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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论域外裁判之许可执行
【英文标题】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作者】 赖淳良
【作者单位】 辅仁大学【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外国裁判;许可执行;执行名义;诉讼上形成之诉;债务人异议之诉
【英文关键词】 foreign judgment; enforcement【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页码】 192
【摘要】 外国判决之许可执行属于国际私法重要的一环,对于建构国际间良好法律环境具有最重要的指标意义。对于外国裁判之执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02条规定承认的要件,采取自动生效的制度,对于执行则在“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加以规定,原则上采取诉讼形态之许可执行之诉的方式。在实务上的运作,也认为必须以言词辩论之方式审理外国判决之许可执行,导致许可执行之诉无法有效地发挥落实保障权利的功能,因此有必要仿效欧盟许可执行制度,改采先允许执行,有争议时,才进行必要审查程序的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63    
  目次
  一、前言
  二、台湾地区之判决许可执行制度
  (一)许可执行之执行名义的范围
  (二)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
  (三)许可执行之诉的执行名义
  (四)其他执行名义的执行—大陆地区之判决以及外国仲裁判断
  三、台湾地区判决许可执行之实务运作
  四、结语
  一、前言
  在世界各国人民往来日益频繁紧密[1]的今日,企图透过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并借此解决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往来所产生之问题的模式,显得越来越乏力,但是维持着一定的秩序却是顺畅人类彼此之间往来所不可或缺的基础,[2]因此有学者倡言所谓的全球民主治理。[3]而把维系或促进国际往来的焦点从国家主权移转到每一个私人/公民身上,[4]国际私法正可能可以为建构或维持这种秩序提供有效的途径,其中建构合乎国际间人民往来所需要的司法制度也是一项必须努力的方向,而在建构司法制度时,当然必须考虑判决执行的问题。
  由于目前各国普遍仍把司法作用(包含法院管辖权以及对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当作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基本上仍然是站在区别内外国法院判决的基准上,而不完全站在诉讼当事人基本人权保障的观点来决定承认以及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尽管如此,在许多地区例如欧盟地区,正在为了建立“判决通用”的制度而努力,而美国各州之间也一直因为有联邦宪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以及“充分信任”条款相当程度地从当事人诉讼权保障的观点来决定是否承认执行其他州的判决,正可以显示出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正从国家主权的巨灵转向高举当事人诉讼权保障的火炬。[5]
  而在2005年,长荣国际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该案是浙江纺织公司委托长荣公司运送一批校服到伊拉克,双方发生纠纷,先在上海海事法院起诉,判决长荣公司败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驳回长荣公司的上诉。浙江纺织公司于是拿着大陆地区法院的判决书向台湾地区法院申请裁定认可,经认可之后,长荣公司提起本件债务人异议之诉,长荣公司主张的主要理由是本件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是台湾地区法院认可的裁定,因此应该适用台湾地区现行“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2项,法院应该审查执行名义成立前所有的异议事由。[6]这个争议点所引发的有关大陆地区判决承认以及执行的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地从学理上来探讨大陆地区判决的效力问题、台湾地区法院对于大陆地区判决承认所应审查的事项、程序、范围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对于大陆地区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在两岸商务往来以及人民婚姻继承等不断增加的民事交往活动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功能。
  本文将把讨论的焦点放在许可域外判决执行之诉的讨论上,先从介绍台湾地区许可执行之诉的有关规定着手,接着进一步介绍实务上操作的实况,进而从国际间对于执行外国判决所存在的规范以及发展检讨许可判决执行制度出发,再提出法律解释以及立法上的可改进之处。希望借着这样的讨论能有助于思考正确建构对于外国判决承认以及执行、对于大陆地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制度。
  对于外国确定判决的执行,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国家主权如何展现的问题而已,而是显示出一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程度,而从确保当事人基本人权切入,建立起华人社会中符合人类共同期待的纷争解决制度应该也是可以努力的目标。
  二、台湾地区之判决许可执行制度
  对于外国确定判决,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402条规定了承认的要件,但是并没有规定必须经过法院裁定承认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对于外国确定判决采取自动承认的制度,[7]而当外国法院判决的内容必须依赖债务人的行为才能够完成时,债权人如果希望能在台湾地区经由法院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就必须依“强制执行法”在第4条之一的规定提起许可执行之诉,这样的规定,基本上与其他各国承认外国判决的制度相吻合。[8]不过这样的规定,显得十分简陋。在适用上会有如下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规范或由学说、实务见解加以补充。
  (一)许可执行之执行名义的范围
