性、开放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诸多局限,因而不能自动地与呈现具象性、动态性、复杂性、牵连性的个案事实形成恰当的对应关系。法官在适用法律处理个案时,亦不可能如自动售货机般地投入法条和事实,径直输出法律判决。相反地,法律的意蕴只有通过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适用才能表现出来。法律解释既然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就只在于如何认识解释以及怎样解释。迄今为止,虽然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具有渊源深厚的规范注释传统,我国司法机关也积累了丰富的适用解释经验,但是我国刑法解释论对诸如刑法解释的对象及其特殊性、刑法解释的功能与目标定位、刑法解释的主体、形式、载体、方法、顺序等问题并未形成基本共识,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亦没有全面生成,致使我国刑法学理研究和刑法适用过程中对刑法文本涵义的学理解释和适用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因此,超越对具体刑法文本涵义的解释而研究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则,已经成为制约刑法正确适用特别是刑法运作机制顺畅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焦点问题。
  一、刑法解释的基点——刑法文本及其特殊性
  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文本。刑法文本是立法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立法目的,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运用日常生活用语或者专业法律术语,按照一定的篇、章、节、条、款、项的体例编排,根据一定的语法关系与逻辑结构加以创制的。特定的日常生活用语或者专业法律术语构成刑法文本赖以存在的原子,而体例编排、语法关系和逻辑结构则是这些特定语词的存在方式。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刑法文本的意旨,不仅取决于这些特定的日常生活用语或专业法律用语语词本身的含义,而且也可能因刑法文本的体例编排、语法关系与逻辑结构而定。刑法文本涵义的这种体例、语法与逻辑制约性,一方面为刑法文本的体系解释法的运用提供了逻辑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对刑法文本的体例、语法与逻辑本身提出了独立的解释要求。亦即虽然刑法解释主要是就刑法文本中产生疑义、歧义、出现的漏洞、不足、需要明确其含义或者填补法律漏洞的特定语词本身进行阐释性或创制性解释,但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将解释的焦点从特定语词本身转移至刑法文本的编排体例、语法关系与逻辑结构,通过对刑法文本的编排体例、语法关系与逻辑结构的分析,发现真正的立法意旨。例如,我国《刑法》第158160条,均以实施相应构成要件行为并且“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为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或者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构成要件。在理解法定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构成定量标准时,不仅要求我们正确理解“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些语词本身的确切含义,而且要求恰当地把握“数额巨大”、“后果严重”与“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三者在语法与逻辑上到底是并列关系还是择一关系。其中,发生歧义或成为问题、需要解释的主要是“数额巨大”与“后果严重”在语法和逻辑上是并列关系还是择一关系。由于刑法文本只是在两者之间用“、”加以分割,没有用“和”或“或”加以明示,而“、”在中文语法上既可以表示两个近似或相同的事项的并列关系,也可以表示两个近似或相同的事项的择一关系,因此,这三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定量标准是同时包括“数额巨大”和“后果严重”,还是只要求符合“数额巨大”或“后果严重”其一即为已足,就不无疑义和歧义,由此可能直接制约对刑法文本的解释与适用。如果把“数额巨大”与“后果严重”理解为并列关系,在逻辑上就表现为增加了刑法文本的内涵,内涵的增加相应地会导致刑法文本外延的缩小,从而在适用上表现为收缩刑法文本适用范围;如果将两者理解为择一关系,在逻辑上就表现为减少了刑法文本的内涵,内涵的减少相应地会导致刑法文本外延的扩展,从而在适用上表现为扩大刑法文本的适用范围。
  作为一种法律解释,刑法文本的解释无疑具有法律解释的一般共性,应当遵守法律解释论的一般要求和一般规则。但是,刑法解释论更应当强调由刑法文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解释目标、解释方法、解释顺序以及解释规则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如果以民法文本为参照系,刑法文本的这种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
  1、刑法文本与民法文本具有完全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为基本内容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属于正常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正常性,使民法面临无限广阔的调整范围,要作到法定主义实在不可能。因此,民法必须讲究灵活,必须能够追随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并与其保持协调。刑法调整的则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因为犯罪而引起的以国家行使刑罚权、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为基本内容的一种权力支配与服从关系,这是立法者精心筛选和过滤的非常的和有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非常性和有限性使得罪行法定客观上成为可能,而由这种社会关系的权力支配与服从的本质亦使得罪行法定成为必要。因此,刑法文本应当更为强调安全,使得人们对刑法禁止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预测,不必担心来自国家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从而保证人们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刑法调整对象的有限性、非常性和不平等性,决定了片断性、不完整性和相对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刑法文本的固有属性,刑法规范不可能具有广泛的法益保护体系,而只能局限于特定的依据“应受处罚性”范畴而选定的重点。刑法文本的这种自我限制,不仅不是宾丁所称的立法者的“作品的重点缺陷”,而恰恰是自由法治国家优越性的标志。[2]刑法文本的片段性、不完整性和相对性,应当成为刑法创制与刑法解释的前置观念。
