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民法教义学与法学方法的系统观
【作者】 汤文平【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法教义学;法学方法论;社科法学;系统观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7
【页码】 108
【摘要】 民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是我国民法发展的关键性任务,应围绕这项任务深入探索有关基本理论问题,就法教义学及法学方法论营构系统观。法教义学整理法的素材并使之体系化,推动其演化与传承,并在法律系统内部贯彻沟通理念,借立法建议、批判和解释,判例通说整理、批判和建构,以及法律教育手段,使“现行法”系统成其为边界清晰但又生生不息的活法“河流”。选择它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能以实证化的智识权威融汇立法、司法与学术,并成功地避开法律学术被边缘化的宿命。社科法学可以成为法教义学的补充和参照,借系统搞合作用而相得益彰。但是唱衰法教义学的论调既是徒劳的,也是有害无益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7626    
  
  建构民法教义学体系,既是现行法有效运行的必需,也是确保民法典编纂质量、推动案例指导制度健康发展的必需,可谓当前我国民法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围绕法教义学研究工作仍有大量基本理论问题有待深入探索。例如法教义学是什么?教义学与非教义学的分际何在?为什么要研究法教义学?怎样研究法教义学?这些都是在倡导法教义学进路时不可回避的问题链条。[1]但是对法教义学这个概念作属加种差式的定义,就像法的概念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其深层原因或许就是哈特针对法的概念所说的,面对这类概念,任何属概念都同样错综复杂,而无法增进对它的理解。[2]至于从语词角度对问题链条的其他部分作平面、局部的回答,其说服力和可操作性也不理想。此时如果还想在力行之前先获得一些有益的认识,可行的途径就是到法教义学生存的系统中去观察它,甚至将观察者自身一起纳入系统中,以一种整体的、演化的、沟通的观点看待法教义学及其战略任务。
  一、法教义学的系统观
  根据卢曼(Luhmann)和托依布纳(Teubner)著名的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3]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它只包含沟通,且包含了所有沟通,[4]其中又可以划分出一系列子系统,如法律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伦理系统等。系统与环境之间自有界限,法律系统即以“合法/不合法”这组符码为其区分于环境的根据,由此而成为“规范上封闭而认知上开放的自创生系统”。[5]例如,针对民法案件的裁判,应建构请求权规范链条,并在任一环节判断请求合法与否,体现了“规范上的封闭”;而案件事实和相关利益冲突的实质考量,则由“环境”不停地输入,法律政策、法经济学、法伦理学观点等其他子系统的因子也随之而来,体现了“认知上的开放”。其中,首要的关键之点是封闭与开放的辩证,即前者是法律系统成其为系统的根本,环境输人的开放性因素不能直接涌人,而必须通过“合法/不合法”这组符码的辨识。这一点对于本文系统观的描述具有基础性价值。
  在法律系统内部,法教义学是横通和纵通的枢机。横通是指立法、法学和司法的贯通,纵通则是在历时态的法律系统演进中实现贯通。在横通方面,法教义学首先靠体系醇化发挥作用,这在对立法的影响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立法要积极地反映政治系统等其他平行系统的要求,在很多时候就是法律政策的“直译”。法教义学一方面为立法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之尽可能回应“合法/不合法”符码的作用要求,这在民事立法上,即可体现为请求权基础规范及链条思维在法条中的贯彻;而在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又为立法在技术上的放松乃至疏误提供了缓冲空间。易言之,立法根据形势需要难免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对策,因而可能与其他平行系统相叠合而危及独立系统的规定性,导致在体系脉络上存在缺陷,但是法教义学可以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弥补这些缺陷。事实上,司法实务中所借重的大多数请求权规范链条都是在法教义学的努力之下呈现出来的,由此可知其玄奥。
