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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关于我国加入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探讨
【英文标题】 Discussion about the Accession to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1969)
【作者】 徐杰【分类】 国际法学
【期刊年份】 1996年【期号】 4
【页码】 2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18    
  
  当代的“条约法法典”——《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1969年5月23日由联合国维也纳外交会议通过并开放签字,并于1980年1月27日生效,截至1995年7月31日,已有78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该公约,其中包括俄罗斯、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埃及、墨西哥等国。美国、巴西、伊朗、肯尼亚、巴基斯坦等22个国家虽签署了公约,但尚未批准。公约是一个专门处理条约法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是“成功的国际法编纂和良好的条约法典”,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和达成国际间的合作”,[1]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尚未加入该公约。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对外交往增多,签约量剧增,国际威望日益提高。面对这一新的态势,我国应积极考虑加入公约,以进一步规范我国的缔约活动,有效地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基于此,本文拟建议我国加入条约法公约,并就公约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公约的缔结背景
  作为国际法重要渊源之一的条约,是国际交往中一种最普遍的法律形式。但长期以来,各国缔结条约主要依据国际习惯法、国内法及其实践,缔约规则不一、内容也不明确,有碍于国际交往。故一直有人主张对条约方面的习惯加以编纂,使之成为成文法则,以克服缔约规则停留于习惯法阶段的种种缺陷。最早力主编纂条约法规则的是美国国际法学者菲尔德,他曾编写过《国际法典大纲草案》,其后又有不少个人和学术团体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如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研究组于1935年编写出《条约法公约草案》。这些私人或学术团体所进行的编纂虽纯属私人性质,不具有官方编纂的权威性,但仍有一定的影响。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进行过编纂国际法的尝试,由于国联行政院不太重视而夭折。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13条第一项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并提倡国际法之逐步发展与编纂。”[2]据此,1947年联合国成立了以“编纂”和“发展”国际法为已任的国际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的辅助机构。该委员会根据习惯国际法和各国实践于1949年开始起草工作,先后推荐了四位专题报告员,由他们草拟条文草案,然后由全体委员逐条反复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经过这些“在国际法上具有公认的能力”的委员们的辛勤劳动,他们最后于1966年拟定了条约法公约的草案。为了召开国际会议制定条约法公约,联合国大会分别于1966年12月5日和1967年12月6日通过了关于召开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的两项决议,即2166号决议和2281号决议。根据决议,联合国分别于1968年3月26日至5月24日和1969年4月9日至5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两次条约法会议,大会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条约法草案,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审慎的修改,公约终于在1969年5月22日以79对1票,19票弃权获得了通过并开放签字。根据公约第84条的规定,该公约因35个国家交存了批准书和加入书已于198。年1月27日生效。会议期间,由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台湾当局盗用中国名义出席了上述两次会议,并于1970年4月27日在公约上签字。徐杰:关于我国加入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探讨
  二、公约的主要内容
  公约旨在调整国家之间的缔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整个条约包括序言和约文部分,计八编85条和一个附件,现就其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一)第一编“导言”,规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和公约用语的定义。公约第1条、第3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国家间的条约,不适用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所缔结的国际协定或非书面的国际协定,这与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国家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缔约关系应由1986年在维也纳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调整,目前该公约尚未生效。
  (二)第二编“条约的缔结及生效”,规定了缔结条约的能力、全权证书、约文的议定和认证、受条约拘束的方式(签署、换文、批准、核准、接受、加入)等事项。此外,公约还规定了条约的保留制度和临时适用等。公约对条约的保留问题作了较为灵活的规定,依据公约第19条规定,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可提出保留,但如该项保留为条约明文禁止或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符,则不得保留。条约法公约对公约本身的保留没作具体规定,但公约开放签署后的实践表明,缔约国是可以提出保留的。在公约现有当事国中,有29个国家在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时提出了保留。
  (三)第三编“条约之遵守、适用及解释”,规定了条约法的基本原则、条约的适用范围、条约解释的规则以及条约对第三国的效力等。
  (四)第四编“条约之修正与修改”,规定了条约修正及修改的通则及多边条约的修正规则。依公约第39条的规定,经缔约各方同意可对条约进行修正和修改。
  (五)第五编“条约之失效、终止及停止施行”,规定凡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以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获结的条约均属无效。此外,一国可援引条约有重大错误、缔约他方有诈欺行为或贿赂其代表的行为等理由,不受该条约的拘束。公约还规定了因条约到期、一方违约、情势变迁、断交等情况而引起的条约终止和停止施行,以及解决条约争端的程序。上述规定中有关条约无效的规则,对于维护条约的合法性,维护正常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他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六)第六编“杂项规定”,规定了国家继承、国家责任及发生敌对行为所引起的关于条约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断绝外交、领事关系或无此种关系与条约的缔结、以及关于侵略国的问题等。
