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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证券法苑》
2014年证券市场法治述评
【作者】 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资本市场研究所【作者单位】 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资本市场研究所
【分类】 证券法【中文关键词】 证券市场;法治;述评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第14卷)
【页码】 458
【摘要】

2014年证券市场立法、执法、司法和法治研究扎实推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和法治水平不断提升。“新国九条”颁布,顶层设计逐步释放改革红利,简政放权,全面推进资本市场监管转型。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水平。商事审判理念凸显,切实保障资本市场公平底线。围绕证券法修改等主题,深入开展法治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7657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目标与法治的价值理念具有天然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必然是一个高度依赖法治的市场。2014年,“依法治市”、“简政放权”、“监管转型”、“创新监管”等成为资本市场法治主题。
  一、规则先行,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和“监管转型”
  2014年以来,资本市场更加注重以规则促改革,谋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和“监管转型”。
  (一)新“国九条”颁布,资本市场顶层设计释放改革红利
  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共计九条三十三项(简称“新国九条”),这是2004年《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十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又一重大决定,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国九条”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从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推进期货市场建设、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等多个视角,对新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发展和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规划和总体部署。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证监会监管转型加速
  长期以来,证券监管机构饱受重审批、轻监管的批评。“监管转型”是2014年资本市场的主题词,证券监管机构应该回到“监管田”,而不能只管“审批地”,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监管转型的基本前提。2002年以来,证监会清理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有138项。2014年度,证券监管机构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和有关要求,取消了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审批、境外期货业务持证企业年度外汇风险敞口核准以及证券公司专项投资审批3项行政审批项目。各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和会管单位的审批备案等事项都按业务条线进行了甄别清理。2月12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第十二批)》,对自成立以来至2013年年底期间公布的证券期货规章进行再次清理,再废止22件证券期货规章,并首次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其中涉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审批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章程和业务规则的审批、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募集股份及上市核准等审批事项。
  (三)《证券法》个别条款修改,要约收购程序发生变更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取消了发出收购要约前及变更收购要约时证监会的审批程序,将“报送制”改为“公告制”。具体而言,第一,取消了收购方须在发出收购要约前向证监会报送并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收购方直接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全文即可。第二,取消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进行审核批准的权力。第三,取消了证监会对变更收购要约进行审核批准的规定,收购方及时公告并载明具体变更事项即可。第四,相应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的责任条款,取消了未按规定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及擅自变更收购要约的法律责任。本次修改简化了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程序,但重在强化信息披露、减少和简化收购行政许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利于降低收购成本,提高收购成功率,将使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
  (四)创业板首发上市及再融资规范出台,创业板活力增加
  创业板在推出四年半后于2014年迎来重大改革。证监会在2014年5月发布了修订后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新的创业板首发办法降低了创业板首发财务准入指标,申报企业也不再限于九大行业,有助于扶持更多创新成长型企业上市,从而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下铸就创业板动力。创业板再融资办法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提供了公开增发、配股、定向增发、可转债等多个融资品种,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引入了“小额快速”定向增发创新机制,允许“不保荐不承销”,有助于提高再融资效率。6月,证监会颁布了创业板首发信息披露的四大要点和再融资信息披露的三大准则,更加强调从监管导向转为投资者需求导向的信息披露理念,提出差异化的披露要求,要求简明易懂、语言浅白,增强投资者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五)证监会、中证协发布新股销售新规,强化事中监管