  法教义学在横通方面的另一种作用方式是规范的具体化。前述系统理论指出,法与司法互为有效性的根据,即法之所以有效,是因其为司法所遵循,而司法之所以有效,则是因为它遵循了法。可是作为普遍规则的法与具体个案之适法,二者常常相距遥远,所以规范的具体化成为不同法系的共同问题。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坚称适用法律之人才是创制法律之人,就是因无力解决这个具体化疑问而陷入了法律虚无主义,[6]虽以法社会学方法救驾,仍不免韦伯屡屡警告的卡迪(Khadi)司法之忧。[7]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为此具体化问题寻得的解决途径则是法教义学,以它充当了法理念、原则、规则到具体个案规范的桥梁。其背后的原理是沟通原理,“沟通”二字指示了此处系统观的重要一维。
  与以往相比,当代法学方法论的文明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对法的认识不再停留于社会控制手段,而是引致主体间的沟通模式。受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启发,沟通原理经法律论证理论的导引,深刻地影响了法律人的思维。法律人的工作方式即为论证,论证首先自是诉诸理性,但是最终仍免不了一个理性论证无法透入的“黑箱”,自“黑箱”中推出了结论。[8]法学方法论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缩小这个“黑箱”覆盖的范围,亦即决断的范围。然而即便是最先进的法学方法论,也未必能达到“尽可能缩小黑箱”的目的。譬如司法裁判,程序期间逼人,立法举措、政治形势逼人,都可能导致沟通过程戛然而止,最终诉诸司法和立法的权力并率尔决断。借鉴波斯纳的观点,上述权力的行使可以归结为政治权威,而此前理性商谈过程中达成的权威共识,则是智识权威。[9]只有在法教义学从容不迫和开放的运行中,以沟通原理为根据的智识权威才能做到“尽可能缩小黑箱”。
  以上智识权威与政治权威的互动,可以直接呈现为法学通说与判例通说的互竞互济机制。顾名思义,判例通说是司法裁判就法律决定达成的权威共识,法学通说则是学术界就法律决定达成的权威共识。[10]其中法学通说固然是法教义学的产出,而判例通说实际上也离不开法教义学对一段时期内司法裁判情况的观察和总结。两重通说经常一致,从而体现出学说与判例的良好互动,但是不一致的地方也并不鲜见,此时则需要学说不停歇地批判及总结判例新动向,直至取得新的共识。在此过程中,智识权威与政治权威频频交锋,沟通原理大行其道。[11]应指出的是,参与沟通的远不止法官和学者这些法律人共同体中的“内部人”,特别重要的还包括真实案例中的当事人这些利益相关者。法教义学的建构工作是要解决真实的法律沟通难题,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利益冲突,以及裁判程序中呈现的沟通过程与法教义学相汇合,有望催生论题学津津乐道的“所有人的共识、智者的共识、利益相关者的共识”,[12]在方法论上具有特殊意义。
  这里的智识权威既可以指具体问题的通说,也可以指某个时代一定领域的通说代言人。通说以及通说背后的“权威”,是法教义学的生命线。研究法律乃至研究现行法的“法学”都未必就是法教义学,而只有研究现行法并纳入法律系统共同演进的法学才是法教义学。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纯按法律解释学方法检释现行法,但是没有进入法律人共同体沟通程序的法律解释性文字,也不副法教义学之名。沟通的目标是共识,即通说,一切法教义学工作都应服务于通说及其背后权威的生成。这在成熟法域,可以从大规模的评注书、体系书、专著、论文中看得一清二楚,那些在注脚里如积薪般不断前仆后继、后来居上的被引文献,就像象棋里的“步”,可以无限递归地向后追溯,向前则指示着系统的演进方向。[13]这些文献未必代表通说,甚至往往受到通说的批判,但是在法律系统之“有效/无效”的识别背后,以它们为载体的试错或证立,都是通说权威赖以生成的根据。这个原理与下文阐发的法教义学之“实证性”也是相通的。
