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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脉动
【副标题】 97刑法颁布实施20年刑事法治纵览与展望【作者】 刘宪权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法变革;罪刑法定;刑法修正;金融犯罪;刑罚轻缓化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2
【摘要】 97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奠定了我国当代刑事法治的基石。97刑法之后的9个刑法修正案在个罪层面扩张了犯罪化边界、扩大了处罚范围、降低了定罪标准;刑法制度强力介入金融领域的规制;未增加死刑罪名,而是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削减死刑罪名。以上变动不仅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也彰显了我国刑罚制度变迁的轻刑化趋势。至于未来我国刑法的走向,修法频率总体上应当进行一定的限制与调控,不宜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刑法调整范围的过度扩张倾向值得反思,“刑法万能”的观念也有必要进一步纠正。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105    
  目前,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也步入关键的转型变革期。回顾作为97刑法最为宝贵财富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20年来刑法条文的修正情况,我们不仅能够深刻地把握我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脉动,而且会更有益于展望我国刑法的未来走向。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化
  97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刑法平等适用等刑法原则,对近20年的刑事法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奠定了我国当代刑事法治的基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虽然类推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疏漏与不足,但是,与公民权利、自由可能遭受的“法外”侵害相比,刑法漏洞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97《刑法》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标志着中国的刑法已经向现代化迈进,标志着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得到了原则的实现,其价值不可估量。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偏向性得到承认
  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公民自由、限制国家刑罚权为己任,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内在偏向性,实际上只能突出对行为人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机能,而无法达到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双重统一。
  1.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不定罪、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存在偏向性,即“不定罪、不处罚”。这种偏向性在其派生出来的其他原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原则,完全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派生出来的。其要求不能用人们不知道的法律来处罚他人的行为,不能用以后颁布的法律来处罚以前的行为。我们不能让公民去猜测法律今后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更不能期待公民在实施行为前要对法律的变化作出一定的预测。可见,这些原则实际上是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提出来的。97《刑法》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有悖于世界各国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方式,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然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不协调局面。[1]笔者认为,虽然《刑法》3条的表述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首先追求“要定罪、要处罚”的内在价值,其次才体现“不定罪、不处罚”的实质内容。这种理解方式,完全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然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的“偏向性”,其核心内容是“不定罪、不处罚”。正是这一“偏向性”,才能充分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原意和价值取向。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偏向性”还体现在由其派生出来的其他原则的内容中。理论上通常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主要有:(1)排斥习惯法原则;(2)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3)禁止绝对不定期刑;(4)禁止类推解释。[2]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派生原则的内容与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偏向性”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只是这些派生原则是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完善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定罪、不处罚”的核心内容。
  2.罪刑法定原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理念的基石
  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根本精神是有利于被告人,亦即作为强大国家机器对立面的弱者。这就是理论通常所说的刑法是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罪刑法定原则体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反映在多个方面。例如,否定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阻却重法之溯及力,避免刑罚的加重适用,不采用不定期刑并尽量缩短相对确定法定刑的跨度等,这些实际上均反映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以及时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倡导的“疑罪从无”原则,其实均溯源于罪刑法定原则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精神。而体现有利于被告人精神的“不定罪”、“不处罚”,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侧重点和偏向性的集中阐释。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是司法人员在具体办理个案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刑法基本原则为指导,严格按照刑法明文规定的罪状和法定刑,准确认定犯罪,恰当判处刑罚,不得偏离法律条文的规定,滥定罪、滥处刑。因此,只有坚持罪刑法定的核心内涵,才能在刑事诉讼中坚持疑罪从无,才能克减冤假错案。[3]
