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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体化
【英文标题】 The Unification of Chines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作者】 皮艺军【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少年司法 理论整合 一体化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24
【摘要】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开展引进借鉴和实验探索的同时,必须厘清这一制度的构建理念。当来自体制内部的力量成为延缓这一制度建设的阻力之时,观念上的论辩便显得尤为重要。少年司法是区别于传统“成人司法”的一种制度,其理论基础和基础学科是由非法学学科与法学相整合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中,产生了“少年司法制度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由不同标准构建的四种一体化模式,体现了少年司法的本质特征。少年司法特殊定位折射出一个国家成人司法的现实状态,也预示着成人司法的未来走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072    
  一、少年司法的理论基础与理论的整合
  少年司法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不仅涉及到相关的理论解释体系,而且也涉及到相关社会结构功能体系。理论是对事实的说明,与少年司法相关的社会结构本身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都已超出了法学的理论框架所涵盖的范围,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从传统司法体系中的分离,不是内发型的,而是外发型的,亦即并不是因为法学理论研究或是传统司法制度自身的成熟和发展而导致了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坚信传统司法理念的人们,从原有的司法原则出发,或是否认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必要性,认为在现有“成人司法体系”内做出适当调整,即可在体系内完成少年案件的受理和处置,而不必单独设立一个体系;或是非议少年司法改革的各种超前性的实验和尝试,把各种形式的探索认定为“违规操作”,力图将少年司法改革限制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幅度之内”。[1]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阻力主要受到来自于司法体制内部的巨大保守力量的牵制,至今仍未能进入到共识一致、全方位推进少年司法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国家在少年保护方面大张旗鼓的宣传并不输于任何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远逊于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两种尴尬相比不啻为是个极大的反讽。究其根本,正是因为少年司法具有传统法学所不具备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这一新制度的建立才更多地受到来自内部的传统法制派的非议和阻碍。
  如果说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经出现了可喜的进步,那么这股力量是来自于体制外的努力。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司法体制外的社会体制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述的“社会·司法”模式和社会——司法一体化段落中加以叙述。二是少年司法的非法学理论基础的决定作用。少年司法所先天应具有的柔性司法模式、人道主义模式,都要求我们运用超出传统司法制度和司法原则的新的观念来看待这一全新的事物。而在少年司法改革的生力军之中,非法学的外部力量举足轻重。
  所谓外部的力量,指来自非法学学科的影响。少年司法制度得以产生的基础源自于犯罪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监狱学、刑事司法学、越轨社会学等非法学学科的发展,她们的发展才是少年司法改革的外部动力。
  首先,由于犯罪学是一门整合的学科,其本身就是对社会学、心理学和刑法学进行有机整合的产物。同时,犯罪心理学、监狱学、刑事司法学、青少年犯罪学、越轨社会学又可以被视为犯罪学的交叉学科或是相邻学科。因此,犯罪学有理由作为推动建立少年制度的外部力量和理论基础。其次,少年司法制度的讨论总是涉及人身侵权行为,不论孩子作为侵犯者还是被害者,都是从刑事侵犯行为的讨论开始的,这种讨论也首先是由犯罪学者提出的,然后逐渐由刑事干预向民事保护和行政司法方面扩展。
  犯罪学基础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少年司法制度与她分离出来的传统司法体系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主体的年龄特征。这一制度是把社会人口中那一部分以特定年龄为特征的人群作为对象的。年龄特征可以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性。少年,正是以他们的生理区别于成人,少年人的心理和行为也是以他们的生理特征为基础的。这一特征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生物学基础。犯罪学的创立是从意大利医生龙勃罗梭对生物学的实证研究开始的。龙勃罗梭的假设是,人的脑部结构的返祖现象的存在决定了他犯罪的可能性的增大。于是,生物学上存在的差异就这样被引伸到人的心理、精神和行为的差异方面来。对此,做进一步的引伸我们就会提出,为什么刑法对于精神方面异于常人的人就要做另类处遇呢?那是因为刑法所处置的只能是那些心智完善的人,那些可以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人,他们有能力选择合乎法律规定的方式去行动,而精神病人则不能。因此,我们的刑罚不能对准这一群人,对于他们只能按照病人来看待,用医学的方式来矫正他们的行为。
  在此,我们提出问题:刑事司法处理未成年人与精神病人,其异同何在呢?所有的人都会反对将二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笔者却希望发现他们的相同点:与精神病人相比,孩子的神智虽然是健全的,但他们却存在心智和社会化不足的弱点,应当指出的是,这一不足不是心智的病变所导致的,而是由于生理发育不足。他们在行为方式和后果上与那些神智颠狂的成年人十分的相似。他们对事物和自己行为的性质分辨不清,对行为后果估计严重不足,好冲动,不善于约束自己的行动,容易用超常规的思维去认识世界,更容易用超越规范的方式去行动。由此可见,对精神病人应进行另类处理,对未成年人更应运用另一套不同于传统成人法典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少年司法的处遇模式也被称为“准医学模式”。在历史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出现过严重的误差,其原因就在于以为孩子们是“神智健全”的人,于是宁可把孩子混同于“成人司法”系列,而不肯对其进行“柔性”处理。刑事法律的“人人平等”的一律性,把孩子推上了司法不公的平台,同成年人一起受到所有“神智健全者”应受的刑罚处遇。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认识自我过程中最为严重的失误之一。