  2、刑法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相对于民法文本居于“第二次法”的法律地位。民法以确认权利义务的方式调整民事行为,并通过对侵权与违约行为追究民事责任的方式,实现对民事关系的规范性确认。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民事法规范属于“第一次法”。而刑法文本相对于民法文本则属于“第二次法”。刑法是在民事法、行政法等第一次法规范对正常社会关系进行第一次法调整的基础上,通过追究刑事责任、裁量和执行刑罚的方式对第一次法调整无效的严重不法行为进行的第二次调整。“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而刑罚该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与维护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能够不使用刑罚,而以其他手段亦能达到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和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的手段。”[3]易言之,刑法的“第二次法”属性决定了刑法干预必然应当讲究补充性、经济性和最后手段性。[4]
  3、刑法文本具有完全不同于民法文本的法律属性。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公法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原则的总和:按照法律制度必须赋予行为的意向,行为涉及国家的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而私法则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准则的总和:按照法律制度所赋予行为的意向,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可以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5]换言之,在现代法治社会,如果说私法是以规范和调整私权利的行使为基本内容的确权(利)法,那么公法则是以规范和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为基本内容的限权(力)法。私法调整和确认的公民私权利属于公民自治的领域,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以及其他受法律保护的法益,私权利的行使就不应当受到法律的随意限制。对于国家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国家不应作为的;法律没有禁止的,则是公民可以作为的;法律(对公权力)的授权与(对私权利)的禁止又应当基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保障公民权利的确实需要而具有正当和合法的基础。而刑法则是公法体系中最具有强制性的一个法律部门,刑罚权也是和平时期最具有暴力性的国家公权力。刑法的适用不仅关系到法益的保护、秩序的维持,而且必须投入巨大的刑罚资源,运用不当,则必然加剧社会对抗,伤及国家和社会。德国学者耶林曾经断言:“刑罚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则国家和人民皆获其益;用之不当,则均受其害。”因而刑法的创制与适用、刑罚权的启动,必须做到“动之于必动,止之于当止”。这是我们在解释和适用刑法时必须斟酌考虑的最重要的刑法文本特性。
  4、刑法文本遵循的是与民法文本完全不同旨趣的基本原则。民法文本调整民事关系的根本准则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模糊性的根本规则,是进行民法推理与民法适用的权威性出发点。在功能上,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负载法律的灵活、简短、安全价值”,另一方面又“通过它对其他法律的结构成分运行的干预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并实现其整合功能”。[6]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使民法文本成为一种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且具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承认司法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使法官造法合法化的扩张机能。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一切民法条文都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按基本原则处理就成为当然的选择。法官在适用解释民法时,即使法无明文规定亦可以根据基本原则中引伸出实质判断,根据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一般要求进行裁判。而现代刑法文本的帝王条款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的直接要求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首先通过对法官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的严格限制,防止国家动辄启动刑罚权,任意出入人罪,或者法外用刑。罪刑法定是一种为了保障公民的法自由与法安全而设立的安全机制,它不仅具有排斥法官造法的限制机能,同时也使得受其制约的现代刑法文本成为一个体现刑罚权制约与自我制约双重机制的封闭的规则体系。法官在适用解释刑法时,不得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进行超法律的实质判断而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可以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机能在根本上决定了刑法解释论的生成与刑法解释的规则设计,也决定了刑法解释论与刑法解释规则区别于其他法律文本解释的特殊
  二、刑法解释的目标——形式解释论还是实质解释论
  法律解释论关于法律解释的目标向来就有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的学说之争。主观解释论强调探询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这是一种强调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法律文本表达的立法原意的解释论,因而亦称形式的解释论。而客观解释论则着重发现法律文本现在应有的客观意思。简言之,这是一种强调法律文本的独立性、试图挣脱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而根据变化了的情势与适用的目的,挖掘法律文本现在的合理意思的解释论,因而又称为实质的解释论。[7]与此相适应,刑法解释论亦一直存在着关于解释目标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之争。大体而言,在形式的罪刑法定观念支配下的19世纪的刑法解释论,一般倾向于采纳形式的解释论与主观解释论,20世纪以来,在实质的罪刑法定观念主导下的刑法解释论则多坚持实质的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当然,也有试图调和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折中解释论,主张将法律中所明确表述的历史上的立法者的意志作为标准的意思内容而加以尊重和忠实,只要公正性上的迫切理由、社会关系的发展或时代精神不将过去的价值判断视为过时。按照这种折中解释论,首先应当历史地解释法律,确定立法者的意思,只是在这种意思无法认知或对现代情势所生问题未提供解决基准的场合,才考虑在法律条文可能的语义范围内检讨可能的理由和基准,确认合乎现在法律适用目的的意义。[8]
