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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对“公民环境权论”的几点疑问
【英文标题】 Several Questions to Civil Environmental Right
【作者】 徐祥民【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公民 权利 环境权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
【页码】 109
【摘要】

公民环境权论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人类整体性的环境权中包含个体性环境权这个基础性判断是立不住的。人类环境权中的人类是集合概念,这种意义上的人类所享有的权利不必然落实在作为人类的分子的自然人身上。地球环境是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客观利益,而不是以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为前提的权利。在这种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面前,每个人都只是客观的享受者,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创立者和法律意义上的请求者。所谓环境权不是关于具体的环境利益享有者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概念,而是人类整体与人类个体关系的概念。在环境的整体利益和综合利益之下发生的人类个体的单独的、分配性的利益关系是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等,与之相联系的权利是财产权、人身权,而不是环境权。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侵权是对财产权、人身权等的侵犯,而不是对环境权的侵犯。公民环境权论者以权利制约权利的设想是一个编不圆的美丽花环。他们所论述的“环境参与权”的实质是参与权,不是环境权。

【英文摘要】

There is an.internal contradiction in the concept of civil environmental fight.The basic thesis of environmental right of human as a whole contains within it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right is false.Those who argue that power’carl be constrained by right is wrong.What they called“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ng right”is in essence a participating right,rather than environmental figh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9    
  在环境保护呼声日高的背景下,一方面,公民环境权曾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公民以环境权为依据提起的诉讼也一再遭到法官们的拒绝。[1]这种矛盾引起了人们对司法实践的批评,也促使人们对公民环境权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公民环境权论”中的几个矛盾
  我国的公民环境权的持论者(以下简称公民环境权论者)不仅做了大量的立论的工作,而且也对反对公民环境权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2]他们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然而,笔者不得不小心地指出他们的立论和驳论中存在的几个明显的矛盾。
  (一)公民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并驾齐驱
  不少学者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列了环境权清单。这是一项拓荒性的工作。按照环境权论者所开的权利清单,或者用台湾学者所使用的“环境权谱系”的称谓,[3]在环境权项下有三类环境权,公民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各为其中的一类。[4]这个分类的标准是主体,它的前提性的判断是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国家三种。这种分类在逻辑上成立吗?
  人们可以说国家和公民都享有所有权,都是所有权的主体,从而可以按照主体的不同把所有权分成公民所有权、法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但我们却不可以说国家与自然人都享有环境权。不管是把环境权定义为享有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权利,还是理解为论者所列举的诸如“通风权”等那类权利,国家都无法与自然人共享环境权。国家既不可能像人类那样在环境中“生存繁衍”,也无须享用“清洁空气”。这也就是说,环境权不能成为国家这种主权单位或政治实体享受的对象。如果从有些学者所说的那些属于国家的环境权出发,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公民不可能与国家一起享有环境权,因为,即使宪法赋予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权利,即使国家实行直接民主制,公民也不可能享有那些属于国家权力的国家环境管理权。
  (二)现代的环境问题匹配古代的“环境权”
  环境权论者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明确的认识,那就是,环境权问题是随着环境问题的爆发才产生的,环境权既是个新词,也是一种新事物。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5]如果我们从18世纪的下半期来计算权利的发达史的话,那么,在这段已经有300年的不短的历史中,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词汇,而且也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环境权概念、观点或事物。然而,在环境权论者立足于现代的环境权论中,却有不少权利品类是十足的古董。被他们当作环境权事件来讨论的许多事例,不是他们所说的“环境危机时代”所特有的,而是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的。比如,台湾学者叶俊荣先生列举的大西洋水泥公司造成的灰尘、噪音和振动给附近居民造成侵害案中的“相邻权”,[6]不只是属于环境时代。再如,“知情权”也出现在环境权论者所开列的环境权清单之中,但这项权利的历史绝不是从20世纪下半期才开始的。我们没有必要到古希腊那里去挖掘,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这项权利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尤其是实行代议民主制的国家普遍承认的权利。