  以上所述的“无限递归”已经涉入纵通。作为自创生系统的法律系统也是递归的,这就意味着在法哲学层面,可以说法律系统的每一次运行,都自我生成了新的自我,即每一项立法、每一个判例乃至每一个合同的产生,都会有系统意义。自其静态而观之,固然可以说只是法律系统的一个局部调整或应用,而自其动态而观之,所得到的已经是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结论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提醒人们关注每一次法律运行的系统效应,以及关注法律系统渐次演进的脉络。而这个演进过程需依靠法教义学的媒介始能贯通。例如,仅仅将浩如烟海的立法材料和司法裁判文书汇集在一起,并不足以生发出推动系统演化的力量,只有将其置入法教义学的熔炉中,经由法学建构,爬梳剔抉而提炼整合,方能促进法律发展。另外,在纵通方面还要留意,同是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托依布纳说相对于卢曼说有一个重大差异,即认为法律系统“规范的封闭性”本身有一个演化过程,或者说允许自创生系统有程度差异,而不像后者所主张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14]许多法学理论只有限定于某些或某个法域的语境内才能行得通,卢曼的上述理论其实也是西方成熟语境中的产物,甚至有人认为其仅适用于德国法的语境。[15]其实,即便是在西方成熟法域甚至德国法上,法教义学或许在不同法律部门也会有“程度”的差异,此点在下文阐发有关教义学与非教义学的分辨时还将述及。与之相较,我国法律系统在法律基本体系化之后的一大段时期内仍将处于走向系统成熟的过程中,此际发展法教义学,当然要有纵通演化的阶段性这根弦。
  二、法教义学视域中的法学方法系统观
  上文在概览法教义学的系统观时已屡屡提及“方法论意义”,法学方法本身就是法教义学的多层意涵之一。[16]故而,描述法学方法论系统观不仅有利于掌握法学方法,也有利于加深对法教义学的认识。在近代法勃兴时,法教义学与法学方法是合而为一的,萨维尼、耶林以至于黑克(Heck)诸人虽有关于法学方法的专论,但都还只是法教义学的附庸。自二战结朿以后,经拉伦茨等人的理论建构,法学方法论遂成为独立学科,法教义学中的法学方法部分也被剥离出来。不过在德国法上,法律人习称的法学方法论仍是法教义学的方法论。[17]此处即先从法教义学方法人手,考察法学方法论的系统观。
  从学说史来看,有人主张将法教义学改名为“法体系学”才算贴切,另有人则将体系建构迳认作法学方法。[18]此两种观点正确与否暂且勿论,以体系建构作为法教义学和法学方法的基本纽带,应无大碍。在耶林所定分析、集中、建构三阶层方法中,建构(Konstruktion)为最高级方法,而萨维尼的《论占有》之所以被认为是对概念法学影响最大的著作,其原因就在于该书很高明地区分了占有和所有,并对其作出完整建构,使概念法学有所矜式。[19]在耶林转向目的法学以后,曾经将建构作为概念法学的标志物而大加挞伐。[20]然而,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不朽的奇观,就是某些被大批特批的概念却像关汉卿元曲里所述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实证法学是如此,建构也是如此——它们的对手或许已走马灯似地变换过好几轮,它们自己却永恒地以死硬的姿态站在对立面。就建构而言,人们不但可以在耶林的利益法学继承人黑克的著作中看见其满纸身影,而且即便是到了“否定之再否定”的评价法学,仍然可以很轻松地看到拉伦茨诸人对它的偏爱。[21]
  但细致观察却可发现,建构其实已今非昔比。受耶林控诉的建构主要是在罗马法文本中草创近代法概念体系的手段;经黑克全面反思“颠倒法论”之后,则已化腐朽为神奇,此时的建构承担了将内部体系的决断“编录”进外部概念体系的任务。[22]而在评价法学,拉伦茨等人所称的法学建构(又译作“法学的构想”)则从具体问题着眼,从子体系入手,要把某个合同类型或具体制度建构进既有体系——就像器官移植,从局部入手穿针引线,但是联通的神经、血脉却贯通着整体。[23]评价法学的建构所追求者,是尽可能限于“子体系”,以最小的体系成本融贯内外双重体系,不断实现法律系统的递归式演进。
