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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信托合同论
【副标题】 来自信托法适用角度的审视【英文标题】 On Trust Contract
【作者】 张淳【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信托、信贷法【中文关键词】 信托合同 信托 委托人 受托人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页码】 93
【摘要】 本文认为,只有导致他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才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些国家的信托法要求信托合同基本条款具备确定性、另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信托法却无此要求且这一区别涉及到对合同解释制度的适用;一些国家的信托法确认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另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信托法则确认这种合同为要物合同;一些国家的信托法有条件地确认信托合同具有强制执行力、另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信托法却并未作出如此确认且这一区别涉及到是否允许委托人在订立信托合同后反悔。信托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属于由信托法设定并为信托合同接纳的权利义务,受托人违反信托合同的赔偿责任属于向信托财产承担的责任。
【英文摘要】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Only those trust contracts creating benefit—to—other trust belong to the contract for the benefit of a third party.The trust laws of some countries demand the fundamental terms of the trust contract have certainty,while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don’t have such demand,and this difference has relation to application of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system.The trust Laws of some countries confirm most contract belong consensual contract by promise,while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confirm The contract belong real contract.The trust laws of some countries confirm enforcement of trust contract conditionally,while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don’t make such confirmation,and this difference has relation to whether permit trustor to go back on his promise after making the trust contract.Th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third party of trust contract are set by trust law and accepted by trust contract.The trustee’s compensation liability of breach of trust contract belongs to the liability to trust r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5    
  
  信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由委托人提供的财产,并将由此所得利益交付给受益人的合同。被规定于信托合同中且因这种合同的履行产生的以由委托人提供财产、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该项财产并由受益人享受由这一管理所得利益为内容的财产关系即为信托,故信托合同是由委托人出于设立信托之目的与受托人签订的合同。目前英美法系国家均有信托法,在大陆法系中制定有信托单行法的只有中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简称《中国信托法》)第8条第2款将信托合同规定为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一种合法方式,这也是其他各国、各地区信托法的共同规定;从事实角度看,存在于外国经济生活中的信托的绝大多数以及存在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信托的几乎全部,均系通过信托合同设立并以这种合同作为其运作的直接依据;信托合同对信托的重要性由此凸现。据此有外国学者在关于《中国信托法》(草案)的研讨会上特别指出“信托的本质是合同”,[1]并认为“最灵活的对信托进行定义的方式是将受托关系视为一个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订立的同时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合同”。[2]对信托合同的调整主要适用信托法,故对于这种合同完全有必要从这一法律适用角度出发来加以审视。正是从此点出发笔者特写作本文。
  一、信托合同与第三人利益合同
  信托合同是否具有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属性,对于此点在各国、各地区法学界中有不同看法:在英美法系法学界,信托法学者在实际上通常并不将信托合同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此点可由已为这些学者视为通说的“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不是信托”加以佐证;[3]但合同法学者一般却认为信托合同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此点可由有关学者在阐述第三人利益合同时以信托合同为例来说明加以佐证。[4]在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法学界,尽管有信托法学者明确指出“信托契约具有第三人利益契约的性质”。[5]但有合同法学者却仅在实际上认为信托合同只有当系以第三人即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情形下才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此点可由这些学者在阐述第三人利益合同时仅将以第三人为受益人的信托作为这种合同的例证来加以佐证。[6]
  中国法学界一般认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订约的一方当事人不是为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设定权利并使其获得利益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第三人既不是缔约人,也并不通过代理人参加订立合同。这种合同的特征是:第一,它只能够给第三人带来利益,原则上不能够使第三人承担义务;第二,自它成立时起,第三人即独立享有合同授予的受益权,且在合同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还享有独立的请求权;第三,第三人对它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7]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自益信托是指由委托人本人享受信托利益的信托,在这种信托情形下受益人与委托人为同一人;他益信托则是指由委托人以外的人享受信托利益的信托,在这种信托情形下受益人才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以外的其他人。[8]这两种信托均可以通过信托合同设立。