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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中国法学教育之反思与改革构想
【英文标题】 Reflections on China's Legal Education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ing
【作者】 李道刚【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法学教育;科学化;学术自由;教学;改革
【英文关键词】 legal education;scientific;academic freedom;teaching;reform
【文章编码】 1003-4781(2009)04-0117-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4
【页码】 117
【摘要】

中国法学教育正面临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将直接决定中国法学发展的命运,以及中国法制的进程。中国法学教育普遍存在总体定位不清且独立发展程度不够,职业技巧培训不足,优秀教材为数不多,司法伦理教育缺位等问题。法学教育科学化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法学教育的发展需要运用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学术自由是法学教育“科学化”的保障。建设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调整、改革现行法学课程结构,构建实用型法学教学体系。

【英文摘要】

In today’s China legaleducation is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development,so how tomake decisions will directly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Law Society,as well asthe process of China's legal system. There are lots of problems about the China's legal education,main-ly including the confusion of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law education,lack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and vocational skills and training,few of outstanding teaching materials,and. lack of judicial ethics edu-cation and so on. Scientific era of legal education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in which the correct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need to be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ispart of“scientific” legal education. The basic ideas for a constructive reform are:to restructure and re-form of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law and to build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law edu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5752    
  
  欧洲中世纪之后,地中海北岸、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大学教育开创于法(巴黎)英(伦敦),完善于德意志。德国正是通过振兴教育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道路。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几乎所有知识精英都不断地在用“列强所以兴者,以教育盛”的命题,推出“强国唯学是赖”的结论。先后也有蔡元培、江隆基、张君劢等教育大家赴德留学,去西方“取经”。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口头上屡屡被道为无比重要的教育,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却每每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教育诉求的实现总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项诉求之后。[1]{1} (P180)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阻碍了教育科学化的发展。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前,重马克思主义教育,不重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重政治教育,轻视法学教育;重实践学科的培训,轻视专业理论的熏陶等观念,都对法学教育带来不良影响。[2]随着改革开放,“科教兴国”方略的制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推动其他事业的进步”始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快实现法学教育的科学化问题,更是迫切要求提上“议事日程”。鉴于以上认知,笔者对我国法学教育进行了初步反思,并基于此提出了改革我国法学教育的若干具体措施。
  一、中国法学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总体定位不清且独立发展程度不够
  首先,法学教育到底应当是什么教育这个问题没有弄清。具体表现在三个定位上:法学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现在全国开设了600多所法学院,但法学教育到底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法学教育到底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必须二者兼而有之?现在把法学教育当做通识教育的做法,使法学教育脱离了职业特性。[3]{2}高水平的法学教育理应保证相当比例的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即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学历”教育。此为正规法科院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所谓“高层次”主要指相关课程的精专,以及培养方案的学术化和专业化,[4]而绝不仅指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些称呼所彰显的表面层次。