  (三)“基本”权利无处不在
  在主张公民环境权的著作中,我们先是发现了“独立的”、“确定的”、“基本的”和“法律上的”以“项”为单位的“人权”或权利。通过这样的论证,在这些学者的著作中,环境权以“新型”权利的面貌跃然纸上。这样的论证结果让人油然而生强烈的欣慰感,以为人类终于找到了化解环境危机的方法。然而,这些学者自己并没有把那些曾被有的著作表述为“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看得如此神通广大。在他们的环境权清单,而且仅仅属于“公民”的环境权的清单中,具体的“基本的”权利被其他也带着环境标签的大量的权利淹没了,或者说这“基本的”权利突然获得了分身术,变成了几乎无所不在的权利。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不一而足;“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权”、“渔业资源捕捞权”、“狩猎权”、“采药权”、“伐木权”、“航运权”、“探矿权”、“采矿权”、“放牧权”、“基因权”、“法律中所暗含的排污权”,如此等等,让人目不暇接。它们既是“环境使用权”或“优美环境享受权”,又是“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或“参与环境管理权”或“管理督促权”,还是“环境请求权”或“请求保护权”、“受害索赔权”、“求偿权”。它们可以分成“生态性的权利”与“经济性权利”两类,也可以按“实体”与“程序”的不同做区分。它们既是基本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中有地位,也是宪法位阶的权利,又是民事权利,当然还要受刑法卧槽不见了、行政法等的保护。除此之外,这种权利也在程序性权利的阵营中赢得了地位。[7]这样的无所不在的环境权与“独立的”、“确定的”、“基本的”和“法律上的”以“项”为单位的“人权”是无法并存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二、此人类非彼人类公民环境权论的重要根据是《人类环境宣言》。因此,对《宣言》的理解是解决环境权所涉及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类环境宣言》作为“人类环境”的宣言,它所宣示的“权利”应当是“人类”的权利。那么,宣言中“人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多余的,但实际上,公民环境权论的正确与错误,以及我们对这种理论的反对是否成立,都与对人类一词的不同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公民环境权论者曾以“因难以具体化为公民权利而失之笼统”为由而否定了一些学者就环境权提出的“人类权”说。[8]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承认“环境权的整体性中又包含着个体性”,让“具有强烈的整体性”的环境权这种“人类权利”,“通过个人权利形式体现”[9]。个人权利能体现“人类权利”吗?论者认为是可以的。他们的逻辑是:人类是由人组成的,人类的权利可以分解为人的权利。按照这种逻辑,人人的权利之和就是人类的权利。然而,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一本逻辑学的著作告诉我们,“鲁迅的小说(A)最长不过三万字”和“鲁迅的小说(B)不是三天就能读完的”这两个判断中的“鲁迅的小说”是不相等的。前者是类概念,它的质的规定性也为每一部鲁迅的小说所具有;后者是集合概念,它的质的规定性在具体的鲁迅小说中是找不到的。人类这个概念与“鲁迅的小说”一样,既可以是类概念,也可以是集合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不等于“鲁迅的小说”。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判断换为下面的判断:人类(A)不等于人类(B)。只有在对人类(A)和人类(B)做了分辨之后才能对《人类环境宣言》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公民环境权论是建立在没有对“人类(A)”与“人类(B)”加以分辨的基础之上的。[10]
  《人类环境宣言》的第1条对于整篇《宣言》具有统帅作用。我们的分辨工作就从这里开始。该条日: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中,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加快,人类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的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有两个“人类”:一个是与需要环境提供“维持生存的东西”的并有“享受”“生存权利”要求的单数的“人”相联系的“人类”,这是类概念,也就是与“鲁迅的小说(A)”处于同一位置的“人类(A)”。另一个是由“环境”“创造”同时又“塑造”了“环境”,并且“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的人类,这是集合概念,即与“鲁迅的小说(B)”相当的“人类(B)”。这两个“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里说的是《宣言》所关心的环境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于可区分为具体的个人的人类(A),环境的价值是提供“维持生存的东西”,是生存所需要的条件,包括能源、阳光、水等。而对于集合概念的人类(B),环境是一切,是人类生存繁衍所需要的各种自然的和人类自为的条件的总和,是时间,也是空间,还是速度,是这一切形成的人类存在物的环境整体。《人类环境宣言》所关心的环境是属于“人类(A)”的还是“人类(B)”的?在指示“环境”的归属时,《宣言》使用的是单数代词“他”,而不是“他们”。这个单数的代词告诉我们,这里的“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组成的一类。那经过了“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加快”而“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的“人类”只能是集合概念的人类,而不是由张三、李四和王五组成的人类,因为这些个体既没有经历过“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也难以获得“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这份宣言所关心的环境是与这个整体的人类相适应的整体的环境。对于经过了“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的人类整体来说,不管是作为他的“创造者”的环境,还是作为他的“塑造”对象的环境,都只能是整体的,只能是《宣言》第6条所说的那种“地球环境”,而不是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那样的局部环境。
