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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网络有害信息法律管制之我见
【英文标题】 My Personal View on Regulating the Harmful Information on Internet with Law
【作者】 张宇润【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 网络有害信息 法律规制 整体合力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
【页码】 128
【摘要】 互联网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大大方便了有害信息的传播。由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法律管制网络有害信息的难度大大增强。因此,要形成法治的系统功能,立法、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技术控制要形成整体的合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155    
  一、网络与有害信息的传播
  和传统的现实社会相比,网络社会是一种全新的虚拟化和符号化的社会系统。网络传播具有跨时空性、开放性、空间虚拟性、信息容量大、多媒体传播、双向交流性以及信息之间关联性高的特点。因此,网络传播必然相应地伴随着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信息泛滥,大量的无价值的信息或信息垃圾造成了网络信息冗余度大,干扰了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中存在大量虚假信息、不良信息、有害信息,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它不仅妨碍了网络社会中网络行为者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对整个网络社会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社会正常运行过程。如果某人的电脑被感染上病毒,这仅仅是他个人的烦恼,但如果由于有人故意在网络上传播病毒,就是一个涉及到大多数网络行为者的“公共问题”了。网络有害信息已经对网络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违背了网络行为者所公认的网络社会规范和网络伦理原则,并且触犯和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行为者的实际利益,而网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或相当多人都对这种网络社会现象持否定态度,比如黑客行为、网络色情、网络诈骗和网络洗钱等等。
  二、网络有害信息法律规制的难点
  在法治社会,法律是控制社会消极行为和不良现象最根本的武器。其规范性、权威性和强制力所产生的效果和震慑力,是其他类型的控制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但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冲击十分巨大,当然也对与传统现实社会相适应的法制制度形成了冲击。
  (一)社会文化对法律的影响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对于网络问题的认识和界定标准有着很大的差别乃至对立和冲突。在某国的一种网络社会问题,在其他社会或文化背景下却不一定被认为是网络社会问题。比如,关于网络上的成人色情问题,在西方国家中就不被认为是网络社会问题,而在中国以及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则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网络社会问题。网络社会问题认定上的文化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自身以及其与现实的社会系统所承续的道德、法律、文化和价值等方面因素之关联上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网络社会问题来源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性或世界性,并因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认识上的不一致而得以扩展甚至泛滥。但是,在目前的这样一种因特网的特殊技术结构下,要想对网络问题提出某种统一的、强制性的禁止性法律,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二)法律关系难以确定
  网络社会使法律关系的确定更加复杂。首先,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主体身份虚拟化从某种意义上减弱了网上交易的可信性,当事人进行民事行为无法通过身体的感官去感知对方的信用。其次,权利客体的数字信息化与网络空间权利行使方式的网络化,使网络权利保护成为难题。网络给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认定均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影响到对权利的切实保护。在网络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或者信息产权)已成为财产权的主导权利形态,其权利客体是在网络中储存流动的数字信息。其他传统财产,如物权与债权在网络空间也呈现出数字信息化的趋势,电子证券等便是其典型形式。权利客体的数字信息化也从根本上改变着整个权利体系,许多传统的概念需要重新认识,众多围绕权利展开的行为也面临着重新定性。最后,在信息空间中,主体的身份主要以数码为识别标志,使人们难以根据数码信息的指示来确定真正用户的真实身份,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判断网络活动的主体归属。这样,就出现了许多与网络空间内主体身份特征有关的新问题:在网络更趋复杂化的条件下,主体形象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且与主体人格利益紧密相连;精神型与物质型人格利益以及财产权益交叉难分;主体的人格利益也更丰富,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常不一致;罪与非罪的界限常常难以清楚划定。[1]
  (三)网络违法行为难以控制
  网络信息污染极其泛滥,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而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并导致了相应的社会控制行动的展开。但是,由于导致网络信息污染问题得以产生的网络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人们网络行为的特殊性,使得对网络社会问题的控制难度远高于人们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控制。在人们对类似于像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等网络信息的污染的控制上,还没有一套完善而系统的控制手段和机制。至于恐怖信息,人们更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能够对其加以防范和控制。[2]“全球性的因特网连接使得病毒、破坏和黑客软件到处可见:因特网同样使得恐怖主义分子可以在自己的舒适房间里对选定目标发动攻击,安全地隐蔽在数字化匿名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付攻击者的计算机警察和卫士几乎没有抓住这个概念,更别提进行足够的防御了。”[3]
  网络社会使法律上的行为更加难以确定。法律上的行为包括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人们对计算机与网络的利用归根到底是人们利用工具作为或不作为的表现。在这种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中,人对计算机的操纵、人与计算机的结合,使计算机取代人的作为等等,最终都表现为人的意志的反映和体现,是人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的高智能化和网络系统技术结构特有的自律性,计算机和网络对于其用户,似乎是完全超出了听命于人的“代理”行为;而其智能化、自动化以及广泛生成扩散传播和不断迅速繁衍的病毒等等,似乎已经是一种自我的主动行为。这又将人的行为的本质给掩盖了,使传统现实社会的法律遇到了麻烦。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与网络经营者、信息资源提供者及网络用户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是原有法律未予调整的社会关系;又如网上签名、网络证据等等又使传统法律中许多概念、术语增添了新的内涵。
  法律的实施更加艰难。网络文化的能控率低,网络执法的难度大。由于信息网络在管理上是一个无主网,容易存在法律空白,这实际上就为一些人利用信息进行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另外,计算机往往只认口令不认人,要在法律上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十分困难。因为行为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可能是网络提供者,可能是业务提供者,也可能是信息提供者,还可能兼而有之,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破案的难度。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及世界政局动荡不安因素的加剧,网络黑客犯罪将更多地表现为以诈取金钱和政治暴乱、军事摧毁为目的的犯罪,犯罪主体将更多地由个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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