  (七)第七编“保管机关、通知、更正及登记”,规定了条约的交存、保管机关的职责等。依公约第80条的规定,条约应于生效后送请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或存案并公布之。
  (八)第八编“最后规定”,规定了条约法公约本身的签署、批准、加入和生效等事项。
  (九)附件,规定了解决条约争端的和解程序。
  可见,条约法公约的内容相当全面详实,是一个关于条约制度的比较系统的国际法规,堪称现代国际“条约法典”。
  三、公约的特点
  条约法公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公约在全面编纂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某些方面对条约法有关规则作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公约全面系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相当的权威性,事实上,就是公约非当事国在实践中也是参照公约的规定行事的。
  (二)公约体现了新独立国家的观点,因而具有进步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国家经过斗争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纷纷独立,形成了第三世界,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这对建立在国际社会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反对以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为特征的传统国际法,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参与国际法的“立法”工作。国际法委员会自1949年起草条约法一直到1961年,其工作仅于编纂条约法,并未“采取公约的形式”[3],委员会的工作从限于对条约法只作说明性的叙述,转变为为缔结条约法公约准备草案,这样做的理由是:“第一,一个说明性的法典,不论编纂得多么好,在性质上也不能象一个公约那样有效地巩固法律,而在很多新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新成员的今天,条约法的巩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通过一个多边公约来编纂条约法,将使所有新国家有机会直接参加该法的制订工作,如果他们希望参加的话;而且在本委员会看来,为把条约法置于最广泛和最稳固的基础之上,有它们参加编纂工作,是非常需要的。”[4]国际法委员会的这一决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合变化了的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新独立国家的参加不仅对条约法公约草案的顺利完成,而且对条约法公约的内容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新国家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加给他们的侵略性、奴役性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类条约在国际法上非法的、无效的。由于新独立国家的推动,国际法委员会在讨论条文草案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条约法条文草案不能承认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条约。这种条约在很多情况下是殖民制度的产物”[5]。因此,条约法公约第52条规定:“违反《联合国宪章》中所包含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的威胁或使用而获得缔结的条约无效”[6]可见,新独立国家的立场对于条约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三)公约不仅编纂现有的习惯法,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发展了条约法规则。有关条约的习惯规则源远流长,相当丰富,公约不仅确认习惯规则,又根据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原有的习惯规则有所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我们知道,“条约对第三者既无损又无益”是一个古老的习惯法规则,条约法公约对此予以确认,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但与此同时,公约又规定了条约可为第三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的条件。[7]关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公约规定“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国善意履行。”可见,公约不仅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予以明确确认,而且对该原则有所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公约对该原则的限定条件是:条约必须是“有效的”。根据国际法,有效的条约必须是合法的条约,如果一个条约是在胁迫等不平等情形下缔结的,那它就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的,这种条约不仅不应当遵守,而且应当依法予以废除。因此,公约的规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公约首次确认强行法规则,具有积极意义。在公约缔结之前,“关于一般习惯国际法规则具有强行法抑或任意法性质的问题,国际法传统理论中并无明确答案。”[8]公约起草者经充分讨论,认为国际法上确实存在某些不得违反,必须予以遵守的一般性规则,如果一个条约与一般国际法强行法规则相抵触,是无效的。公约第53条对强行法规则规定如下:“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9]这一规定并没有赋予强行法以明确定义,关于强行法规则产生的程序及其范围和内容就难免众说不一。但总的来说,强行法规则第一次在条约法公约中得到确认,表明世界各国已逐步认识到保护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不受个别协议或行为的损害,同时也体现了国际关系正趋向法制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为私利而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这不能不说是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对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建议我国加入公约的理由
  建议我国加入公约的主要考虑是:
  (一)公约本身是一个较好的国际法文件,它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经过多年的努力,对业已存在的国际法习惯规则加以编纂和发展的结果。它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并经过激烈争论中诞生的,是一个能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公约。它一方面系统地编纂了国家间缔结条约的基本法律原则,把习惯条约法陈述得更为明确,从而使其适用不会引起大的争论;另一方面,它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特点,制定了一些新的条约法规则,从而适当地发展了条约法。公约是一个普遍性的、广泛适用的国际法文件,它把整个条约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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