  应当看到,97刑法实施后,刑事司法实践中仍然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通常,我国冤假错案被发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偶然因素:一是“真凶重现型”,二是“亡者归来型”。[4]但是,在“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中,出现了“司法机关主动纠错型”。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张辉、张高平二审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和15年有期徒刑。2013年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5]在被害人没有“复活”,可能的“真凶”勾海峰已被枪决的情况下,浙江高院主动通过再审程序改判无罪具有显著的司法示范意义。它不仅是司法能动主义在司法实践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和尝试,更是贯彻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偏向性的“疑罪从无”等刑事诉讼原则与精神的重要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实践中的深入贯彻,推动着冤假错案的纠正,从“真凶重现”或“亡者归来”,转变为发现原审判决错判后就立即主动予以纠正;从简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转变为直接否定原判作出改判。就此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实施的20年,是司法者的智慧与良心、司法制度的良善与公正不断发展的20年。只有将罪刑法定原则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建设上,才能真正让正义既不缺席也不迟到。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被告人的任何不利选择都应于法有据。这就从立法上对刑罚权的滥用形成了强有力的遏制,让刑法真正兼具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两大机能。但是,两大机能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需要进行平衡与协调。这种平衡与协调的结果,就是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追求社会保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偏向性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只能以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不能用一个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完全被证明的事实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因此,坚持罪刑法定,就是在案件事实存疑时,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认定。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权刑法、刑法谦抑理念的互动增强
  刑事法治,理念先行。若有良好的理念作为精神基石,即使制度存在不健全之处,也可能运行良好。[6]民权刑法、刑法谦抑性等理念是97刑法设定罪刑法定原则并将其作为刑事法治基石的推手。而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巩固、强化,推进了民权刑法、刑法谦抑性等理念在我国的纵深发展。
  传统刑法观念局限为社会保护观、刑法工具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市民社会逐渐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这使得国家不再能随意介入个人生活领域。即权力受制于权利,刑法不再仅是保护社会的工具,也具有了保障人权的使命。[7]正是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97刑法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才可能具备生存空间。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引领下,对于介入市民社会与市场行为,刑法也愈发谨慎且克制。
  97刑法实施的20年间,出现了诸多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导向反思市民刑法理念的案件,例如,延安夫妻家中看黄色碟片被刑拘案、[8]南京换妻聚众淫乱案[9]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刑法介入市民领域边界的广泛探讨。尽管开放的性观念还不能成为今日社会的主流观念、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在性观念逐渐放开的时代,对性的限制应该逐渐放开而不是愈发缩紧,与此相应,刑法也应当逐渐减弱而不是加强对性权利的保护。97刑法取消流氓罪,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属于聚众淫乱,事实上不会构成犯罪。如果是聚众淫乱,则其首要分子和多次参加者均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更进一步分析,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聚众淫乱只要人数达到3人以上,不论是公开地还是私密地进行,都应当以聚众淫乱罪认定处罚。但不少观点认为,多人私密的性行为,属于个人的性自由空间而不处罚。[10]这无疑表明,随着罪刑法定原则不断在刑事法治实践中的深人贯彻,人们开始认为,刑法对市民社会中的自由扩张趋势应当容忍而不应过分介入。
  刑法谦抑性力求以最小的刑罚支出,获取最大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社会效益。[11]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刑法谦抑性理念其实是源自刑法自身的一种自律、自我约束,具有限制机能,其蕴含着人权、自由、民主等先进思想,承载着自由、公正、秩序、效率等多重价值,刑法谦抑性业已成为当今法治社会的基本刑法理念之一,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97刑法实施20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等均使得刑法谦抑性理念在我国不断得到倡导,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推动下,刑法与道德的关系、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逐步被厘清。但刑法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却似乎值得人们反思。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刑法司法解释在前置性行政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刑事罚责的情况下,通过能动性解释将某种行政违法行为纳入传统自然犯的规制范围,显然属于改变立法原意,其性质等同于在创制行政法律法规,超越了司法解释权力限度。司法解释介入行政违法行为,必须秉持刑法适度介入的谦抑精神。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刑法处罚具有终极性,应当属于最后的法律手段,因为国家刑罚权的启动关涉全体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刑法谦抑性观念致力于冲淡刑罚权具备的扩张性倾向,在提升公众刑罚认同感的同时,保障行政法、民法等非刑事法律规范正常的适用环境。同时,审慎使用刑罚手段也是社会对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利益冲突较为明显,对于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应当依靠行政法律法规的优化建构与理性运作,不能形成动辄通过适用刑法促进社会高效管理的实践倾向或者惯性机制。
