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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犯罪预防
【英文标题】 Constructing Legal System for Juvenile and Crime Prevention
【作者】 李玫瑾【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犯罪预防 未成年人 法律体系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32
【摘要】 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由于左右犯罪数量与性质的犯罪人主要是惯犯和累犯,而这部分人大多有早年犯罪史,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就成为预防犯罪的关键。这种预防不能仅针对未成年人和局限于犯罪范围内,而应通过立法治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同时,应以法律方式对未成年人的早期危害倾向进行干预;还应通过法律处罚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教育与保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097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程,犯罪问题,包括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犹如顽疾始终困扰着发展中的我国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严打整治,到90年代先后出台的两部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时至今日,犯罪现象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仍然形势严峻。
  笔者认为,犯罪与社会的关系犹如疾病与人体的关系,某些疾病属于有机体的系统问题。由系统引发的疾病应通过对有机体形成疾病原理的研究进而调整整体关系才能治愈。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就属于这一类社会疾病。事实上,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从来就不是“未成年群体”本身的问题,它往往是一些社会问题的结果而不是社会问题的原因。
  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整体和谐性,要求我们在面临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不能只顾一点而忽略整体、不能只顾眼前而忽略长远考虑。在预防犯罪以及通过法律体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更要把握这一原则。
  一、从发展的眼光解析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在现实中,人们常将“青少年”与“未成年人”视为相近的或相同的问题来谈,从严格意义上讲,“青少年”与“未成年人”属于不同的层面。因为,若从统计的角度观察,18岁至25岁的青年是犯罪率[1]最高的人群,而14—18周岁的少年犯罪率次之[2]。但是,若从预防的角度观察,居于犯罪率次位的“未成年人犯罪”更值得关注!甚至,还有一部分14周岁以下、根本没能纳入犯罪统计的未成年人案件,更有预防的意义!
  (一)犯罪预防的重点是惯犯和累犯。早在1872年,犯罪学创始人龙布罗梭(Lombroso 1835—1909)就提出,“在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必须首先了解犯罪人”[3]。了解犯罪人,这是犯罪预防的基本前提。根据笔者20多年的犯罪研究,重点预防的对象应是惯犯与累犯。
  所谓惯犯是指以将犯罪视为经济来源或生活的主要方式、甚至乐趣的人,他们会不断地反复实施同一类犯罪行为。并在具有“充分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地逃避警察对他们的抓捕和法律对他们的制裁。如:惯偷,重、特大系列案件的始作俑者。有的惯犯甚至从未有过刑事处罚记录。这一特点也是区分惯犯与累犯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惯犯对社会的危害是持续性的、重复性的,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犯罪案件的数量。
  累犯则指受到刑事处罚后,在5年以内重新犯罪的人员。既然已经受到过处罚,这部分人的法律意识应该明显高于初犯群体。但他们仍然选择可能被从重处罚的犯罪方式生存,这意味着他们的主观恶意非常强烈。从实践看,累犯大多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心态。他们不作案则已,作案必定是危害极大的重、特大系列性案件。显然,累犯对社会的危害在性质上要重于惯犯。
  从上述分析看,决定一个社会犯罪数量与性质的犯罪人员当属惯犯和累犯。因此,减少惯犯与累犯的形成是预防犯罪的关键。控制这两类犯罪人的形成对于社会整体的安定与犯罪预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惯犯、累犯的犯罪始于未成年期。通过对惯犯、累犯的犯罪经历分析可发现:许多持续并严重危害社会的惯犯和累犯,其问题的出现大多在未成年时期。许多相关的调查也表明,十多岁的少年时期(feen-age)是发生初次违法行为的高发年龄段。
  据英国1996年的犯罪调查发现,18岁以下的少年犯每年犯有700万起罪行。[4]另据1996年英国内政部《青少年和犯罪》上公布的结果看,14岁是旷学的普遍高峰期;15岁是违法和吸食大麻的高峰期;16岁是吸毒的高峰期;犯罪的高峰年龄是16岁的男性和21岁的女性。[5]美国也曾有过调查:16—18岁为犯罪的高峰年龄。[6]
  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根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仅公安机关统计的14岁至18岁的违法少年或构成犯罪的少年数量就占全体犯罪人员数量的20%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未到14岁,却已做出事实违法行为的人员数量。此外,根据2001年到2003年社会及媒体相当关注的大案主犯情况观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第一次受到法律处罚的年龄均在20岁以下。根据我国学者邬庆祥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7]: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14周岁以下)和出现违法犯罪行为(14周岁至18周岁),其重新犯罪率明显高于成年刑释人员。而且,“第一次违法犯罪时的年龄越小,犯罪恶习就越顽固,越难以矫治,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其中,“第一次作案在7—10岁的少年重犯率为38.5%;11—14岁少年重犯罪为24.7%;15—18岁少年重犯率为11.3%”。[8]
  综上所述,尽管未成年人的犯罪数量不占绝对多数,其犯罪率也不居首位,但是,这一阶段是人生中容易出现不良行为的年龄段,而且,人在这一年龄段出现违法犯罪后,其后果远远越出行为本身的危害。因此,将预防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预防未年人犯罪需要投资。若请相关部门考虑“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进行财政预算”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话题,因为,这种预防似乎无法测算。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社会将为一名已经犯罪的少年付出的代价”时,人们应该能够算出这二者的轻重。
  英国曾做过调查与计算:每当一名少年罪犯被判刑,社会就必须为他在每一年内付出2500英磅[9]。中国目前尚没有见过相关的整体调查与计算,但从一个马加爵案件就可以看出:我们为抓捕马加爵付出的悬赏费、印刷通缉令的费用,为侦查、追踪等而付的交通费、加班费,审判马加爵启动的司法活动费,还有看押监管费以及云南大学给受害人的安抚费等,仅涉及一人的案件就花费上百万元。尽管马加爵案件是较为特殊的案件,但是。任何一名少年犯在被判有期徒刑前后,社会不仅必须为启动侦查、起诉、判决等活动付费,还必须为其付出监狱建设费、监管费、管教人员工资费、矫正性教育、培训、卫生等费用。此外,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有时更是无法用价值估量!更重要的是:由于少年在生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情况下发生了这一切,这种“犯罪的污点”有时会使其付出一生的代价!许多违法者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成为惯犯或累犯,进而使社会面临造成更大损害的后续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计算:如果将这笔费用预支,以同等的资金、同样的财力对异常家庭的未成年人进行社会救助;帮助那些家庭有缺陷或经济极度贫困的少年不流落街头、不辍学,让所有适龄学生接受基本的教育,开办特殊学校对异常少年及早进行社会干预;进行强制性收留和教育;资助那些志愿从事少年犯罪预防工作的退休或下岗人员替代忙于生计的父母去关爱那些情感失落的少年等……结果又将如何呢?将主动的预防投资与被动的司法活动进行一下权衡,孰轻孰重?是否能够一目了然?