  在笔者看来,主观的解释论或形式的解释论的意旨在于严格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文本表现的立法意思,试图通过对刑法文本的严格解释,实现对立法意图的重构与包摄,保障刑法文本的可预测性,实现公民的法自由与法安全,并且有助于明确界定国家刑罚权的范围,使法官适用刑法裁判案件的过程具有实现民主宪政的意义。但是,形式解释论或主观解释论难免囿于对立法者立法原意和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丧失解释结论与刑法适用的实质合理性,进一步凸现刑法的滞后性和不完备性。实质解释论或客观解释论则试图通过刑法解释使刑法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克服刑法的不周延性、滞后性和僵化性的弊端,但同时也包含着使刑法文本丧失明确性与确定性的弊端,导致破坏刑法的可预测性、破坏公民的法自由与法安全的后果。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对立,反映了论者对罪刑法定及其决定的刑法价值的不同追求,前者是基于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追求法的安全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形式合理性为刑事法治的基本价值,后者则是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而追求法的灵活性、动态性和周延性,以实质合理性为刑事法治的基本价值。笔者主张,刑法解释目标应当根据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性而确定,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所要解释的刑法文本所处的法治语境。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性的判断,是确定刑法解释目标的关键。罪刑法定在其确立初期,首先是通过对成文法主义的倡导、溯及既往效力的排斥、类推解释的禁止、法定刑的明确化等最低限度的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实现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人权的价值旨趣的。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与立法认识能力的提高,针对传统罪刑法定主义的严格规则主义的局限,在有利于被告人、犯罪人的前提下,罪刑法定逐渐由绝对罪刑法定发展成为相对罪刑法定:在定罪的根据上,从绝对禁止类推和扩大解释演变为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在刑法的渊源上,从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演变为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的间接渊源,但必须以确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为前提;在刑法的溯及力上,从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演变为在有利于被告人、犯罪人时允许溯及既往;在刑罚的种类上,从绝对禁止不确定刑和不定期刑,演变为允许采用相对的不确定刑与不定期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刑法定主义浴火重生,进一步派生出了刑罚法规不明确即无效以及内容实体正当等新的要求,实现了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形式的罪刑法定向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实质的罪刑法定的超越。但当代罪刑法定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对最低限度的形式合理性的坚守,而是在坚守最低限度的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刑事责任的追究必须具有实质合理性,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同时,当代罪刑法定也没有改变其以保障公民人权、限制国家刑罚权为偏一的价值诉求的初衷。法益保护、秩序维持作为刑法这一法律文本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原始机能,不应该亦不可能成为罪刑法定的内容与追求。相反地,罪刑法定恰恰是通过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公民人权的保障机能的张扬,使刑法典对法益保护、秩序维持的机能的追求受到人权保障的机能的有效制约,使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双重机能在博弈互动的过程中达致平衡,从而实现社会正义。
  当代罪刑法定的上述功能诉求与价值旨趣,运用于刑法的解释与适用,就会衍生出法外入罪禁止与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两大基本机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触犯刑罚法规的明文规定、该当构成要件,即具有形式的违法性为前提。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即使实质上具有可罚性和违法性,也不得出于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而予以人罪处理。就此而言,罪刑法定具有法外入罪禁止机能。另一方面,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格言,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则必定有罪”的结论。如果行为虽然在形式上触犯刑法文本的明文规定,但是依据社会相当性、期待可能性的评价而认为其缺乏实质的违法性和可罚性的,则不得以“法有明文规定”为由对之入罪。只有当行为既在形式上触犯刑罚法规,又在实质上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满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双重诉求的,才能予以人罪处理。就此而言,当代罪刑法定又具有“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9]因此,法国学者斯特法尼在强调刑法解释必须坚持严格解释规则的时候明确指出:“如果说法官有义务严格解释‘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也就是说,有义务严格解释那些确定什么是犯罪与相应刑罚的规定,但是,并没有任何障碍阻止法官对那些‘有利于被告的规定’作出宽松与扩张的解释。”[10]
  根据当代罪刑法定对刑法适用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双重诉求,法官在适用解释刑法文本时,一方面应当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文本表达的立法当时的标准原意,使刑法适用解释的结果满足形式合理性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此而论,形式的解释论与主观的解释论应当是当代刑法解释论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在确保罪刑法定所保障的法律后果的可预测性、公民的法自由与法安全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在必要与个别情况下,基于实质合理性的考虑,而对刑法文本及其语词含义进行实质解释或客观解释。这种必要与个别的情况主要是指:(1)在根据立法当时的标准原意进行平义解释所得出的解释结论显然荒谬的情况下,可以超越平义解释及其界定的刑法文本语词的通常字面含义范围(往往也是立法者在立法当时的标准原意),而根据刑法文本及其语词现在应有的客观意思进行扩张其通常适用范围的解释,但是不能超越文本及其语词可能具有的最大含义范围。这种扩张解释的结论,可能产生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也可能产生不利于被告人的后果,甚至可能产生类似大谷实教授所称的“法律适用解释上的犯罪化的效果”。[11](2)在行为形式上触犯刑法的明文规定,而缺乏实质的可罚性和违法性的情况下,应当例外地超越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而根据实质合理性的要求,结合刑法目的论解释或者合宪性解释,挖掘刑法文本现在客观上应有的合理的意思,甚至允许进行必要的类推解释,对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缺乏实质的可罚性和违法性的行为,进行超法规的阻却违法性或阻却罪责的正当化解释。如果固守立法者立法当时的标准原意,机械地解释和适用刑法文本,就可能得出缺乏实质合理性,而与现阶段的公平正义、社会情状与时代精神明显悖反的解释结论与裁判结果。
