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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安情报众包探索
【作者】 倪春乐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公安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众包;公安情报众包;公安情报机制创新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7)02-0057-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57
【摘要】

众包是能激发和利用众人智慧的生产组织机制。“互联网+众包”的创新理念与公安情报工作有内在契合点。新时期公安情报工作需要拓展互联网移动终端资源和社会参与活力。“互联网+公安情报众包”能充分利用社会竞争激励机制,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众筹情报信息、发包情报问题方案。“互联网+公安情报众包”需要特定条件的支撑和一体化管理的维护,同时其内在的侵权、虚假和泄密风险也需要进行有效管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062    
  
  众包(crowd-sourcing)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能充分发掘众人智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众包主体通过某种激励机制将原本属于特定领域的专业问题置于一定的开放空间,利用大众的讨论和参与获取竞争性解决问题的信息和方案。在社会实践中,个体对知识和信息的掌握都是片段和局限的,“众人之智”大于个体是一个基于常识的相对正确的判断,因此,众包方式具有比较优势。然而,任何所谓的“集体”、“群体”、“大众”等描述众人集合的概念在外延上都有大小之分,而众包解决问题的效果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集合体的量度。“互联网+”给众包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它打破了社会主体参与众包的空间和地域限制。如何利用“互联网+”条件实现众包效果的更优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公安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安情报工作兼有社会性和专业性的特点。传统的公安情报工作更多地采取封闭、半封闭的工作模式。“重专业性保密、轻公众性参与”的情报工作理念和方法是与特定社会条件相适应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理念和方法逐渐受到冲击和挑战,其弊端也开始显现。在“互联网+”成为社会生活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安情报基础工作开始扩展阵地,网络阵地控制和网上情报搜集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逐步提升,这是根据时代发展做出的科学调整。然而,公安情报工作仍采用公安机关主导下的由专门情报部门和人员实施的“由上而下”的专业性情报信息处理机制。情报工作犹如一台水泵,需要不断找寻出水点,进而汲取水分。在社会空间不断拓展,人们的信息交流不断虚拟化的背景下,现有的情报信息处理机制可能会遭遇“出水点”难找或“水泵数量不足”的困境。笔者认为,众包在一定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可以拓展一种“由下而上”的情报机制,形成“水源涌动”效应,从而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公安情报工作顺利发展。
  一、众包原理及其在公安情报工作中运用的可能性
  (一)众包的原理与实践
  从字面来看,“众包(crowd-sourcing)”即竞争性的工作任务分包。实际上,英文中的“crowd-sourcing”一词是指“多种来源”,它不仅指对某一工作任务的多头竞争性分包,即“众包”;还指情报信息或方案的多头来源,即“众筹”。[1]
  作为一种工作机制,众包最先在商业领域使用,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加拿大Goldcorp公司的众包方案。Goldcorp公司所拥有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红湖地区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矿区之一,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遭遇了资源枯竭和资本短缺的困境。Rob McEwen作为多伦多子公司总裁投入1000万美元在红湖地区继续勘探,结果有重大发现,但公司内部专家始终无法准确估计储量和矿点位置。于是,Rob McEwen发起“Goldcorp挑战赛”,公司提供57.5万美元的奖金吸引参与者通过其网站提供方案。结果虚拟探矿者利用公司提供的数据标示出110多个勘测目标。这种以挑战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被称为“Goldcorp”规则。它通过激励性竞争机制,在核心商业机密领域引入众包方法,发挥了多学科专业人员的智慧,成为了商业创新的典型。{1}
  从传统社会条件下“众人智慧”的借用,到“互联网+”环境下复杂问题的解决,众包的魅力越来越为人所认可。随着互联网不断成为人际和社会交互的纽带和条件,人们对“互联网+”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众包优势也展开了关注和研究。在《众人的智慧》一书中,James Surowiecki提出,众人意见要比专家意见更优,需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观点的多样性,即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多视角的思维和知识融合效应;二是独立性,即避免产生趋同和集体迷思;三是分散化,使参与者能充分利用其个体知识和地方策略;四是聚合性,即要通过某种机制让个体意见最终形成集体判断。{2}