  为进一步加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事中监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现场抽查”,明确证监会将对发行人的询价、路演过程进行抽查,以及会同证券业协会对网下报价投资者的报价过程进行抽查二是“风险提示”,首发企业如拟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过高,要在一段时间内做特别风险提示。三是“严处违法”,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证监会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三大措施剑指高价发行,无疑会给违法违规高价发行以震慑,在一定程度上将遏制一级市场高市盈率的问题。此外,证监会还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机构内部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首发企业审核的问核责任下放给保荐机构,首发企业审核不再设问核环节,而由保荐机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问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关于问核的具体制度,明确问核内容、程序、人员和责任。在首次公开发行的承销及配售方面,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经修订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明确了承销商在进行询价、定价、配售等承销业务,以及IPO路演推介过程中的合规管理要求,并建立对承销商和网下投资者的跟踪分析和评价体系制度,通过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承销商承销行为和网下投资者报价行为的监督检查。此外,配售细则还对配售行为及网下投资者申购行为予以规范,要求主承销商建立完善的制度,加强配售过程管理。
  (六)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办法修订,“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理念凸显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更好地使资本市场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实施多年来的市场实践,证监会在2014年对上述两个办法进行了修改。
  《重组办法》取消除借壳上市以外的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明确对借壳上市执行与IPO审核等同的要求,创业板上市公司不允许借壳上市,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实行分道制,不再强制上市公司提供盈利预测报告,取消向非关联第三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门槛限制和相关的盈利补偿要求;同时,进一步完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收购办法》的主要修改包括,在放松管制上:一是免除投资者、收购人大量的信息报送、报告义务,极大地减轻了其负担。二是丰富履约能力保证方式。新增银行保函、财务顾问书面承诺两种履约能力保证形式,为收购人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选择提供便利。三是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并结合证券业务创新发展的实际,增加了因履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协议、所持优先股表决权依法恢复导致其所持有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30%的情形下,投资者无须提出豁免申请,可直接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手续的规定。在加强监管上:一是免除收购人众多信息报送义务的同时,保留和加强了收购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二是新增收购人不履行相关义务和程序下的监管措施,限制了收购人在违规情形下行使股份表决权。
  (七)非上市公众公司并购重组规则出台,强调市场化约束机制下的股东自治
  非上市公众公司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并购重组的方式和特点与上市公司不同,证监会针对其特点制定了有别于上市公司的制度规则《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根据上述两个办法,除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的实施核准管理外,其他的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均不设事前行政许可;不要求非上市公众公司实施强制全面要约收购制度,而是由公司章程自主约定是否实行强制全面要约收购制度;对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也豁免向证监会提出核准申请,而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实施自律管理。同时,丰富了重大资产重组支付手段,除发行股份外,还可使用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支付方式,并且不限制股票、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支付手段的定价方式,允许交易各方自主协商定价,并强化相关披露。总体看来,制度设计体现了简便、透明、高效,降低成本的改革思路,将有助于促进并购重组市场的制度创新,退市公司重组路径也同时得到了明确。
  (八)规范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行为,促进员工持股计划良性发展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鼓励其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上市公司先后推出了主要针对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激励计划,但对普通员工的激励还主要体现为薪酬激励,缺乏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共享的激励与分配机制。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治理的完善,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逐步细化和深入,因此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具有一定的内在需求。6月20日,证券监管机构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员工意愿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合法方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股份权益按约定分配给员工。《指导意见》还就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程序、管理模式、信息披露及内幕交易防控等问题做出规定。与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相比,此次《指导意见》放宽了资金来源、持股期限的限制,增加了股票来源,也不再限于第三方管理。《指导意见》的颁布,有利于上市公司立足于长远,致力于为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创造长期价值,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者购买本公司股票,并坚持价值投资取向,这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九)健全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保护退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