  三、刑法解释的本体——主体、形式与载体
  法律解释论将法律解释按其解释主体分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按其解释形式分为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立法解释是立法者对法律文本涵义的阐释和说明,司法解释则是司法者特别是法官在适用法律处理个案过程中对相关法律文本涵义的分析与重构。立法解释一般采取抽象解释的形式,司法解释则一般采取具体解释的形式。抽象解释亦称规范解释,是脱离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而对法律文本涵义的一般解释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对法律文本涵义的权威性解释,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般解释结论。具体解释又称适用解释,则是在适用法律裁判具体案件过程中,结合个案事实对法律规则的含义所作的分析与重构。立法解释采取抽象解释、规范解释的形式,司法解释则是以刑事判例为载体的具体解释或适用解释。[12]
  但是,我国的司法解释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却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就法律适用发布的抽象性、规范性司法解释。一般认为,“两高”发布抽象性、规范性司法解释的主要法律依据在于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高”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则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亦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法律文本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时进行立法解释,而“两高”则可以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至于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限如何界定?司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决议则语焉不详。在《立法法》颁布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除通过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或者“补充规定”的形式进行刑事立法外,完全放弃了法定立法解释权的行使,致使实际行使刑法解释权的主体一直是“两高”。“两高”根据其对《决议》规定的误读,不是结合个案的刑法适用和司法裁判就刑法文本及其语词的的涵义进行具体解释和适用解释,而是以“解释”、“规定”、“批复”等形式,不断发布抽象性、规范性司法解释释文,这些司法解释释文虽然满足了我国当前法治环境下特别是法官职业化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使许多罪刑规范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也使一些模糊不清以及歧义严重的语词含义得到了澄清。但一些刑事司法解释亦在相当程度上突破、创新了罪刑规范,呈现出“二级立法”或者“准立法化”的趋势,司法实践中更普遍出现了越权性刑事司法解释在事实上优先于刑法文本而适用的反法治现象,造成了法官过于依赖司法解释,甚至没有司法解释就拒绝根据自己对刑法规定的理解裁判个案的刑法机制障碍。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我国法律解释权限进行了重大修改。《立法法》生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渐强化了法律解释职能,先后多次就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身份、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的特征、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以及渎职罪主体的认定等司法实践中存在广泛争议、需要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其含义的问题进行规范性、抽象性的立法解释,但“两高”并未因此就放弃对刑法的适用发布抽象性、规范性的司法解释释文,这就自然引发了应当如何重新划分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权限、如何遴选刑事司法解释的形式、如何确定刑事司法解释的载体等一系列的问题。《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这一规定是我们界定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限的基本法律依据。笔者以为,所谓“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是指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法律规定的语词含义模糊不清或者各方对法律规定的语词含义发生严重分歧时对法律规定及语词确切含义的澄清和确认。而所谓“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则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针对立法当时未曾预测与预见的新的情况,通过适当的解释,改变、延伸或者扩展现有法律规定的语词含义,使之能够予以适用。这种情况下的立法解释虽然被《立法法》纳入了法律解释的范畴,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而是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创制新的法律规范的一种特殊方式。亦即前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不具有造法的功能;后者是以法律解释之名行法律创制之实,具有造法功能。
  对《立法法》第42条规定的这两种立法解释的性质与功能的这种定位,具体适用于刑法解释,就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如果需要解释的刑法文本属于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的解释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解释,解释结论只是立法机关对已经生效的刑法规定的语词含义的权威性的澄清与确认,这样的解释结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以适用于作为解释对象的刑法文本生效后、解释结论发布前所实施的行为。但是,如果属于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345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证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