  以上对建构的叙述也透露出了体系论的变迁。在概念法学时期,体系主要是法概念层面的,也就是目前所称的外部体系。自黑克以后,法律背后的内在脉络又被作为内在体系得以显现,从而与外部体系共存。所以当有人说法教义学的工作包括体系因素和目的因素(或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时,前者实指外部体系,后者即落脚于内部体系。比较起来,外部体系从法律条文到教科书品目均有迹可循,内部体系则无形而善变,难以捉摸。黑克在阐发利益法学时,区分了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但当时的内部体系仅是利益冲突的描述,缺乏价值判断标准,远没有“体系化”。拉伦茨第六版《法学方法论》仍称,对内部体系的探索还处于探索阶段。该种情况至今并无大的改观,因而以下问题值得探究:内部体系究竟由何构成,如何构成,以及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如何协作交融。
  总结目前相关学说可知,内部体系大约由法理念、法原则构成。其中法理念是指法的安定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等基本理念,法原则却更为繁多而具体。但是几乎任何规范背后的目的考量,以及所谓功能性概念,也无疑都是内部体系的成分。至于依存于外部体系的“类型”,由于其先天的目的性基因,不可避免地也要透入到内部体系中去。可见,庞杂的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相互渗透,其划分是理论建构的结果,在实践中常需兼施。而之所以又要分出内外,不以“体系”二字囫囵吞枣,其实益与法律解释的效率是相通的。法律解释方法自萨维尼以来即名目繁多而座次不定,但是,比德林斯基(Bydlinski)的如下观点在实践中却有广泛的支持:以简单直观的方法居前,能解决问题则无需诉诸复杂方法。[24]相应地,在外部体系上足可取得共识的,内部体系将隐而不彰,至多只起到支持事后审查的作用。而一旦前者宣布失灵,后者即挺身而出扮演主角。
  上述体系建构的阐述已涉及法教义学在方法论上的两个面向,其一是体系脉络的建构,其二是针对个案的找法。前一面向的努力可使法律体系秩序更为井然,增强用语系统的说明利益(Dastellungsinter- esse),甚至使之更具有实用性。后一面向的努力则是为法官建言,就个案提供发现法的路径。后者自黑克利益法学之后成为法学、法律的核心任务,但是在法教义学的建构工作中,拉伦茨特意提醒,其直接目的毋宁还是脉络的整体呈现。
  这两个面向的工作固然可以用以下观点统合起来,即体系脉络的呈现有利于个案找法。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判例资源的积累,以上观点似又与现实司法过程有所背离。因为体系建构愈益精巧,本来已使工作任务繁重的法官难以尽知;而近似判例的唾手可得,会进一步助长法官对体系的蔑视。例如,美国法上惯用的万律(Westlaw)案例库据称拥有关键词(Keywords)十万个以上,其搜索功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其体系的松散程度却也一望可知。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在大陆法系,尽管具体个案的法官可能不再时时检索整个体系,但是体系仍为事后论证审查提供了支持。现代化的法典评注和体系书中必然有大批从判例中萃取的要旨,一一缘附于法条及体系叙述之后,并在注脚处给出具体的判例来源。许多与相关案型相似的案件,就在与这些要旨比对之后获得了解决。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法律发现的效率,并且在方法论上也颇有新意。因为在此类比的背后,有法教义学体系及司法经验的双重保障,故与一般的案例类比存在质的不同。
  与法律论题学的对照可进一步加深对体系效用的理解。菲韦格(Viehweg)的法律论题学堪称是对近代罗马法复兴以来的体系化进程的一次逆袭。因其不仅在古代决疑术、论题学中渊源有自,而且在法律人讨论的实践中有根深蒂固的感性基础,一经提出,便如星火燎原,菲韦格也以薄书一本而享誉学林。如今,论题学已经成为法学方法论上可以反对但绝不可绕过的话题。甚至可以概括地说,当前法学方法论的路线斗争也就是论题学与体系论两极的缠斗。[25]