  当前,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还存在相关标准不够明确、具体情形规定不够全面、退市后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造成了退市制度的执行和实施效果有一定障碍。为此,证监会于2014年10月正式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退市意见》)。重点从五方面完善了已有的退市制度:一是健全了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逐项列举了因收购、回购、吸收合并以及其他市场活动引发的7种主动退市情形,并在实施程序、后续安排等方面作出了有别于强制退市的专门安排和针对性配套政策措施。二是明确实施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因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两类违法行为,被证监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证券交易所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并在一年内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三是严格执行市场交易类、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在统一创业板与主板、中小板退市标准的同时,允许证券交易所在其上市规则中对部分指标予以细化或者动态调整,并且针对不同板块的特点作出差异化安排。四是完善与退市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包括证券交易所对强制退市公司股票设置“退市整理期”,并建立相应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统一安排强制退市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设立的专门层次挂牌交易;退市公司满足条件的,可申请重新上市;对重大违法退市公司责任股东转让股份予以限制,以防止其通过提前转让股份规避法律责任。五是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重点强调了退市中的信息披露、主动退市异议股东保护问题,并进一步明确了重大违法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退市意见》标志着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正式启动,《退市意见》以“市场化、法制化、常态化”的基本原则,针对退市工作中较为突出、市场较为关注的现实问题,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有利于上市公司明确自我定位并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提高公司的整体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实现优胜劣汰,促进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十)“沪港通”稳步推出,跨境交易制度重大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以此为指导,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决定开展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2014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试点办法》发布。沪港通既是一项证券市场的业务创新,也是股票市场的一项制度变革。在沪港通推出之前,为方便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股票市场,我国建立了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同时为了方便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股票市场,又建立了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但这两项制度一则额度有限,二则仅限于机构投资者。沪港通创立了国内投资者向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者向境内投资的新渠道,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均可以向对方市场投资,与QDII 和QFII相比,既扩大了投资者范围,又有更大的额度和灵活性,实现了国内外资本在沪港通下的自由流动,是打通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的一项新的制度设计。当然,沪港通不只是股票市场的一场制度变革,它也是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项重大改革,并将推动更多改革的进行。总之,沪港通建立了上海、香港两地股票市场的双向开放和合作机制,实现了境内外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有助于推动中国金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十一)对《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进行修改,全面扩大发行主体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关于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总体目标,体现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宽进严管的政府职能转变要求,适应债券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推动债券市场监管转型,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强化投资者保护,证监会对《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进行了修订,更名为《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司债券办法》),将原来分散的针对不同发行主体的债券发行规则进行了统一。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扩大发行主体范围,将原来限于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境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公司的发行范围扩大至所有公司制法人;二是丰富债券发行方式,在总结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非公开发行以专门章节作出规定,全面建立非公开发行制度;三是增加债券交易场所,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交易场所由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拓展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交易场所除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外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证券公司柜台;四是简化发行审核流程,取消公司债券公开发行的保荐制和发审委制度,以简化审核流程;五是实施分类管理,将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区分为面向公众投资者的公开发行和面向合格投资者的公开发行两类,并完善相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安排;六是加强债券市场监管,强化了信息披露、承销、评级、募集资金使用等重点环节监管要求,并对私募债的行政监管作出安排;七是强化持有人权益保护,完善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并对契约条款、增信措施作出引导性规定。《公司债券办法》的颁布,符合证券监管转型要求和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利于债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十二)基金发行与交易多规颁布,基金行业稳健发展