  实践证明,众包可以在传统人际关系中实现价值,而互联网的出现又给众包带来了效果上的实质性跨越,使其成为了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生产组织方式。2006年,Jeff Howe在美国杂志Wired上发表文章,正式对互联网背景下的“众包”( crowd-sourcing)一词进行界定,认为“众包是一个团体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3}
  与传统众包相比,“互联网+众包”无疑具有新的优势:一是工作的开放性。互联网营造了发布任务的超大型民众社区,任何人都可以依靠开源生产的形式参与其中。{4}二是大众参与性。众包任务不是流向特定主体,而是通过互联网载体进行发布。理论上,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能联接互联网,任何个体都能主动介入。三是组织无边界。众包参与者不受雇佣关系约束,其组织结构以解决特定任务为导向而发生动态变化。这种自由调控的灵活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资源损耗。四是智慧创新性。众包的本质是开放式的大众创新,通过激发群体的智慧,达到意想不到的创新效果。{5}
  (二)公安情报工作与众包原理的契合
  从功能角度讲,情报来源于信息而高于信息,它是社会主体通过搜集、整合、归类、研判等环节加工提炼出来的由特定主体用于决策的有效信息。因而,情报的获取既有开放性,也有封闭性。有效的情报工作需要开放畅通的信息纳入,而高效的情报价值需要相对封闭的利用空间。没有开放的信息通道,情报工作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失去专属性的情报,其价值也必将大打折扣。
  情报工作是公安基础工作之一。公安机关通过充分的情报工作在宏观层面上制定有效的社会治安治理对策,在微观层面上指导具体违法犯罪案件的科学处置。然而,公安情报工作本质上仍是信息处理和应用活动。从情报工作内容看,单向情报流程包含输入(搜集)、处理、输出(应用)三个阶段。输入和输出是情报流通的两端,而情报处理则主要是指对情报的存储、整合和研判。
  公安情报的搜集,也即输入是情报工作的首要环节,包括开源情报的获取和专属情报的获取两种方式。所谓开源情报,是指为满足特定的信息需要而从公开的社会信息中获取的情报。对于公安情报而言,开源情报的获取关键在于广辟情报源头,即所谓“众筹信息”,这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专属情报是公安机关通过专门化的搜集工作获取的情报,它一般不为社会大众所知悉或察觉。为保证情报效用,专属情报以相对保密为工作原则。
  公安情报的处理是情报工作的第二个环节,它是一项专门性的情报信息管理工作,是公安机关情报部门及其人员以一定的情报需求为导向,按照信息原理进行的情报二次加工。其目的是通过对情报信息的归类整合与定向传递,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提炼有价值的信息要素。这项工作在性质上具有保密和程序封闭的特点。来自北大法宝
  公安情报输出是情报工作的第三个环节,其实质是对情报产品的应用。即以情报信息为基础指导公安工作战略制定、策略设计和案件处置。鉴于公安工作的社会治理属性,绝大多数的公安情报输出都需要在社会交互的环境中发挥功能,这就决定了公安情报输出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社会参与性。
  因此,从整个公安情报工作的基本内容看,在公安情报流程的出入两端都有需要解决的特定任务,且不排斥特定条件下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可以说,公安情报工作在特定情形下具有众包的需求和可能。另外,从工作机能看,众包一方面从分散的人力情报资源中收集数据,另一方面以对终端用户有用的方式进行信息整理和分析,这也符合公安情报工作的规律。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情报的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知悉面的大小。如果一项情报信息不仅公安机关能掌握,而且普通大众,甚至违法犯罪人员也能掌握,那么其社会治理功效的发挥,尤其是指导防范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功能的发挥必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公安情报工作有其专门化属性。它需要在对大量普通社会信息(表象)进行专业分析、评估、判断的基础上得出情报信息的专业性内核,这是一般公众难以实现的。因而,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公安情报工作坚持适度开放的理念和心态是必然趋势,这也说明“互联网+”条件下社会公众作为情报源的开放性与公安情报工作的保密性和封闭性并非绝对矛盾。只要控制好情报信息加工过程,公安情报在社会交互中的开放性是利大于弊的。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条件下,鉴于众包的“接包方”是社会大众,有人认为这可能会产生公安情报的专业性与社会信息的一般化之间的矛盾。其实这是对公安情报所谓“专业性”的误解。现实中,普通民众实际上是“乡土专家”,对社区生活具有广泛和持续的观察体认,能准确判断社区和社会生活中的正常与反常,因而在主体上作为公安情报源是适格的。事实上,在公安情报工作中,我们一直认可并努力发挥大众的情报源作用。警务热线和社区警务模式就是在一定层面上试图激发社区和普通大众参与公安情报工作,只是与“互联网+”相比,这些传统方式没有比较优势,在新的人际交互模式下日益显现出缺陷和不足。[2]因而我们需要在“互联网+”条件下构建一个更便捷、更广泛且更具参与性的创新机制。通过互联网的众包即是方式之一。
  不可否认,当前的公安情报工作存在诸多困境,可以说传统的由官方(警方)主导、自上而下的情报机制在互联网信息社会条件下正面临着深层次挑战。在人力情报层面,传统的阵地控制尽管仍能发挥作用,但随着行业变迁和人际关系形式的变化,大量传统阵地已随互联网的发展演变出新的形式,网络阵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即便是在网络阵地的控制和情报搜集上,有限的警力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世界也难免力不从心。在技术情报层面,尽管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社会面监控技术的覆盖,电子监控和情报搜集也扩大到了公共社交网络领域。但是技术情报所传输的海量信息难以有效处理。正如美国“棱镜”计划一样,其仅有电脑而没有人脑参与导致缺乏明确清晰的目标对象和有效的信息指示[6],导致规律探寻、情境创设和数据关系分析方面存在缺陷。而互联网条件下的情报众包则恰恰能将数据和电子技术与人脑的情境化分析判断能力相结合。