  因此,犯罪学对于少年司法的解释,不能停留在生理学层面之上,还要进入到心理、精神、行为和社会态度等各个层面(其他相关特征是由生理基础决定的。生理差异始终是这一制度区别于传统司法制度的基本区别——笔者注)。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犯罪学的视角和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这一司法体系从原则理念到处遇对策、从理论到司法实践所具有的全部特点,并为这一制度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少年司法的研讨,试图提出法学所不能提出的问题,解决法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论述,犯罪学这门实证学科基本上符合少年司法研究所需要的一般研究方法和路径。这一点同样也是对少年司法工作者的基本素质的要求。例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知识背景在这一司法领域里属于司法者的基本素质,仅仅是法学知识背景的司法者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犯罪学不过是非法学学科中与少年司法的联系最为密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门学科,她并不能成为少年司法理论基础的全部,而只是理论基础的学科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二、少年司法制度一体化
  在论述少年司法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我们已经触及到这一体系的结构。以犯罪学为代表的多种学科的介入,使得这个冠以“司法”的领域增添了原本不属于司法领域的内容。烙印化、转向处遇、社区服务、社区矫正、前科消灭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少年司法,远远不像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小儿科”般的幼稚,她已经显示出来自身的强大体系结构。从全社会范围里来看待少年司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繁杂,几乎所有与儿童和少年权益相关的活动、机构、组织、功能都与此相关,由此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对相关知识、理论、机构、活动加以全面的“整合”。我们把这种整合称为“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与上述犯罪学的整合学科性质是相通的。北京大学教授储槐植提出的“刑事一体化”在刑事科学界引起轰动,并已成为一种司法领域里整体论的研究范式。他在《刑法研究的思路》中指出:“刑法在关系中存在和变化,刑法学当然也在关系中发展,刑法学研究如果只局限在刑法自身,要取得重大进展实在困难。”“作为刑法学方法的一体化至少应当与有关刑事学科(诸如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罚执行法学、刑事政策学等)知识相结合,疏通学科隔阂,关注边缘(非典型)现象,推动刑法学向纵深开拓。”[2]本文也正是追循储先生提出的这一路径展开少年司法一体化探究的。
  少年司法的一体化,其要旨就是要确定少年司法为一种整合的司法制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创制出不同的一体化的运作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一)根据涉及的领域所提出的:社会——司法一体化;(二)根据依据的主要的部门法所提出的:刑事——民事——行政一体化;(三)根据类型所提出的:刑事——福利一体化;(四)根据功能所提出的:维权、教育、预防、矫正、观护等多功能一体化。以下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考察这一整合的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
  (一)社会——司法一体化。少年法是最能体现法的社会性的一部法律,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说明。
  第一,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具有概念上的本质区别,少年犯罪更多地采取了以社会学和犯罪学为内涵的定义。英文中少年犯罪被严格要求使用“delinquency”一词,这一概念被译为少年“触法”或“非行”,用以区别于一般犯罪“crime”或“offense”这类概念。少年犯罪(Juvenile delinquency)又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表述,少年犯罪的多样化的表述与成人犯罪的确定性呈现出本质的区别。少年的违法或犯罪可以做以下多种表述:“非行”、青春期越轨、难以管理的行为、非规范行为、非犯罪的违法行为等等。而那类专属于未成年人的身份犯罪,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区别,例如滋扰行为、违法饮酒、流浪、离家出走等。在中国的少年司法中,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少年禁入的场所,也都是与上述行为有近似的含义。多维度地使用少年违法犯罪的概念,表明了这样一些含义:一是说明少年犯罪没有清晰严格的法律界定,只能用相对主义来说明;二是少年犯罪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而且也预示了对这类犯罪需要运用多种非刑事或非法律的社会性的方式来处置。概念的厘清,说明了少年犯罪的治理,首先被看作是社会性参与干预的一种行为,是封闭和单一化的法律系统所不能单独面对的社会行为。如果孩子的犯罪与父母丧失监护职责相关,或者是与成年人的教唆相关,那么,排除社会干预,仅仅对犯罪少年进行司法制裁显然是不公正的。
  第二,少年司法建设的外发型模式,不仅仅取决于法学学科的努力。少年司法是全部社会控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使社会的相关机构和组织有可能进入到这一领域里来,发挥各自的力量。社会·司法一体化也表现为人们常说的替代性措施的采用。所谓替代性措施,指的就是对法律处遇措施的替代,表现为非刑事处罚、非监禁处罚和转向处理。处遇方式的社会化,首先体现了少年司法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成人刑法体系的封闭格局在这里被最大限度地打破了。
  少年司法不仅是全部司法制度结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组织结构的联系上,要比针对成人的司法体系远为密切。例如,少年司法中把少年的违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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