  证监会于2014年7月发布了重新修订后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遵循“加强监管、放松管制”的主导思想将公募基金产品的审查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将产品审查转向以投资者保护为导向,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减少对微观活动的干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形成放而不乱、活而有序的新机制。有效利用交易所一线监控以及独立第三方托管机制,辅以风险为导向的现场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基金违规行为,建立注册许可与日常监管执法的联动机制,提高违规失信成本。在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通过切实加强风险防范,提升公募基金行业的合规诚信水平,促进基金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2014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发展私募投资基金,并要求按照功能监管、适度监管的原则,完善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集合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各类私募投资基金产品的监管标准。据此,证监会在反复调研论证基础上,出台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私募证券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以及市场上以期货、期权、艺术品、红酒等为投资对象的其他种类私募基金均纳入调整范围,将私募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为“包括买卖股票、股权、债券、期货、期权、基金份额及投资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标的”,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投资活动也适用《办法》。《办法》要求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均应当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并根据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报送基本信息。它与新《证券投资基金法》一脉相承,对私募基金加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标志着我国私募基金行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6月,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做好有关私募产品备案管理及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将有关私募产品的登记备案、风险监测等职责正式从中国证券业协会和中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划归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也出台了针对私募基金行业自律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4年颁布了《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办法》,允许沪市上市开放式基金(简称“上证LOF”)和原上证基金通基金(在上交所挂牌进行认购、申购、赎回,但不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等开放式基金均可申请在上交所场内挂牌交易;分级基金的母基金份额和子份额也可同时申请上市交易,分级基金的母基金份额和子份额之间可以通过分拆、合并进行实时配对转换。
  (十三)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为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按照简政放权、宽进严管的要求,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取消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行政许可,制定了《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及配套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弓丨》等配套规则。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以《证券法》、《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为上位法,统一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作为特殊目的载体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二是将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人范围由证券公司扩展至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并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更名为《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三是取消事前行政审批,实行基金业协会事后备案和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四是强化重点环节监管,制定信息披露、尽职调查配套规则,强化对基础资产的真实性要求,以加强投资者保护。
  (十四)违法举报奖励制度出台,扩大证券执法线索来源
  违法行为报告和举报奖励制度是境外市场惩处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主要线索来源之一。2014年6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明确对内幕交易或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或期货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欺诈发行证券等行为,知情人可以实名或者匿名举报,实名举报且符合特定要求的,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物质奖励。从制度的横向比较来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证券监管举报相比,我国有奖举报制度立法层次较低,奖金采用限额制且奖励金额偏低,奖金来源不明确,缺少了对举报人保护的反报复和保密条款,有可能削弱举报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监管部门通过知情人举报来获取相关线索和证据。未来可以在循序渐进地以个案先试来推进有奖举报制度的基础上,在增加举报奖励金额、明确举报奖金来源、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筛查恶意举报等方面予以完善。
  (十五)全国股转系统做市商制度正式出炉,交易机制进一步完善
  2014年6月5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发布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商做市业务管理规定(试行)》,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做市转让业务的基本制度框架至此初步形成。做市商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附流动性提供者的竞价交易制度,优点是提高市场流动性、活跃并稳定市场,在公开有序并富有竞争性的报价驱动机制下,保障证券交易市场的规范和效率。通过做市商的持续报价,原本活跃度不够的市场能够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市场价格的稳定和连续,买卖指令不均衡也将得以校正。从2014年做市商实施以来的整体效果来看,做市股票估值水平较为合理,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流动性有了较大提升,基本符合做市商交易机制的成效预期。
  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提高市场主体违规成本
  (一)执法情况概览
  2014年是证券监管转型的一年,证券监管机构简政放权,工作重心逐步向事中、事后监管和全程监管转移,相关工作融合了“专业”监管与“创新”监管两个方面,在宏观上主要体现为四个纬度:
  第一,启动快速程序,结案率创历史新高。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证监会处罚委共结案103件,案件审结率为62.8%,较去年增加20%,是处罚委成立以来结案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中内幕交易案46件,信息披露案20件,操纵市场案11件,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案7件,超比例持股未披露案件5件,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案5件,其他类型案件9件。
