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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论“一国两制”下两地法律解释体制之融合
【英文标题】 The Harmoniz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ation Systems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ithin the Frameworkof“One Country,Two Systems”
【作者】 张小罗【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一国两制;法律解释
【英文关键词】 one country,two systems;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1
【页码】 272
【摘要】

中国内地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是立法解释,香港原来采用的是普通法模式,实行的是“司法解释至上”的原则;基本法是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但需要在以普通法为主的香港特区实施,因此,实施基本法与普通法的习惯必然有冲突与矛盾。法律解释问题涉及香港的司法独立,并最终与保障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产生联系,内地与香港两种解释体制的融合是“一国两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大释法成功地化解了香港的人口压力或危机,表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终审权的尊重。

【英文摘要】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mainland of China is that of civil lawwhich is quie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ong Kong which is of a common law tradition. Theprinciple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in case law tradition is “judicial paramountcy”.Although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 isbased on civil law tradition,it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Hong Kong which follows thecommon law tradition. Therefore,there ar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custom ofcarrying out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The issu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volves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independence,andfinally is related to safeguarding the substantial autonomy of Hong Kong Area. Therefore,the fusion of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system betwee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s animportant issue which must be solv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One Country,TwoSystems”.Leg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successfullyalleviated the pressure or the crises of Hong Kong's population,and has also shows respectfor the power of final judg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62    
  目次
  一、两地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特征
  二、居留权案涉及的两地解释体制的冲突
  (一)香港的居留权案
  (二)居留权案涉及两地解释体制的冲突
  三、“人大释法”与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融合
  (一)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三次解释
  (二)“人大释法”的法律与社会功能
  (三)冲突与协调—对《基本法》解释体制的思考
  “基本法”三个字,曾经令不少香港人感到疑惑,他们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法治的干预。在法律解释问题上,香港一些法律精英们认为:人大常委会是政治架构,容易从政治角度看待法律和宪法问题,而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大多由法院负责解释宪法;香港的司法制度比内地进步,人大释法是以社会主义的法律概念加诸香港的司法制度,容许政治渗透司法,是以较落后的政治逻辑加之较进步的法律制度。他们存在着一种歧视中国法律体制,不信任中国法治的情况。[1]甚至有些香港“资深律师”以香港是普通法适用地区为由,坚持认为只能用普通法的解释规则,不能用内地法的解释方法。而本文作者认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该法的解释问题,对《基本法》的解释是中国法与普通法的法律解释体制的混合体。由于法律解释问题关系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并最终与保障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产生联系,这两种解释体制的融合是香港回归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两地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特征
  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是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并存,而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的效力为最高。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立法机关的解释是最终的权威解释,不仅一切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和执行,而且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必须依据有关解释来判案。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是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行政解释,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对地方性法规进行解释。这种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下的法律解释的多元体制表明:不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法律解释权,而且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也有解释权。对于这种解释主体多元的现象,《立法法》将法律解释权收归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等机关可以向前者申请“使用”法律解释权。
  香港的法律解释在回归前采用的是普通法模式,实行的是“司法解释至上”的原则。香港最高的释法机关是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香港最高法院没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不但有权解释当时香港的宪制性法律—《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而且可以通过案件的审理解释香港本地立法;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释法,必须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具体解释,不能进行没有诉讼的抽象解释。回归前香港法院在解释法律,尤其在解释《英皇制浩》和《皇室训令》的时候,通常比较保守,谨守分寸。另外,与枢密院释法一样,香港法院的释法活动不是独立的司法行为,必须有具体的诉讼案件,通常是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进行的。
  香港回归后的法律解释体制是:对基本法的最高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需对基本法中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的,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基本法进行解释之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回归后香港法院解释制度的主要变化可以概括为:回归前法院是“适用性”释法,即解释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法律条款的真实含义,为了寻找立法者的动机和目的,从而更好地适用法律;回归后法院解释法律的深度、广度和态度都有很大的变化,法院的释法权力得到加强。[2]
  二、居留权案涉及的两地解释体制的冲突
  (一)香港的居留权案
  居港权问题是香港回归后两地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宪法和法律问题。香港《基本法》第2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该条第三项规定第(一)、(二)两类人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就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那些在内地出生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还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后来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在香港工作等原因取得了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身份,他们是否有居港权?对此,《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回归后制定了《1997年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和《1997年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必须是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已经是香港永久居民。该条例的生效日期追溯至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这两项立法根据规定及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认为它们违反了《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条款而发回特别行政区,因而这两项立法是完全有效的。针对这两个条例,一千多名受影响的儿童的父母认为其违反了《基本法》,立即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告上了法院,要求对两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这样就有了吴嘉玲等的居港权案。1998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行使司法审查权,裁决上述《入境条例》与《基本法》相抵触,否定了《入境条例》的法律效力。由于担心该判决会导致大量移民涌入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败诉之后,立即上诉到高等上诉法院。上诉庭推翻了原诉法庭的判决,裁定出生时父母双方必须有一方已经是香港永久居民才有资格获得居港权。该案又立即被上诉到香港终审法院作最后裁决。终审法院的终审判决是:《入境条例》的有关规定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三)项所指的香港居民所生子女,是包括在其父或其母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前或之后所生的子女,子女包括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关于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即司法审查权。该判决指出,香港法院不仅可以审查香港本地立法会通过的法律或者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香港新的“宪法”,即《基本法》,如果发现有不符合的,可以宣布无效;而且可以审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如果发现有抵触之处,同样可以宣布无效。
  (二)居留权案涉及两地解释体制的冲突
  围绕居留权案的判决立即引起内地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内地法律界针对判决书中有关香港法院可以审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论述,认为香港法院无权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施违宪审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是不可以被任何司法机构挑战的。终审法院的法官们想效仿美国法院在宪法至上的原则下行使司法审查权,声称根据《基本法》而享有“宪法性管辖权”。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相关法律制度的变化而仍用普通法的法律理念思维。[3]
  根据在中国内地的“立法解释”制度,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遇到法律规定不清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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