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夫妻房产约定之法律适用论
【副标题】 兼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
【英文标题】 Analysis of the Applicable Law of the Couples’Real Estate Agreement
【英文副标题】 Comment on Article 6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3) of Marriage Law
【作者】 王巍【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夫妻房产约定;赠与;法律适用
【英文关键词】 husband and wife property agreement; gift; law application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8)05-0074-0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8.04.08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74
【摘要】 夫妻房产约定以夫妻身份关系为基础,不具有无偿性。夫妻房产约定通常是为了实现、维持或保障夫妻共同生活,与普通赠与存在显著区别。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不仅会导致婚姻的功利化,甚至会酿成道德危机。我国婚姻法实行的是开放式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夫妻房产约定当然包含其中,但有效的夫妻房产约定并不当然产生房屋所有权变动之效力。夫妻房产约定纠纷的解决,还是有赖于夫妻约定财产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一切实可行的路径。
【英文摘要】 The husband and wife property agreement is based on the husband-and-wife relationship and does not have unpaid nature. It is usually to achieve, maintain or guarantee the husband and wife to live together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ordinary gift. The stipulation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property agreement with the ordinary gift will not only lead to the utilitarianization of marriage, but even lead to moral crisis. China’s Marriage Law adopts an open-party matrimonial property agreement system. Of course, the husband and wife property agreement is included, but the effective husband-and-wife property agreement does not produce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house. To resolve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the civil code should be compiled as an opportunity. It is a practical way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agree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2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个人财富的增长和离婚率的上升,出于维护婚姻关系长期稳定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订立财产协议调整夫妻财产关系,夫妻房产协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夫妻房产约定,是指夫妻双方协商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房屋所有权在夫妻双方之间全部或部分变动而无财产对待给付之约定。从形式上看,由于夫妻房产约定并不包含金钱上的对价,这与普通赠与合同的无偿特征极为类似。因此,有学者认为夫妻房产约定由于主体间具有身份关系,内容上具有无偿性,应属于普通赠与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1};但也有学者认为夫妻房产约定不仅应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范围,适用《婚姻法》的规定,而且可以直接在当事人双方间发生权利变动的效力,无须履行法定的公示手续,立即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效果{2}。为了统一裁判规则,也为了实现《婚姻法》与《合同法》《物权法》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1]规定夫妻房产约定适用《合同法》第186条赠与合同规则,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将夫妻房产约定定性为普通赠与。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的出台不仅未能使对夫妻房产约定的法律适用争论尘埃落定,反而由于其用语的模糊性和未将夫妻财产约定与普通赠与明确区分的缺陷,使得对夫妻房产约定的法律适用争论更加激烈。夫妻房产约定问题涉及婚姻法、合同法、物权法的交叉领域,学说分歧明显且极易给审判实践造成困扰,这直接导致同案异判的现象较为突出[2]。本文首先对夫妻房产约定与普通赠与的不同点予以区分,并指出我国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开放式立法,当然包含夫妻房产约定。如果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将会不可避免地对婚姻家庭的稳定、社会善良风俗的维护带来消极后果。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有效的夫妻房产约定并不立即产生房屋所有权变动之效力,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必须严格遵守《物权法》中不动产变动公示公信原则,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二、夫妻房产约定与普通赠与区别明显