  论题学的死穴是难以解释为何提出此等论题而非彼等论题,也难以解释若干论题之间以何者为优。[26]而如果不分彼此周览一切论题,则沟通同样会因永无终期而难以为继,甚至在足可确定依何等论题展开评价时,仍有权衡失准的难题。这都是司法恣意的弊窦所在。体系正好可以借一贯的、统一的力量整合相关论题,使之秩序化,从而为大量论题之间的选择提供尽可能理性的支持。在权衡之际,体系更能在诸多成体系的因素之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折中权衡,得其最佳之点。这尤其体现于类型序列的应用上。例如,卡纳里斯就企业形态问题从一般的财产共有经合伙等直到公开公司,为具体企业的归列提供了便利。[27]而就先合同协议的法律定性,如果仅有无有效合同与有有效合同对极两分,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相反,若是从完全无约束力、缔约过失责任、预约直至有效本约建构起模组,那么对于具体先合同协议和预约这些术语的认识,都可能因此而不同,而权衡的精确性也将在此间获得大幅提升。[28]现代心理学提出了锚定效应的概念,体系所能提供的正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锚定支点。当然,它也不能确保在作出法律决断时纤毫无误,但是相对于灵机一动的论题学,它的确要笃定得多。
  除了从序列之中选取一个合适的点之外,体系关联的构造还将有力地丰富规范库,促使法教义学规范的力量不断突破“极点”。[29]例如,有学者试图在利他合同、债务免除、遗赠等制度之间建立起关联,若能成功,有望使规范力量渗透到所谓合意模式、纯粹的单方行为模式、修正的单方行为模式之分歧等盲区之中。[30]假如放宽视野,则共同担保人之间的求偿权也可涉入这个问题,并且因缔约双方及受利益方均无意思而遭遇更高的“极点”。是否承认该求偿权是当前担保法及物权法解释的一大难题。暂时抛开人言人殊的法条文义,从法政策来看,否认求偿权的做法虽似易简,省却了担保人之间清算的繁琐,但很容易被担保人以债权收购(而非清偿消灭债权)的方式倾乳其余担保人,从而触发道德风险,难谓善法。[31]而在另一方面,承认该求偿权,却又很难解释为什么某一担保人甚至都不知道其他担保人的存在,都可以从后者缔约而受利益。[32]这后一疑问若与前引利他法律行为涉他效力的一般性体系构造相联系,或将促使法教义学规范的力量直面并突破“极点”。[33]
  以上只是局限于法教义学方法,其他带有实证色彩的方法也可以与法教义学找到契合点。[34]而且只要它们寄望作用于现行法实践,就不能不寻找契合点,因为通过这些方法查明在法史、比较法、社会学上规范运行的“事实”如何,并不能当然地转化为“规范”,其间仍有正当性论证的问题。[35]在法律解释中,法史和比较法上的素材可以借助历史解释方法,经由对现行法某个规范形成脉络的梳理,融入法教义学体系之中。至于法社会学上的结论,可以通过法的目的解释,法政策学的结论可以通过法的合宪性解释,[36]分别找到进入法教义学体系的端口。
  观照法教义学体系,还可以使同一项实证研究工作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来。例如,对法在社会中运作状况的研究,居然可以形成以卢曼、托依布纳为代表的理论的法社会学,以埃利希(Ehrlich)为代表的普通的法社会学,以及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学法学。从法教义学体系来看,理论的法社会学相当于以社会系统为环境对法律系统的哲理把握;普通的法社会学则是对法律系统运行事实的调查和整理;社会学法学则可能取消法教义学,以社会学方法工具所得,销蚀现行法的地位。[37]这些都是法教义学在兼采其他方法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地方。
  对比较法例的考察,同样可以对法教义学有不同意义,而分别归入继受、移植或比较后吸收的准备工作。继受表现为体系的整体接纳,例如,我国历代王朝对前朝典章制度的继承,罗马帝国或拿破仑以军事开路向被征服者送去成套制度乃至法典,日本自鸠山法学至我妻法学对德国法学的继受,我国民国时期法学对德国和日本法学的继受。移植与继受相较,则是对目标制度比较具体、个别地拿来,而且仅限于主动拿来,并非被动接受;其共同点则是,均以接受母法的权威确立其正当性。比较后吸收却是在多个移植对象之间进行比较,进而上升到较为一般的层面作出法律决定,再将其融入本国法制之中。[38]其正当性基础更为理性,但是对法教义学的“消化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系统发展演化的历程来看,我国现阶段应尽可能避免借母法权威移植制度的“懒汉做法”,尤其不应侈谈继受,而应更加强调比较后吸收,乃至扎根本土资源,倡导自主创新。至于在比较对象的取材方面,也要关注法教义学的沟通特征,即相关法域的素材积累应足以为沟通提供坚实的基础。例如,在民法领域,德国法、日本法之所以作为取法母本遥遥领先,而更为“老牌”的法国法却远为逊色,原因不在于其各自境界之高下,而在于我国法学在前两个法域已基本完成了教科书、体系书译介层面的原始积累,语言准备也更为充分,相应的沟通更能够检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法教义学的“偏食”也是有理由的。但在欧洲法上,法国法与德国法长期相互竞争及互补,各擅其长。由此,则不能不承认我国法教义学之抱残守缺,其补课工作任重而道远。