自益信托从信托法角度看固然存在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这三方当事人只不过其中的受益人系由委托人兼任,但从合同法角度看,导致自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却绝对是属于只存在两方当事人而并不存在第三人的合同:其两方当事人分别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只不过委托人是出于使自己取得信托受益权并使自己获得信托利益之目的订立该合同。既然如此,这种信托合同显然不可能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他益信托从信托法角度看也存在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这三方当事人,然其中的委托人与受益人却分别为不同的人。但从合同法角度看,导致他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才是属于既存在两方当事人又存在第三人的合同:委托人与受托人系作为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存在,受益人则是作为该合同的第三人存在,且委托人是出于使该第三人取得信托受益权并使该第三人获得信托利益之目的订立该合同。信托原则上只能够使受益人获得利益而不能够为其设立负担,信托受益权作为使其获得信托利益的权利实际上是由委托人在设立信托的行为中授予受益人,这一权利在信托当事人中仅由受益人享有,[9]且它还属于因受信托法保护从而能够获得公力救济的权利。所有这些,在他益信托中均有突惑的体现。这便致使导致他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必然成为这样一种合同:第一,该合同原则上只能够给其第三人即他益信托之受益人带来利益,不能够使其承担义务;第二,该第三人从该合同成立时起即独享由委托人通过该合同授予的信托受益权、[10]且在该合同的义务人即他益信托之受托人不履行信托利益交付义务时其还享有相应的请求权;第三,该第三人对由该合同授予的信托受益权既可以接受又可以拒绝。可见导致他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具备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全部特征,故这种信托合同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当属确定无疑。既然如此,在上面列举的有关学者关于信托合同是否具有第三人利益合同之属性的各种看法中,显然只有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合同法学者的看法才属于正确。
  然而,导致他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却属于一种特殊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因在一般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与导致他益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且这一差异系由信托法适用于后面一种合同产生。第一,前面一种合同的第三人仅享有,由该合同授予的受益权;后面一种合同的第三人不仅享有由该合同授予的信托受益权,还享有来源于信托法但却为该合同接纳并授予的信托知情权、信托财产管理方法变更权,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行为效力的否认权、信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受托人解任权、新受托人选任权与信托解除权这一系列权利;[11]对这后面三项权利的享有,使该第三人在对作为该合同之一方当事人的其义务人的系中处于决定性地位:其中前面两项意味着该第三人可以将作为该合同一方当事人并且还是其义务人的受托人变更,最后一项则意味着该第三人可以将该合同解除,当然该第三人行使这三项权利必须遵循信托法规定的条件与程序。而这一种地位在前面一种合同的第三人对该合同义务人的关系中却并不存在。第二,前面一种合同可以经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后面一种合同则不能够经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因各国、各地区合同法一致规定合同可以经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且这一规定适用于前面一种合同但它们却并未规定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该合同必须以其第三人同意为条件。但对于后面一种合同,各国、各地区的信托法却均并未规定可以经受托人与委托人合意解除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同法也均并未专门针对这种合同作出如此规定——笔者注)。从合同法角度看,对后面一种合同的解除由信托法中的对他益信托的解除所导致和体现。故对这种合同,依据英美信托法可以经其义务人与第三人合意解除,依据中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则可以经其义务人、第三人与另一方当事人合意解除。[12]
  二、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确定性
  信托合同基本条款是指存在于信托合同中的记载信托要素的条款。为各国、各地区信托法一致确认的信托要素包括信托意图、信托财产、受益人与受托人。信托要素应当由信托合同记载,但信托合同毕竟系由受托人出面与委托人订立,从而其只能够作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存在,致使存在于该合同中的记载信托要素的条款便仅限于规定信托意图的条款、规定信托财产的条款与规定受益人的条款。正是这些条款成为信托合同的基本条款。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确定性是指信托合同基本条款在含义上明确、肯定、清楚而不存在歧义与前后矛盾,从而不致于使一般的人在理解上发生困难或误解。
  信托要素确定性规则为英美信托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该规则的内容是:委托人设立信托必须使其三个要素确定:措词即记载信托意图的言词确定(certainty of language),标的物即信托财产确定(certainty of subject matter),对象即受益人确定(certainty of objects);如果有其中一项要素不确定则该信托无效。[13]由于信托合同为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一种方式,故该规则适用于信托合同在英美信托法上属确定无疑;它对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要求以及对该条款不符合其要求的信托合同的效力的态度显然只能是:所有的信托合同基本条款即存在于信托合同中的规定信托意图的条款、规定信托财产的条款与规定受益人的条款均必须具备确定性;只要其中任何一项条款不具备确定性则有关的信托合同即属当然无效。在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中,均不存在信托要素确定性规则;且这些信托法均既未专门针对信托合同明确规定存在于其中的规定信托意图的条款、规定信托财产的条款与规定受益人的条款必须具备确定性,也未明确规定只要存在于其中的这三项条款中的任何一项不具备确定性则信托合同无效。
  《中国信托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信托要素具备确定性。该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第11条规定:信托只要具备“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与“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这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则属无效。存在于该法中的涉及信托要素确定性的规定仅此两条,这两条自然也能够适用于信托合同。依这些规定的实质性精神,第一,信托合同基本条款中仅规定信托财产的条款与规定受益人的条款必须具备确定性;第二,如果这两项基本条款中的某一项不具备确定性,则只有当经运用合同解释制度进行解释然而却仍然不能够使之具备确定性,有关的信托合同才应当被视为无效。[14]应当指出,上述规定的存在固然意味着《中国信托法》在对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要求以及对不符合其要求的信托合同的效力的态度上受到英美信托法的影响。但依这些规定的精神信托合同基本条款中规定信托意图的条款即便不具备确定性也并不能够导致有关的信托合同归于无效,其中规定信托财产的条款与规定受益人的条款即便不具备确定性也不能够导致有关的信托合同当然归于无效。这便是该法在上述要求与态度方面与英美信托法的区别之所在。