  中国法学教育究竟要持续不断地以引进“西学”为主还是根据中国法制建设的需要,突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法学”应当宽容不同学术倾向的观点在法学教育中多元展现,还是继续定于一尊?如果我们选择了持续不断地以翻译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学著作为主,那么,可能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西方的学问、学理能够成为我们更好地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参照。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自近世以来,中国各门学问的发展,基本上已经西方化了,即使在中国学问传统中独占鳌头的文、史两科,从其概念范畴到研究范式,皆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尽管在史学界,有人还在运用乾嘉考据之学深钻细研,但这已经是强弩之末。至于像法学这样的在国学中原本不占多少分量的学问,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实中只有“西方法学在中国”,而不存在真正的“中国法学”。加之所谓“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归根结底乃是源自西方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这就更加深了我们对借助西方法学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当然逻辑推论和自信判断。然而,问题的本质在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总是中国的,许多表征是中国独有和无可替代的,所需要的解决方法也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中国式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悠久、幅员辽阔、地方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度里面,法制建设中的本土因素大量存在,纯粹的“法律移植”最多只能进至法律规则领域,却无法与法律规则一起同时进至人们的交往行为领域,取得大众的心理认同。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着一些法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法律,创造有别于从西方引人的“中国法学”。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仍然在借用来自西方的法学术语、法学分析工具,但其内心的关切,却实实在在地面向了中国的问题,并且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着新的法学学术范畴和研究范式。[5]这种对中国问题之深切关注及其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上对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当为中国法学家努力的方向。[6]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的法学家不能摆脱的文化情结,决定了其对本国问题的直面态度和深切关怀;另一方面在于从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这个基本事实中即可得出确定结论:中国的问题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需要从世界角度来回顾中国问题,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因此,那种以为我们只要翻译了足够的西方法学作品,中国法制建设的问题,甚至中国法学的问题本身就迎刃而解了,即使不能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至少也有过分乐观之嫌。因此,有必要充分强调中国当代法学家在本国法制建设中的勇于探索和杰出贡献。[7]{3} (P1 -4)
  (二)法学教育模式单一、优秀教材为数不多、司法伦理教育缺位
  中国法学教育当中缺乏职业技巧培训。中国法学教育还没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进行足够的从业技能训练,具体表现在:像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这些教学模式还在初步尝试阶段;各类考试中的案例题的比例还不高;由于课堂教学的安排、实施或操作上的不便,实习课普遍不被重视,等等。法学教育目前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怎样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而没有很好掌握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难以适应法律职业的相应要求。[8]{4}
  对初涉法学门槛的青年法科学生来说,教材无异于他们将来成长为合格法律人的最初的营养素。而在法学界,所谓“全国性教材”的编写,已然成为一些受到某个部门赏识的当红专家和这些部门、出版社联手垄断的“专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材往往会因为符合了某个部门所钦定的教材要求而强制性地形成“卖方市场”。即使有些很有创意的“地方教材”,也不得不迎合这一趋势。正是这种情形,导致在所谓“全国性教材”之外的“地方教材”的泛滥。与此同时,各种教材汗牛充栋,而真正优秀的、为业内专家认可、学生广泛推崇的的确少之又少。如果说过去的教材主要是意识形态或者某种现实政治的影响问题的话,那么,如今考研(如法律硕士)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又将法学教材一元化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另外,中国的法学教育当中缺乏司法伦理的训练。司法伦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从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人员,在面临着无数的相互冲突的矛盾时,不能将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选择义务的标准。如果在冲突的义务当中他首先作对自己有利的选择,那么这个人的司法伦理水平就是不高的。而不具备司法伦理素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当然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所以,形成一种稳定的、与自身利益无涉的选择取向,应该是培养司法伦理素质的主要目标之一。[9]{5} (P260-274)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学教育更是如此。学前期的伦理教育和义务教育中的法律意识培养,对今后法科学生理解法律精神(正义感)、掌握法律技巧(科学方法)以及运用法律于实践之中(知行合一)至关重要!由于现代法治并非东方传统法文化之果实,所以要将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青年培养成合格的法律人才,必须“从娃娃抓起”[10]。
  二、关于法学教育理念的反思
  (一)法学教育科学化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全球性的资源短缺,是造成经济有限增长的最大障碍。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避开这一障碍的最好方式在于开发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因为知识的成长可以是无限的,知识是人类克服物质财富有限增长的契机所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动力取决于人类思想资源的开发与创造力的释放。一切决策都将以知识作为优先考量的向度。而法学教育要成为获取法律知识、社会知识最为有效的途径,其自身就必须不断地“科学化”。法学教育的科学化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毛泽东于半个多世纪之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教育应该走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道路。曾在法国考察过教育的徐特立在认同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基本方向之后,耐人寻味地颠倒了这一表述中前两个定语的位置。{6} (P384-390)有评论认为,毛徐的提法不仅是视角的不同,而且有层次上的差异。{7}(P121-131)可以说,将“科学化”放在首位至今仍具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是教育资源大国,传统办学理念丰富,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中,对日渐凸显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及整合。教育科学化即是这一视野中的一个焦点。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旨在训练科学的思维方式。要达到这一目的,其自身也必须符合科学的规律,即人类认识所遵循的规律。科学化的任务之于法学教育尤为重要。现实告诫我们,法学教育科学化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巨。2002年到2003年全国陆续曝光的多起重大冤假错案,除了办案人员客观上片面追求破案效率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其认知和逻辑思维训练方面的不足,而这恰好反映了法学教育科学化的缺失。强调法学教育科学化的现实意义,并非否认已有的成就,而是不能低估小生产的残余势力和封建统治的长期影响。