  首先由于“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规定,许可执行的外国判决必须以该外国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402条之条件为前提。乍看之下,似乎许可执行的外国判决与承认外国判决的范围是一致的,或者许可执行的外国判决必须以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402条之所有规定为前提,包含必须是外国确定判决等要件,但实际上,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固然有紧密的相关性,但是承认判决的范围与可成为执行名义的范围未必一致,有些可以承认的外国判决,并不需要经过许可执行,例如通说所提到离婚判决,并不需要经过许可执行,就可以直接发生离婚的效力。相反的,有些在外国具有执行名义资格的裁判或者公文书,并不需要取得如确定判决的效力,但却有必要取得可为执行名义的资格,例如没有经过判决程序的各种扶养费或者是对于劳工生活补偿的法院裁判或者是和解、调解等。也就是说判决的承认与外国执行名义取得可为执行名义的资格无论在概念上或者是要件的判断上都必须加以区别。[9]
  就外国判决是否可以许可执行而言,除了通说所谈到必须限于给付判决之外,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讨论,外国法院许可执行的判决(Exequatursurteil)[10]是否可以申请许可执行,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谓“禁止重复许可原则”( Verbot desDoppelexequatur)。采用这个原则的理由是各国是否许可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应该由各国自己决定。因此如果债权人拿着已经获得承认的执行判决以及第三国的判决请求法院地许可执行时,法院地所应考虑的仍然是该第三国判决是否符合法院地许可执行的要件,而不去考虑作出许可执行判决的外国判决是否符合法院地许可执行之要件。例如债权人取得英国法院的给付判决,在美国获得纽约州许可执行的判决,该债权人向中国台湾地区法院申请许可执行美国纽约州的判决,台湾法院仍然应该针对英国法院判决是否符合现行“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的规定而定,而不去考虑美国纽约州法院许可执行的判决。这项原则立意上也是为了避免产生“执行名义漂白”(Titelschwemme)的情形。[11]
  台湾地区就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分别有前述的规定,另外于2003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时,在第402条增订第2项规定“前项规定,于外国法院之裁定准用之”。2005年修正“非讼事件法”时,第49条规定承认外国确定之非讼事件裁定的要件,但是“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并没有作出相应的修正,而无论是“民事诉讼法”或者是“非讼事件法”,对于承认外国法院非讼裁定的程序也都缺乏明文规定,导致适用上无论是否属于承认外国非讼裁判的范围,许可承认裁定的程序都有疑问。就承认裁定的范围而言,依照台湾现行“民事诉讼法”第402条修订之立法理由以及学者之见解,[12]包含命扶养或监护子女的保全处分之裁定、[13]确定诉讼费用的裁定以及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或负担等事项所为的裁定,[14]但不包含外国法院于诉讼程序中所为指挥诉讼之裁定、非针对诉讼标的所为之中间判决以及不具终局性的保全裁定(包含假扣押或假处分之裁定)等。
  前述2003年“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2项修正之立法理由,由“司法院”所组成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研究修正委员会”在讨论、草拟有关修正草案中也曾经提出过。在讨论2001年5月18日的草案中,第14条规定了被告本国法院就涉外身份事件所为之民事确定裁判,台湾地区法院应予承认,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1款、第4款之规定。第15条第1项则规定了外国法院之确定裁判,应向台湾地区有管辖权之法院申请承认始为有效。[15]草案理由中再度强调必须避免身份关系有跛行现象。该草案几经讨论之后,在2001年9月14日的会议中,提出一如现行法的修正草案,立法理由也改为现行的立法理由,并且从“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修正草案单独改为“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16]从这个立法过程观察,在一开始的草案中虽然刻意地将承认外国裁判的范围扩张到所有的裁判,而不限于判决,也似乎提出了有关身份关系以及其他法院裁判有不同承认要件的处理方式。但在最后的草案中仅仅将承认外国法院裁判的范围扩及裁定,不再区分是否为身份关系的裁判,而且在草案的拟订过程中似乎都没有考虑对于外国裁定的范围作出限制,把“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2项所规定之裁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认为原则上不承认外国法院裁定之效力,似乎与立法的原意有所违背。而且从承认外国法院之判决,实际上就是承认外国司法行为的观点来看,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到底哪些司法行为应该承认其具有效力。并为了同时兼顾台湾地区人民融入国际社会以及权利保障之利益,依照各个类型的裁判设定承认的条件,或者是透过与其他国家对话协商的方式为承认他国裁判设定条件,应该是必须努力的方向。则“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2项之规定以及“非讼事件法”第49条的规定应该是正确的立法方向。至于可以承认之外国裁判,应将属于实体性的裁定均包含在内,[17]因此除了对于子女权利义务行使以及负担,例如扶养费用的裁判外,包含针对外国法院对于亲权行使所核发的假处分、暂时保护措施等裁定或者是由于劳动契约所产生暂时状态之假处分,[18]例如命雇主在一定期间内给付工资[19]等裁定都应该列人可以承认的裁定,只是承认的条件必须特别考虑到当事人程序权的保障。[20]
  (二)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
