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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英文标题】 The Limitation about Our Legislation on Exac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and Its Amendment
【作者】 李玉萍【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罪 立法 证明责任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
【页码】 116
【摘要】 我国现有预防和惩治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和实体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由此导致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绝。为有效地惩治刑讯逼供犯罪、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应当对现有的相关刑事法律进行修订,并确立明确的证明责任规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136    
  
  刑讯逼供是指以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一种非法行为。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并规定对刑讯逼供者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刑讯逼供所得口供也应予以排除。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刑讯逼供行为仍屡禁不绝,恶性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常常见诸报端。但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诉讼却很少,起诉后能够赢得法院裁判支持的更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当前有关刑讯逼供行为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不够科学,对程序法意义上的刑讯逼供和实体法意义上的刑讯逼供罪的证明责任未加区分,由此导致大量的刑讯逼供行为难以得到证明。本文拟就我国有关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以及如何完善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各界对“刑讯逼供”这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的关注。
  一、我国现有刑讯逼供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制定了对刑讯逼供案件进行侦查的立案标准,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2)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3)造成冤、假、错案的;(4)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5)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
  以上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司法机关对刑讯逼供罪的有效追究。具体分析如下:
  (一)根据现有《刑法》的规定,对刑讯逼供罪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则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刑法》的这一规定与犯罪构成原理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不协调。
  其一,该规定违背了犯罪构成的协调性原则,使《刑法》条文本身之间不协调。协调性原则要求,在同一法律条文中,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的罪名应保持不变,以体现这一犯罪本质特征。同时为有效地制裁某种犯罪行为,在适用刑罚上可参照与其相同性质或相同危害后果的罪名的法定性处罚。[1]据此,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在定性上仍属于刑讯逼供罪,只是在量刑上可以参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但是我国现有的立法却采用了“分罪处罚”模式,这不仅有违犯罪构成的协调性原则,更重要的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应当注意的是,定罪的前提必须是“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当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原因是过失时,如何定罪就成了问题。而在实践中因过失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却较为普遍。由于现有法律规定不严谨,出现了对某些刑讯逼供行为进行追究时的立法空白。
  其二,该规定与《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不协调,可能导致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双重缺失。根据我国《刑诉法》中有关立案管辖的规定,刑讯逼供罪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样,在追究刑讯逼供者的刑事责任时,就可能出现管辖权的变更问题,这种变更一方面造成诉讼期间的延长,影响诉讼的效率;另一方面形成了由公安机关对其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进行调查的局面,由于是“自己人追究自己人”,往往难以下手,即使侦查机关公正执法,也难以打消控告人或被害人的怀疑和顾虑,从而影响执法的效果。而且在刑讯逼供案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刑讯人的伤会逐渐痊愈,也会给取证和最后定罪造成困难。而“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2],而“分罪处罚”的立法模式则显然无助于“迅速和及时”地惩治刑讯逼供行为。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标准太高。这既同我国《刑诉法》所规定的立案标准相抵触,在客观上也使得很多刑讯逼供案件不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首先,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对的不立案的理由则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条件除了要存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具备所列的五种情形之一,否则,就不能立案,这实际上是自行提高了刑讯逼供案的立案标准。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案规定,刑讯逼供罪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才能立案:一是有证据证明存在肉刑或变相肉刑。在实践中,对于肉刑的证明,如果被害人身上有伤则较容易证明,但是如果被害人身上无伤或未能合理有效地说明其伤势系刑讯逼供所致时,则检察机关一般不予立案;而对于变相的肉刑,如长时间不让睡眠的连续审讯、长时间的冻饿、日晒雨淋等刑讯逼供行为,被害人则很难提出证据进行证明。二是有证据证明存在前述最高检察院规定的五种立案情形中的一种。但是有关上述五种情形中的任何一项的证明,对被害人或控告人来讲都存在很大难度。如被害人或控告人如何知道“对3人以上刑讯逼供”、如何证明是否有人以及是谁“授意、指使、强迫他人进行刑讯逼供”等等。由于侦查机关依上述规定作为立案的依据和标准,所以大量的刑讯逼供案件不可能立案。
  此外,由于实践中刑讯逼供罪的取证难度较大,现有立法中又没有明确规定该罪的证明责任如何负担,因而有学者主张对刑讯逼供罪实行举证责任倒置[3]。笔者认为,这种证明责任分担方式不但有违无罪推定这一基本诉讼原则,而且不具有可行性,简要分析如下:
  其一,有人认为被告人有无刑讯逼供行为,自己应最清楚,因此应由他证明。照此推理,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有无犯罪行为都是最清楚的,那是否也要他们证明自己的无罪呢?
  其二,有学者提出国外的刑讯逼供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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