  第二,加快重点类型案件查办,提升案件的整体处罚力度。2014年证监会行政处罚对象涉及16家上市公司、4家会计师事务所、14家其他机构、297人,其中包括给予195人警告、270人罚款处罚,罚没款项总计达3.9亿元,其中9名当事人被处以违法所得两倍以上的罚款。证监会作出18项市场禁入决定,对31人实施了市场禁入,其中10人被终身市场禁入。全年共举行听证会30次,审理会20次,专家咨询会3次。
  第三,强化保荐信用监管力度,公开失信行为与监管措施。2014年证监会对中金公司、海通证券、东北证券和东吴证券4家公司、计静波等6人采取了监管谈话、出示警示函等信用监管措施,规制保荐人在询价敏感时间段内私下与投资者联系,向投资者提供超出招股意向书等公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其他信息,擅自披露个人对发行定价看法,干扰投资者正常报价和申购等行为,纠正向关联公司配售股份的行为。
  第四,提高执法效能和监管转型成效。其中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强化“专业”监管。针对执法中出现较多的新型问题,引发的适法争议,对处罚效率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机构在案件处罚上进一步提高专业性。二是处罚权全面下放。2014年证监会派出机构共审结案件60件,其中处罚结案52件,不予处罚结案7件,取缔结案1件,罚没款金额总计达8066.76万元。目前派出机构全部在办案件47件。全年派出机构举办听证会5次。三是强化现场检查等事中监管。2014年证监会加强对证券公司两融业务的合规性检查,开展融资类业务的现场检查,依法对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15家相关公司进行处理,并责成相关公司内部追责。[1]四是加强执法信息公开。2014年证监会不断增强主动公开、宣传回应、依申请公开和机制平台建设等工作实效,[2]及时发布证监会执法工作报告,通报执法重点案件审结情况和昌九生化、威华股份等有关案件的调查情况。[3]
  (二)进一步综合防治内幕交易
  证监会始终将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作为工作重点,立案调查的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11年、2012年、2013年内幕交易立案案件分别是48件、70件和86件。2013年下半年开发启用大数据分析系统以来,已调查内幕交易线索375起,立案142起,分别比以往同期增长了21%、33%。目前,已将涉嫌利用“银润投资”、“圆城黄金”、“爱施德”、“焦作万方”等43家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从事非法交易的林平忠、张鹏、聂平等125名个人和3家机构移交公安机关。
  考察2014年证监会处罚案件实例,可以看出证监会内幕交易案的执法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用智能监控手段,提高内幕交易线索挖掘效率。在打击力度明显加大的同时,随着执法新技术的运用,一批多环节泄露内幕信息、交易隐蔽性较强、多种违法行为交织并存、常规手段难以发现的案件线索被挖掘出来。与此同时,对涉案主体众多的“窝案”加大了案件调查处罚的力度,其中天威视讯内幕交易案涉案人员最多,内幕信息传递范围不仅包括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亲友等关系密切人员,还扩散至知情人的司机、校友、客户、原同事等较外围人员。大数据、舆情系统等智能监控手段和执法效能的提升促进了办案效率的提高。
  二是加大执法打击力度,回应内幕交易主体日趋多元化的现象。从2011年至2014年的内幕交易案件看,受处罚主体的人员范围逐步从以上市公司董监高、一般公司高管为主,向以投资者为主转移。[4]涉案人员呈现链条化、扩散化的特点,不仅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包括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证券从业人员、中介机构工作人员、、政府公务人员以及其他间接知情人等。在ST甘化内幕交易案([2014]57号)中,涉案当事人多渠道传递内幕信息,被处罚的主体牵涉多个不同的单位,例如德信丰益、德力西、上海夫雄智能、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和江门国资委企业管理科。[5]在林平忠内幕交易案中,内幕信息知情人陈某涉嫌向其大学老师林平忠泄露信息,林平忠涉嫌进行内幕交易并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经移交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正在检察院审查起诉。[6]
  三是依法公正稽核,将公平正义作为案件审查的核心标准。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涉嫌违规行为不成立的情形。2014年证监会公布了首例立案后“昭雪”的案例——盛运股份内幕交易案([2014]20号)。证监会依法宣告华宝兴业基金涉嫌内幕交易不成立,相关基金经理郭鹏飞被证清白。这向市场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被立案调查的涉案当事人并不一定都有问题。如果未来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树立这种观念,将可以降低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对具体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
  四是提升案件审理质量,研判行政处罚的事实与理由。在盛康股份内幕交易案([2014]80号)中,处罚对象分别属于能够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策划、决策或执行人员。证监会将内幕信息的形成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首次提出“相关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应根据身份与作用有所区别的原则”,对于杨晓春、倪宋燕、徐永翔等6名责任人区分内幕信息的获知时间分别给予行政处罚。
  (三)严厉打击市场操纵
  市场操纵行为历来是证券监管的工作重点。近年来,操纵案件数量明显大幅上升,且恶性操纵案件频发。有的操纵主体系累犯,多次操纵多只股票,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巨大,最高非法获利达1.68亿元。证监会运用互联网信息稽查分析系统,强化了针对市场操纵线索筛查和调查工作,已对涉嫌操纵“中科云网”、“百圆裤业”、“兴民钢圈”、“山东如意”、“湖南发展”、“铁岭新城”、“宝泰隆”、“宝鼎重工”、“元力股份”、“东江环保”、“中兴商业”、“山东威达”、“宁波联合”、“远东传动”、“科泰电源”、“新海股份”、“九鼎新材”、“珠江啤酒”等18只股票的涉案机构和个人立案调查。在最近查办的两起操纵案中,操纵者选择多只小盘股,利用明显资金优势进行连续交易和对倒交易,累计交易金额多达几十亿元,获利数千万元,达到了刑事犯罪追诉标准。证监会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7]爱法律,有未来
  2014年市场操纵行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从操纵市场的案件实例看,证监会在处罚新型市场操纵行为时,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重点查处虚假申报、反复撤单等短线操纵行为,强化专业化监管执法。证券监管机构在2014年继续查处“抢帽子”交易、连续交易、虚假申报、反复撤单等操纵行为。在有的案件中,操纵者不是采用单一的操纵手法,而是综合运用开盘集合竞价虚假申报、盘中拉抬、尾盘封涨停等多种手法进行市场操纵,操纵持续时间短、建仓拉抬出货快等隐蔽性较强的“类庄股操纵模式”有所抬头。在苏颜翔操纵市场案([2014]21号)中,证监会从主观与客观两个纬度分析苏颜翔市场操纵行为的认定及其损害后果,在客观上细化了隐蔽性较强的“类庄股操纵模式”的认定要件,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8]
  二是查处定增中的操纵行为,厘清特定目的的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行为边界。在恒逸石化操纵市场案([2014]41号)中,证监会首次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特定目的操纵行为进行处罚,提出恒逸集团利用何某水、施某红账户动用3000万元巨资集中买入恒逸石化的目的是维持、拉抬恒逸石化股价,帮助实现定向增发,在主观上操纵恒逸石化交易价格的意图明显;属于特定目的的操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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