  台湾地区现行“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规定了许可执行之诉,[21]由于并没有针对许可执行之诉作出其他的特别规定,因此一如“强制执行法”第14条所规定的债务人异议之诉以及第1条所规定之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均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不过“民事诉讼法”上的基本原则例如处分权主义、辩论原则等是否可以完全适用在外国裁判之许可执行之诉上,似乎应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就法院管辖而言,台湾地区现行“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第2项规定由债务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如果债务人在台湾没有住所,则以执行标的物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为管辖法院,由于法条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属于专属管辖,但是由于法条规定是以债务人住所地法院为管辖法院,并不允许其他法院管辖许可执行之诉,在实际适用上会产生与专属管辖的相同效果。以债务人住所地作为唯一的管辖法院,一方面避免许可执行判决的歧异,也增加查证上的便利,应属正确的立法。至于债务人是法人的情形,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自应以其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为管辖法院。另外由于债务人并不限于台湾地区人民,也可能是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公司、法人,因为“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已经有明文规定,则如果外国人在台湾地区没有住所,即应以执行标的物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为管辖法院,而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条第2项之规定。
  至于对于大陆地区民事裁判、仲裁判断之承认,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之规定必须先经过法院的裁定才承认其效力,但是对于裁定的管辖法院则缺乏明文规定,解释上应依照“非讼事件法”第2条之规定,以债务人住所地或者是法人主事务所或营业所为管辖法院。[22]香港及澳门地区法院之裁判,依照“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43条第1项之规定准用“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因此许可执行之诉也应以债务人住所地或是法人主事务所、营业所为管辖法院。外国仲裁判断,依照台湾地区现行“仲裁法”第47条第2项之规定必须经过台湾地区法院裁定后,才可以为执行名义,香港澳门地区的仲裁判断,依照“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43条第2项也是准用仲裁法的规定,裁定承认的法院也应该适用“非讼事件法”,以债务人住所地或法人主事务所、主营业所为管辖法院。
  再就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而言,由于台湾地区许可执行之诉的制度是仿效德国,德国在1879年建立承认执行外国判决制度之时,是采取英国法上所谓对于“外国判决之诉讼”(action upon the foreign judgement; actio iudicati)制度,利用诉讼程序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的义务。但是时至今日,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不再是实体法的请求权,而是外国判决或是外国执行名义的可执行性( Vollstreckbarkeit) 。[23]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既然也规定许可外国判决,也应该以外国判决的执行力为诉讼标的,而不是以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24]
  既然许可执行之诉,是以外国判决是否有执行力为诉讼标的,而外国判决只有在符合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的条件下才具有执行力,那么许可执行之诉,在诉讼上的性质,学说上虽然有给付之诉、确认之诉以及形成之诉之说,台湾学者有采取确认之诉说,[25]也有学者采取形成之诉说,[26]陈启垂教授认为由于许可执行之诉的制度,是仿效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2条的规定,而德国许可执行之诉有如前述之历史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对于债权实体请求权的确认,因此具有确认诉讼的性质,但之后发展成为赋予外国判决以执行力,性质上应该属于形成之诉。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所规定的许可执行之诉,也应该作同一解释,性质上为形成之诉。[27]德国学说上也是以形成之诉说为多数说。[28]不过,由于许可执行之诉,并没有一个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存在为前提,而只是针对外国判决是否在国内具有执行力一事加以判断,因此乃是一种“程序上的形成之诉”(prozessuale Gestaltungsklage) , [29]与以实体法上形成权存在为主张所提起的形成之诉仍有所不同,而比较接近以判决具有再审事由为理由提起的再审之诉。[30]
  既然许可执行之诉,属于诉讼上的形成之诉,审理的主要事项就应该是外国判决是否具有许可执行之要件,又由于外国判决的许可执行与承认在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上是一致的,并不区别,则外国判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自然也应该采取与承认外国判决同样的审查标准,对此由于讨论的文献很多,不再赘述。[31]在此处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债务人可否在许可执行之诉的审理程序中,提出外国判决确定后新发生足以消灭债权存在的实体法上抗辩的事由,并据以主张排除该外国判决的执行力?学者有认为由于许可执行判决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法院仅能就外国判决是否具有执行力为审理,而不得对于实体上的关系为判断,因此采取否定见解,[32]也有学者认为以肯定说为当。[33]由于许可执行之诉一如再审之诉,性质上属于诉讼上形成之诉,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外国判决的可执行性,审查的事项依照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只有外国判决是否具备承认的要件,则在该诉讼程序中,即无从再针对其他事项进行审理,债务人如果有实体上抗辩事由,应该循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程序主张,就比较法上而言,德国法上认为债权人可以提起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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