  二、“互联网+公安情报众包”的运行机制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交流渠道,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形态。“互联网+”作为创新的发展形态和业态,将进一步促进个人和群体创造。众包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典型创新模式之一,它是互联网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的互动与演进。传统意义上,公安情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专门性工作,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其局部流程和内容恰恰需要一定的开放性作为前提条件,其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并不完全排斥公众参与。因此,至少在公安情报的输入和输出环节上利用“互联网+”实施情报众包,具有现实的创新意义。
  (一)公安情报众包的模式与条件
  公安情报众包既要满足公安情报工作的特定要求,又要遵循众包的基本原则,具备众包的基本条件。而当前“互联网+”为公安情报众包提供了广阔的公众参与平台,使其形成了相对竞争的空间,进而促进了情报资源优化。
  首先,公安情报的输入输出环节为实施情报众包提供了空间。在情报输入环节,公安机关需要不断扩大广义的一般舆情社情和具体案件的情报线索两方面的情报来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互联网网络交流的匿名性和自媒体带来的实时性进一步提升了大众参与的欲望和能力,为公众参与公安情报输入、扩大情报来源提供了更大空间。在情报输出环节,尤其是在具体情报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上,基于公安工作与民众利益攸关,加之一些公安情报议题本身所具有的悬疑性所带来的刺激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众参与度。
  其次,互联网为实施公安情报任务众包提供了平台。互联网除了没有组织界限和空间限制使参与者具有广阔性外,其匿名性也使参与者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加入到公安情报问题的讨论上;其交互性更使原本零碎、片段化的情报信息在“同行审查”中不断提高精度和准度。这一切都为众包任务的完成创造了最佳基础条件。当然,我们所探讨的公安情报众包不是在初始状态的互联网环境中完成的,它需要在互联网环境中开辟特定的渠道和空间。[3]
  最后,不特定接包方的竞争为实施公安情报任务众包提供了最佳人员与信息组合。从众包的一般规律看,众包任务的接包方多为精通众包任务领域的专业人士或组织。但是,公安情报任务本身具有社会性和专业性双重特征,在情报输入环节,情报的社会开放性更为显著。因此,公安情报众包完全可以由非专业的兴趣爱好者或社区参与者承担。况且网络社会的群体和个人在知识构成和专业融合度上具有跨时空结合的优势,人们可以基于共同的目标在竞争机制调控下形成最佳的人员和信息组合。因此,公安情报众包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情报任务发包方与不特定接包方之间形成供求与互动关系,而接包方之间的横向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情报问题方案的优化。
  发包方、互联网平台和接包方三者共同构成了公安情报众包的基本架构和主要关系。但是,在具备这一骨架的前提下,我们认为,要使“互联网+公安情报众包”运转良好,并产生预期效果,还需完善如下条件:
  首先,构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体化情报网络和移动终端平台。公安情报众包的平台是互联网的应用形态,而非互联网本身。为确保公安情报众包有效运转,公安机关需要通过应用软件设立一个全国一体的网络终端平台,用户(即大众参与者)通过身份认证进入该交互平台,并在匿名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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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Jesse Roy Wilson. Goldcorp Crowdsourcing: An Industry Best Practice For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J].JFQ,2013,(2):21.

{2}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Economies,Societies,and Nations[M].New York:Doubleday, 2004.

{3}{8}{10}Howe J.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Wired, 2006,(6):176-183.214.227.

{4}NAMBISAN S. The global brain your roadmap for innovating faster and smarter in a networked world[M].NY: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2007. 22-67.

{5}吴金红,等.基于众包的企业竞争情报工作模式创新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1):90-91.

{6}{7}Bryan T. Coultas. Crowd-sourcing Intelligence to Combat Terrorism:Harnessing Bottom-up Collection to Prevent Lone-wolf Terror Attacks[Z].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CA. 2015.32.58.

{9}ZHANG. Motivational affordance:reasons for ICT design and USE[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8,(11):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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