  司法解释频繁介入行政违法领域,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在客观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犯罪,以及如何规定为犯罪,属于立法权的职能范围,而非司法解释权承担的职责。长期以来,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思维定势—涉案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就应当寻找最为契合的刑法条文进行刑事归责。由于社会危害性概念具有天然的拓展性或扩张性,这种思维模式极易导致司法解释过度介入,不当干预非刑事领域。特别是对于有些疑难案件,在相关刑法适用问题的判断存在极大的争议,有关法律论证意见形成极大冲突、不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理应秉持谦让与克制的态度,坚守刑法介入必要性原则的刑事司法理念。否则,刑事处罚权的过度膨胀势必压缩行政执法权的行使空间。这不仅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也是对刑法谦抑性理念的突破,同时还容易导致行政力量陷入惰性执法状态。
  随着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刑法总则的犯罪论体系日益完备,形法分则的各个犯罪要件逐渐清晰。但是,刑法中个罪法定刑结构较为凌乱、量刑幅度过大。加之,缺乏精细的量刑规则,势必导致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过大。宽泛的刑罚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量刑失衡,是人权保障的潜在威胁。在明确告知国民哪些行为属于犯罪的同时,也应当明确告知不同程度的行为所对应的刑罚强度。否则,模糊的刑罚阶梯,不仅使刑罚无法发挥震慑效果,而且加大了罪轻辩护的难度,直接在实体上将被告人置于不利地位。在被推定为无罪的被告人面前,罪刑法定原则所起作用固然无与伦比;而对于已经构成犯罪者而言,罪刑法定原则的量刑意义也不应有所松弛。因为,刑罚的明确性本身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二、刑法修正的规律与趋势
  79刑法实施之后至97刑法实施之前,立法机关曾以条例、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形式颁布23个单行刑法规定。97刑法实施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开始,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立法机关总共推出9个刑法修正案。回顾刑法修正的20载春秋,对于展望刑法在未来的进一步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刑法修正模式的历史演进
  刑法修正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罪状与法定刑的方式。科学的修法模式能够正确反映犯罪的本质从而便利刑法的适用,通过这些修法技术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出当时的法律环境、修法背景以及立法者的理念和对犯罪的认识程度。刑法修正模式主要有三种,刑法修正案模式、附属刑法模式、单行刑法模式。
  刑法修正案模式。刑法修正案是对刑法典原有条文的修改、补充、替换或者在刑法典中增补新的条文。刑法修正案模式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刑法规定的统一性。当然,由于刑法条文相对较为稳定且修改要耗费相当的成本,为了应对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技术变化较大的犯罪类型,刑法修正的频率会比较快。另外,由于经济犯罪等相当部分犯罪均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法定犯,而所有的法定犯均是以经济等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的,如果有关经济法律法规出现调整,也会导致刑法修正的必要。
  附属刑法修正模式。立法者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与修改有关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例如,在有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附带规定经济、行政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这种模式能充分根据市场、经济、行政领域的特点规定犯罪;而且较能协调犯罪与违法行为的关系并易于修改。但是,这种模式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其一,由于定罪量刑的依据不是刑法典而是有关前置性法律法规,打破了由刑法典统一规定刑事责任的模式;其二,脱离刑法典设定或者完善有关犯罪的方式,有时很难与刑法典中规定的其他犯罪进行比较并做到平衡。应该看到,我国非刑事法律中的一些罚则条款,仅仅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形式来强调刑法的相关内容,而并未设置具体的罪状与法定刑。
  单行刑法修正模式。立法机关就某一类犯罪及其法律后果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对刑法进行补充和修改。如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这14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形式来颁行单行刑法,以对刑法进行补充和修改。由于1979年刑法典基于“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制订,且我国当时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刑法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重刑主义思想抬头。[12]这一时期,单行刑法修改最多的内容是增加罪名、减少犯罪成立的构成要素与提高法定刑。