  (二)法学教育的发展需要运用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科学即求真知:“科学就是通过现象以寻求真实的东西,寻求事物的本质”(狄慈根)。科学化决不仅仅在于普及科学常识,或弥补自然科学的缺门,更在于倡导科学精神,使人们抛弃笼统、偏见、武断、因袭、盲从和迷信;消除教条化、神秘化和庸俗化的伪科学。科学首先应该是理性的,即透过逻辑和思考,系统地运用实验的方法去搜集资料;并且对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不断地验证与反省。可以说,这正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基本精神。
  法律科学也一样,旨在寻求真知。针对法律知识而言,法学方法是人思想的结构。方法不仅是技巧,从实践经验中来,而且是思想表现的模式。正确的方法论应反映思想活动的特殊性:动态发展过程,不断重复出现,由理解获得知识,能从已知推到未知。认识过程即是认识主体将每次获得的不同经验加以整合的过程。认识动机既决定知识种类,也决定所采用的方法。方法论中的科学精神就在于精确地观察以获得新的发现。以假设理论证明,并用经验证实,由此不断地拓展知识领域。这些最初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却是能够为法律科学所借鉴的方法。台湾大学教授王泽鉴博士就认为,掌握法律概念是法学方法最重要的环节。他建议通过整理前人学说见解、解构法律概念、比较概念的异同和用实例来理解概念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律研究科学化的具体实践和经验之谈。{8}(P7-15)
  除了通过逻辑实证所获得的确切知识外,更重要的是由实践所得到的真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教育政策的其中之一就是要将教育与生产实践联系起来,科学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可以说实践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教育实现科学化的手段。
  (三)学术自由是法学教育“科学化”的保障
  如果说法学教育科学化的本质在于确立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话,那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则是法学教育科学化的基本前提。而只有制度化的学术自由,才能确保实现这一基本前提。因此,应使学术自由成为一项长久的教育政策。提倡学术批评,以推进科研和提高教学质量。{9}(P335-340)教员之间、师生之间只有学术上的真理,而无工作上和专业上的成见与偏见。学术批评应该是纯学术的、公开的和面对面的。要使启发怀疑精神、保持独立见解和捍卫学术真理蔚然成风。与政治学相同,法学的论域往往涉及敏感问题。文革十年早已成为历史,“帽子”、“棍子”也不多见了,但传统文化和某些意识形态的“紧箍咒”依然危害着学术生命,而制度化建设正是驱散思想迷雾的有力手段。
  因此,要对学术自由加强制度上的保障。学术自由是参与学术活动主体自由权的总和,至少包括:(1)教员对相关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决定权,对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安排权,以及主导教学进程的权利。应通过立法排除各类干扰;(2)学生参与教学与科研的自由权,着重体现在对教学内容提问的权利和对教员讲授内容质疑的权利。本科课程设置也应该考虑到有利于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这一因素。要尽可能地多设置一些学生参与课,这样,学生才有机会针对教员的观点发表意见。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师生关系应有明确的定位。笔者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也反对笼统地提“学生本位”,更反对将师生关系变成商业中顾客与服务的关系。师生关系是由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传道、授业、解惑”或“教书育人”既是闻道在先的老师的义务,同时也是他们的权利。这里的“传”、“授”、“解”、“育”说明师生关系是垂直关系,虽然这并不影响师生人格上的平等,但教师是主导这一性质,业已决定了教育工作与将客户当成“上帝”的商业服务大相径庭。
  三、我国当代法学教育之建设性改革构想
  (一)确立法学教育的现代教学观和个性化培养取向
  教学观支配着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决定着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传统教学观的核心是“仓库理论”,它以教师为圆心,把学校当成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把书本当作主要的教学内容,把学生当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工具,把分数看成是评估学校教育、教师教学和学生成绩的惟一标准。其结果是严重地妨碍了学生的积极思维,忽视了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高分低能,不利于现代新人的成长。而现代教学观念完全摒弃了这些落后的想法和方式,试图用崭新的教学观来改变这种现象。
  现代教学观要求教师使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着眼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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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崇明.中国现代化进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J].读书,2006, (4).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3}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邱本.论法学教学的内容[J].中国大学教育,2005, (6).

{5}〔美〕理查德·卡伦伯格.毁约—哈佛法学院亲历记[M].胡正勇,林正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

{7}陈桂生.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8}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吉多智,李国光,戴永增.徐特立教育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10}徐显明等.规范与创新—法学教育大家谈[J].中国大学教学,20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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