  三、教义学与非教义学的分辨和调谐
  在概览法教义学的系统观和法教义学视域中的法学方法系统观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辨清教义学与非教义学,以便明其取舍,加以调谐。为此,需要继续追问法教义学的实质特点。
  法教义学的第一大特点是尊崇实证法进而生发出自身的“实证性”。此处的实证法绝非仅指制定法,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说法,只有“超制定法”,没有“超实证法”,实证是一切法的共同特点。[39]在经历了对法实证主义的反思之后,当代法上的法源论呈现出新的扩张趋势。甚至在一贯强调法律与道德之区分的法实证主义内部,也出现了极具影响力的“包容性实证主义”,而其包容的正是道德的内容。按照前引拉德布鲁赫的观点,习惯也可以因其符合习惯法的规格要求而具有实证性。这显然与传统的法实证主义所称的“实证”大相径庭。但是这个柔化的实证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申言之,若是将习惯、伦理等因素纳入法教义学所尊崇的规则之列,则须“实证”,转化为“法(Recht)”(而非“法律(Ge-setz)”)。这与上文强调的法律系统之“合法/不合法”符码是相通的,在本文的叙述中具有普遍意义。
  以比较法研究为例,如前所述,纯粹的事实描述性的比较法例调查显然不是法教义学;在比较法例调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比甄别,寻得较优规则也不是法教义学;更进一步,即便是在本法域为应对真实案件的裁判任务,直接向比较法例寻找规则和灵感,也还不是法教义学。王泽鉴先生说,比较法例及外国的判例可以作为“法理”引用,这实际上是走上了法教义学的正轨。其原因在于,此处所谓“法理”不是泛泛而谈的法律理论,而是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中直接拈出的术语。将比较法例与“法定”的法理相联系,意味着法律发现自制定法迄于法理的整体脉络,已经构成了理解目标比较法例的“实证法”背景。而这套背景本身以及该背景对目标比较法例的融合、烘托,已经预示了一系列的法教义学处理过程。这与直接套用比较法例解决案件,自有天壤之别。其他对道德规则等的引入莫不如此。
  对实证法的尊崇并不意味着对法条文义的盲从。所以卢曼如下说法才能深入人心:法教义学的训练使法律人在运用法律时更加灵活,而不是更加死守字义。[40]这足可显示以上尊崇实为诠释学意义上的尊崇,在诠释与文本之间有广阔的空间供诠释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尊崇和发挥之间的辩证,与法教义学前述权威属性相呼应,可谓是法教义学魅力的终极渊源。借助于它,法教义学可以完美地沟通智识权威和政治权威,沟通理性商谈和“黑箱”里的决断,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以最接近个案的规范来源的身份攫取事实的法源地位,从而彰显出自身的“实证性”。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法学派宣称古代罗马法文本的法效力,但所研究的却是“当代罗马法”,并干脆自命为民族法律精神的“代言人”;而在当代法上,最权威的评注仍像当年阿佐的注释书,成为律师出庭的必备。
  法教义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对体系与建构的重视。有关体系建构的一般阐发已见上文,此处不再赘述。以此两大特点为标尺,我们即可以探问所面对的是不是教义学。若再结合前文所引托依布纳的演化阶段性学说,我们还可以甄别出教义学的“程度”差异。
  首先,不同法域的教义学程度会相差悬殊。例如,德国学者埃塞尔(Esser)在谈论德国民法教义学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0762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