  信托合同基本条款具备确定性从实务角度看意义重大。只有当其存在这一确定性,对有关信托合同的定性与强制执行才能够实现,规定于该合同中的信托才能够因此而得以设立或运作,从而在法律上将该合同视为有效合同才显得合乎逻辑。由此点出发可以认为,上述英美信托法对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要求以及对该条款不符合其要求的信托合同的效力的态度,从其对该条款之确定性的重视角度看,确有值得称赞之处。但英美信托法通过适用信托要素确定性规则,将基本条款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合同确认为当然无效,实质在于排斥适用其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释制度来对这些条款进行解释;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未将基本条款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合同明确地规定为无效合同,这意味着这些信托法实际上允许适用其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释制度来对这些条款进行解释,在此点上它们与《中国信托法》相同。由于派生于合同解释制度的合同解释,意味着由法院通过运用由该制度提供的原则与方法来对合同中不具备确定性的条款进行解释并通过这一解释力求使这些条款变成为具备确定性;[15]这一解释如果针对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合同基本条款进行,则肯定能够使其中一部分变成为具备确定性,且这一改变的结果则是使对有关信托合同的定性与强制执行能够得以实现。可见,就对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态度而言,《中国信托法》以及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较英美信托法要显得更为积极。但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却均并未确定或确认对于这种条款如果经运用合同解释制度进行解释然而却仍然不能够使之具备确定性则有关的信托合同便应当视为无效,这不能不说为一立法缺陷。而《中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则克服了这一缺陷,从而值得肯定。
  三、信托合同的性质信托合同的性质涉及到对这种合同究竟是诺成合同还是要物合同的判定。
  英美信托法实际上是将信托合同视为诺成合同。诺成合同与要物合同的分类是一种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合同法中的合同分类,在英美合同法中并不存在这一分类。依英美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合同系因受要约人对要约的承诺而成立,在此点上并无任何例外。[16]这一规则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合同。在英美合同法看来,承诺是受要约人依照要约人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人表示接受其要约而成立合同之意思表示,它意味着受要约人与要约人这两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的订立实现了合意即意思表示一致;[17]即在该法看来承诺的生效意味着当事人对合同的签订。在中国有学者指出“诺成合同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便告成立的合同”,[18]这也是大陆法系合同法理论关于诺成合同定义之通说,依此通说凡诺成合同均系自当事人签订时起成立。可见从大陆法系合同法的观点看英美合同法的前述规则实际上是将任何类型的合同均定性为诺成合同。信托合同为合同的一种类型。英美信托法既未明确规定其合同法的前述规则对信托合同并不适用,也未明确规定信托合同自委托人将财产交付给受托人时起成立(要物合同系因标的物交付而成立,此点见下面一自然段——笔者注)。可见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不仅在英美合同法上决无争议,在英美信托法上也决无争议。
  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对信托合同究竟是诺成合同还是要物合同并未以任何方式明确地表明其态度。然对于此点在中国台湾地区法学界却不仅有学者在研究,而且他们还依据存在于中国台湾地区《信托法》或者关于该法的草案中的信托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信托合同为要物合同。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依信托定义,信托关系之成立以具有管理或处分行为为必要,而此管理或处分之标的必然以‘物’之存在为必要。易词以言,契约信托行为(即信托合同——笔者注),除须具有委托人与受托人间之意思表示以外,尚须具有财产权之移转或设定以及财产之管理或处分行为,始能成立,故契约信托行为乃要物行为。”[20]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信托合同为一种非要物合同性质的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于一体的一般合同。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按‘信托法’第1条的定义性规定,实可知信托契约系由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两者组合而成。亦即其除须有债权行为外,尚须有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且关键在于,信托法中并未有类似‘民法’第475条有关消费借贷的规定条文,明定信托须因财产权的移转或交付而生效力,因此在解释上,似难认为信托契约系要物契约。……由此观之,在信托法下的信托契约,其法律构造乃系由二者可区分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所组成。”[21]显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信托合同视为诺成合同。因为尽管在关于这种观点的理由中不存在关于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的论述,但由于从法律分类角度看与要物合同相对应的只能是诺成合同,故就信托合同而言,或者将其归人要物合同一类或者将其归入诺成合同一类,两者必居其一。因而既然这一理由已经确认信托合同不是要物合同,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是确认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就这两种观点而言,显然前面一种观点在台湾地区《信托法》上能够成立。因为该法第1条规定:“称信托者,谓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正是这一定义性规定,为这种观点的理由提供了依据,从而使之成为有说服力的理由。此外这一观点还具有如下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在中国有学者指出“要物合同系指除了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交付实物才能成立的合同。在这种合同中,仅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还不能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必须有一方的实际交付行为,才能产生法律效果”。[22]这也是为中国台湾地区法学界接受的大陆法系合同法理论关于要物合同及其阐释的通说,依此通说,凡要物合同均并不是自当事人签订时起成立,且在这种合同签订后,提供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并无将该项财产交付给对方当事人的义务。而台湾地区《信托法》一方面以其第1条确认信托由委托人通过将信托财产移转于受托人设立,另一方面该法却恰恰既未规定信托合同自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时起成立也未规定委托人在信托合同签订后即负有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可见依此通说的精神完全可以认为这部信托法实际上是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要物合同。由于要物合同也可以是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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