  值得指出的是,有不少学者认为,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规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现行有效的唯一一部单行刑法,并认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兼采刑法典、附属刑法、单行刑法三种模式。笔者认为,此种理解不甚妥当。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8月28日颁布《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然而,当时并不存在有关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刑法规定。《决定》正是在此种尴尬境地下仓促出台。因此,《决定》的初衷并非是要独立于刑法典而对某类犯罪作专门规定,其不过是特殊背景下出于补充刑法典的目的而作出的“救火式”应对,本质上与修正案无异。在《决定》之后出台的冠以“修正案”之名9个修正案,是立法者深思熟虑与反复权衡的结果,而《决定》只不过是之前受单行刑法之立法惯性思维影响的一个仓促的尝试罢了。一言以蔽之,《决定》与修正案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对刑法典的补充,仍然属于刑法典的范畴,不能将其看作是单行刑法。我国其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事实上采用的是刑法修正案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刑法属于国家的基本法,它本身的性质要求具有一定稳定性。如果刑法朝令夕改,那么必然会使人民无所适从,也就根本没有刑法公正可言。通常而言,刑法典一经颁行,一般都要适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在刑法的内容明显落后于社会生活,并难以保证刑法的公正性实现等情况下,才能对刑法进行修正、补充或者废止。如果仍然沿用“决定”或“补充规定”的模式对97刑法进行修正,就必然会导致若干年后又要对刑法进行“伤筋动骨”的修改,这当然不符合刑法以追求“稳定性为先”的要求。另外,法律的稳定性也是相对而言的,由于立法者的智慧是有限的,而社会发展中犯罪现象的变化和发展则是无限的,要以有限的立法者智慧完全适用无限的犯罪现象变化和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是法治社会不可避免“永恒的主题”。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模式修改刑法,能在不打破原有刑法整体框架结构的前提下,用科学的方法对刑法进行局部修正。这种修法方式既能考虑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也能实现刑法修改的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就此而言,笔者认为,97刑法之后我们对刑法的修正采用了既稳健又较为灵活的修正案模式无疑是最佳选择。
  (二)民意对刑法修正的影响
  97刑法实施之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过一系列与民意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典型案例。例如,1998年张金柱酒后驾车逃逸被判死刑案、2008年许霆盗窃案、[13]2014年林森浩投毒案、[14]2016年雷洋案[15]等。当特定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公众会对案件如何处理形成民意。这或多或少会在心理层面影响检察官、法官等办案人员的判断。尽管这种方法从短期而言回应了社会公众的期待,取得了社会效果。然而,个案中的民意是短期的社会公众看法,甚至只是一种未经过科学验证的舆论观点,短期热情消退之后,往往又会出现不同看法。如果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受到短期社会公众态度的影响,显然会损害社会公众对刑事法律系统长远的制度信赖。
  刑事立法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充分吸收民意、回应民意,则为多数人所认同。97刑法之后,在刑法修正案的起草、审议和表决的各环节,从修正内容到形式,开始广泛吸收理论界、实务界的意见乃至普通社会公众的民意。应该看到,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刑法修正案确实设置上一些切实可行的规定。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情绪性立法现象。这些受一定规模的情绪化民意或舆论的影响,而非理性、妥协性地增设、修改或删除刑事法律条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良好的立法效果,并影响科学立法理念的确立,甚至可能会使司法适用遇到障碍。以最近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为例,就涉及废除嫖宿幼女罪,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情绪性修法问题。
  在刑修九草案一稿、二稿中均未提及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情况下,却在三稿中突然提出直接废除该罪名,其随意性和非理性显而易见,似乎存在较多的情绪性刑事立法色彩。[16]此外,《刑修九》第32条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造成严重后果的,处……”该罪的设置与重视打击网络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刑事政策密切相关。然而,这一罪名的设置实际上也包含了情绪性立法的因素。该罪名与《刑法》181条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罪状表述极为相似,后者的罪状表述为:“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从客观行为来看,只有“编造并传播”(即编造和传播行为同时具备)证券交易虚假信息才会构成本罪,单纯的“编造”或者“传播”行为均不能构成。但是,刑修九所增设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则表现为“编造、故意传播”或者“传播”,也即单纯的传播行为也可以构成本罪。不难发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入罪门槛明显低于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入罪门槛。这无疑表明,刑法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打击力度大于编造并传播虚假的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然而,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对社会的影响明显要大于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信息。既然如此,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入罪门槛低于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立法规定似乎并不合理。在互联网时代,民众(包括法学专家)呼吁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惩罚力度无可厚非也十分必要,但在立法活动中必须保持严谨与周密,字斟句酌,杜绝情绪化的随意性立法。唯有如此,法律才能真正被信仰和遵守。[17]
  通过刑法修正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值得称道,然而,刑事立法不应过度受到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影响。刑事责任的归咎与刑事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应当科学评估犯罪行为的实际危害与犯罪人的人身风险,将通过实证调查建立起来的社会观念建构在定罪量刑的基本规则之中,一致性地适用于所有案件。
  三、个罪增设与完善的演进
  97刑法之后的9个刑法修正案增设了不少全新的犯罪,同时也改变一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在个罪层面,主要体现为扩张犯罪边界、扩大处罚范围和降低定罪标准等内容。97刑法之后的9个刑法修正案在个罪演进上,呈现出如下重要特征:(1)关注与重视民生。例如,依法保障公民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对恶意欠薪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与身份信息安全不受侵犯等等。(2)应对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例如,历次修正案对证券期货犯罪、走私犯罪、发票犯罪、税务犯罪等都作出了全方位的修改。(3)强调惩治腐败犯罪。除了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等犯罪之外,调整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保刑法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新形势下的反腐败实践。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完善及其启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持续深入发展,97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规定难以及时反映腐败犯罪的全新特点与趋势,很多新型腐败犯罪案件经常会出现刑法适用上的障碍、困惑及难题。因此,刑法修正案多次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从97刑法20年时间里的演进反思刑事法治的时代脉动、明确刑法的应然取向,显得十分重要。