  环境是整体的地球环境,人类是集合概念的人类。在这个基本判断之下,《宣言》设定的环境权应当是作为集合的人类对于整体的环境的权利。[11]尽管《宣言》的措辞并不这样严格。环境权是人类的权利,是整体的人类对人类生存繁衍所依的整体环境的权利。所以,我们既不需要把它解释为从前代人那里继承来的,也没有理由拒绝承认后代人也享有这种权利,因为后代人的时代依然是人类的时代。环境不是哪一部分人或哪一代人的共同财产,[12]所以,当代人没有权利对它做破坏性的处置,但我们也不必说什么从后代那里“借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可支配的财产。
  三、以权利“控制”权利与以权力控制权利
  公民环境权论者为环境权设计的基本功能是“控制”其它权利或其他人权。他们的用意是以这种权利抵制“人类一切不利于环境的活动和行为”。从经验上来看,权利设定及相应的国家保护措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常常都可以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权利并不是用在任何目标上都可以见效的灵丹妙药。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生、发展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缓解等,都得益于权利的确定和运行,那么,在环境问题上,权利却不再灵验。在环境危机发生之后,环境治理之所以进展不大,不是因为各国没有在宪法和法律上普遍宣布环境权,而是因为环境与权利似乎存在某种矛盾。
  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出现环境问题的时代同时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权利得到最充分张扬的时代,或者更准确些说,在权利得到充分张扬之后人类遭遇了严重的环境危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所谓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由于人类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向自然界倾泻了太多的垃圾造成的。而这所有的“消耗”、“倾泻”都是权利行为,都是在合法的旗帜下实施的。如果说其中的一些现在已经不再合法,那是因为人们或他们的国家为了环境,或为了自己的其他利益撤消了某些权利,把过去的某些权利从传统的权利清单中抹掉了。今天,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已经比较了解,也比较清楚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不能说所有权、经营权等权利的行使必然造成环境问题,但却可以说权利活动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是自然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则一定会造成环境问题。[13]按照这个判断,要阻止环境问题的发生,就必须阻止人类的权利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而所谓解决环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们在怎样的限度内行使传统上形成的权利的问题。学者们也许已经注意到,环境保护法中很少有权利条款,即使在非常崇尚权利的国家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因为环境保护法要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就必须限制权利,而不是提倡、弘扬或赞助权利。如果说其它法律曾赋予自然人、法人等各种权利,给这些自然人、法人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么,环境保护法的任务就是把过去被认为是合法的一些做法宣布为非法,把过去曾作为权利予以肯定的一些行为宣布为不是权利,或虽还承认其为权利,但要求其行使必须附加某种条件,或不得超过某种限度。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保护法就是权利限制法。如果说我们的时代需要对环境保护给予高度重视,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也就需要对权利做更多的限制。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14]
  论者或许会说,正是因为与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有染的那些权利需要限制,所以他们才积极呼吁国家承认环境权利,以便用这种新权利制约那些权利。在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以权力制约权力,其效果不是也很好吗?用环境权制约那些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权利也应该产生不错的效果。按经验,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构思是成立的,但论者所坚持的公民环境权却缺乏这种制约功能。
  权利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归根结底来自于权利人的自身利益的驱动力。所谓权利,不过是国家或社会赋予人们的利益要求的一种社会形式,或者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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