  笔者认为,犯罪预防比打击犯罪更有价值。然而,这种预防性投资需要社会的一种远见与牺牲,同时也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保证或实现。
  二、如何预防:观念改变——长期努力——法律操作
  (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能只将目光盯住“未成年人”。笔者在长期的犯罪心理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许多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周围的成年人身上,是他们身边的成年人造就的恶果。
  大量的案例可以证明:许多残忍、冷漠、狠毒的犯罪人大多在其童年有过无助、缺乏亲情与关爱、生活坎坷的经历。一些父母对其子女生而不养、养而不教,他们只顾自己做生意、打麻将、争吵、离异、婚外情、酗酒、粗暴、出走……纵观犯罪主体,凡是在未成年时就开始出现行为问题的少年,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人格障碍,绝大多数的少年都是其父母所为的结果。因此,笔者多次呼吁,对于未成年人,特别是不满14周岁的少年出现严重危害行为时,若因其不满14周岁而不能为此负刑事责任时,应当由其父母为其负部分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是监护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有责者!同时,对于出现轻微行为问题的少年,应当令其父母去读“家长学校”,因为,只有改变他们的行为,才可能改变孩子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许多社会角色都有“资格认定”问题,资格评估与认定可以决定一个职业的整体水平,同样。不称职的家长行为的结果不仅影响孩子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造就的问题少年可能对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与破坏。
  (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能只将目光盯住“犯罪”。人们通常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是社会不良因素影响或刺激的结果,这一认识并不完全准确。笔者认为,成年人的某些善意行为或自以为是的行为也是少年出现异常行为的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成年人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体力、智力、社会能力等都处于弱势状态。他们在得到以父母为代表的成年人的抚养同时也受制于成年人。换言之,少年以犯罪的方式对待社会,有时是因为他们无法以独立的群体和成熟的意见来表达他们的意愿,甚至是强烈不满的结果。因而,违法和犯罪的方式有时恰恰是他们某种心理感受的表现或表达!譬如:一些父母或教师只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为此,他们剥夺孩子的时间支配权、适当的玩耍权、交友权等,导致少年对成年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教师,甚至这个社会)充满了无名的愤怒,甚至有时是绝望!有的孩子因此而发生反抗行为,如:离家出走。再如:我们教育方式中一些无情的优胜劣汰的方式,使得一些具有认知障碍的少年深深地感受着自己的失败,进而丧失对学校的兴趣,丧失做人的自信与努力,最后由课堂上的捣乱者,到学校的逃学者,再到社会上的问题少年。
  因此,成年人在对待少年行为问题时应该反省:我们是否了解少年的感受和心理?我们是否反省过:作为父母、作为老师、作为传媒工作者,我们为孩子提供的生活空间是否合格?应该认识到:仅有爱是不够的,尊重、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尊重和维护孩子们的各种权利与自信,也是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依法进行社会常规性操作。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曾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治安。那时人们认为,随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犯罪现象会越来越少。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动乱时期后开始面临严重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时,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最初只将这种犯罪问题视为“文革”的后遗症,即短期的社会问题。同时认为,只要严厉打击就能控制。时至今日,这种“严打”仍然是我们对付犯罪的常用手段。但是,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上,这不是最好的方法!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严厉打击处理的一批青少年犯恰恰成为90年代中、后期,甚至是当今重大案件的制造者。因此,我们对待青少年犯罪问题应该慎用或少用“严打”的方式。
  我们需要认识的观念是:“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是人类在生存发展、争取更多个人自由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享受因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同时必须经历的诸种现代文明的疾病之一。譬如:网络的发展,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信息、研究、交流、经商、设计等诸多便利,另一方面却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甚至无奈的苦果,诸如未成年人迷恋网络,深受网络负面影响,甚至因此发生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例已不胜枚举。再如:都市化生活和职业社会化的趋势,使得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家庭成员相处时间由长变短;父母影响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保姆、幼儿园阿姨、学校老师,甚至是电视和网络!许多呀呀学语的孩子最初的言语竟然是广告词。因此,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成为一种常规操作,应作长期努力。而且,最好的社会操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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