  97刑法不仅在刑法分则第八章中规定了贪污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等贿赂犯罪,而且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1997年刑法实施之后,立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进行了多次修改与完善。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行贿相对方身份范围拓展至“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相应的罪名修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地位和影响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地位和影响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一并纳入受贿犯罪体系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将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而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事处罚。这是我国坚决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重要举措。《刑法修正案(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设置在《刑法》第164条,作为该条第2款予以规定,在法定刑、单位犯罪、主动交代行贿可以从宽处罚等方面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适用完全相同的规定。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完善:(1)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最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2)完善了行贿罪的财产刑规定对行贿罪的处理也作了进一步的从严限定,目的就是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3)增加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4)增加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禁止从业性规定,从而达到一种特殊预防犯罪的目的。
  在颁布97年刑法的最初10年间,理论界与实务部门不乏完善贪污贿赂犯罪法律规定的呼声,但立法机关始终没有对贿赂犯罪进行任何修改。但是,在实践中,部分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又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的行为人实施的贪污贿赂案件无法通过刑法予以规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与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的管理秩序;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往密切的“近亲属”、“身边人”、“关系人”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影响大肆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撼动了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我国政府签署以及立法机关批准《公约》之后,我国刑法一直没有显示出通过法律完善实现与国际反腐败立法实践接轨的迹象。正是基于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在上述方面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从2006年起,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连续多次对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进行调整,不仅直接修改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刑法理论与实务中要求拓展贿赂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与《公约》全面接轨等一系列立法建议。可以预期的是,立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的建议似乎不会无动于衷,连续修改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范恐怕也不是一个暂时、偶尔的现象,根据现阶段刑法修正案的制定节奏,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有可能进入了一个相对频繁的立法通道。
  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解释性文件与刑事立法保持着相适应的实践节奏。1997年刑法实施之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工作导向整体上定位于为惩治贿赂犯罪设定基本的办案标准。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为检察机关查处、起诉贿赂犯罪提供了量化标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经济犯罪纪要》)对受贿犯罪若干实践疑难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解答,但其中的司法规则基本上属于对典型贿赂犯罪实践把握与法律适用的指导性意见归纳。虽然这一期间,司法实践中一直不乏全新的贿赂违法犯罪形式,实务部门受困于刑法规范的字面含义,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或随意认定相关疑难贪污贿赂案件。然而,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实施之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逐渐进入高潮。
  2007“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交易型受贿、干股型受贿、理财型受贿、特定关系人受贿等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制定了司法认定标准。[18]2008年“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所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提供了统一的司法判断规则。2009年“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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