  “夫妻财产约定与普通赠与具有相同的法律特征,均以无偿转移财产为核心内容。”{3}正因如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赠与方享有在房屋所有权转移之前的任意撤销权[3]。表面上看,该规定具有合理性,至少可以解决夫妻房产约定中的给予方出于与受让方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而让与房产,之后却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受让方的过错)使给予方维系婚姻的目的落空、人财两失的不公平问题。然而,笔者认为,夫妻房产约定与普通赠与区别明显。《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赋予房产给予方在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之前享有如普通民商事活动中任意反悔的权利,这是合同法规则对身份法领域的生硬植入,此种规则的植入不仅因忽视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对房产受让方不公正,而且也与追求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婚姻法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具体而言,夫妻房产约定与普通赠与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不同:
  (一)夫妻房产约定以身份关系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而言,夫妻一方将价值巨大的房产全部或部分约定为对方所有,容忍双方财产利益方面权利义务的明显失衡,多是因为更注重夫妻身份关系的存在与维系,强调感情伦理高于财产利益,想要达到与对方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也就是说,夫妻房产约定是与身份关系的设立及维系密切相关的,虽未导致身份关系的变动,但是以身份关系为基础而派生出的财产关系,具有强烈的身份关系依附性。从社会常理判断,夫妻一方将自己所有的最重要的财产——房屋移转对方所有或与对方共有,期待的多是与对方缔结婚姻,以达到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进一步论之,夫妻房产约定是服务于夫妻双方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正是基于夫妻这种特定的身份才有了夫妻房产约定,实质是借财产关系稳定身份关系,因此约定中的夫妻双方是有受法律约束意愿的。也只有在共同生活的背景下,房产约定的给予方才会不计得失、不计代价地以共同体利益为首要考量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房产所有权归属约定。事实上,夫妻财产约定以双方对婚姻关系的成立及存续的期待为“交易基础”,毫无疑问这个基础是影响夫妻财产约定成立与履行的关键因素之一{4}。相比之下,在普通赠与中,赠与是“构筑在工具理性和确定性之上的契约关系的共同特征即瞬时性,也就是说在契约关系履行后当事人有形同陌路的自由。”{5}虽然由于“赠与行为是调节过于现实的生活关系的润滑油”{6},不能过于独立地看待它,但普通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毕竟是不存在如同夫妻共同生活一般紧密之身份关系。普通赠与的发生仅仅是出于赠与人对已受恩惠的报答或者纯粹就是慷慨行为。“赠与在实际上常常是对以往所受对方利益的报答,或者是对期待获利的诱导”{7},换言之,普通赠与的发生是无涉如同夫妻共同生活一般紧密之身份关系的。
  可见,在夫妻房产约定中,给予方将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财产给予对方,是以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促进和谐夫妻共同生活为目的。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先入为主地强行排斥了“婚姻”这一因素对夫妻房产约定的基础性作用,而将当事人的意思理解为普通的赠与,不仅与实际不符,也是违背当事人当初签订夫妻房产约定时内心真实意愿的。
  (二)夫妻房产约定并不具备无偿性
  无偿性是普通赠与的本质特征,所谓无偿是指赠与人给予对方财产利益,受赠人无须承担对价义务。赠与合同的无偿性特征与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背道而驰,赠与人与受赠人的利益天平严重失衡,法律为矫正利益的不平衡与缓解赠与人义务的片面性,防止人的情感冲动而赋予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无限反悔的机会{8},赋予其任意撤销权[4],缓和赠与合同拘束力,目的在于“弥补诺成性赠与契约对赠与人要求过苛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9}“由于赠与人承担的义务是单向的,所以要赋予其撤销权以允许其反悔,否则对赠与人未免过分苛刻。”{10}然而,夫妻房产约定是否具有“无偿性”这一赠与合同的本质特征呢?笔者以为,夫妻房产约定往往同婚姻中的其他权利义务分配相关联,或是与一方或双方对家庭的付出相关联,与情感因素伴随而生,其背后的权利义务安排难免不对等,只不过被表面的“不用支付财产性对价或报酬”掩盖而已。夫妻间的亲密度、情感依赖以及伦理观念深刻影响着夫妻间的共同生活,虽然它们不是夫妻房产约定的内容,但却不能忽视他们与夫妻房产约定的紧密联系,因为夫妻房产约定本身就是建立在婚姻当事人对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考虑之上。比如夫或妻要么基于对另一方养育子女、孝敬老人、操持家庭的回报;要么基于对另一方牺牲自己、放弃职业等以使自己学历、职位等获得提高的真诚感激等,约定将房产的部分或全部给予对方,这实际上是基于一方对家庭的其他贡献而失去了自身的某些利益所以由双方约定由另一方对其进行的补偿。所有这些夫妻房产约定背后的情感或物质因素共同构成了维护家庭和夫妻关系稳定的基石和有效手段,很难说是完全无偿,没有对价的。因此,我们不能无视夫妻房产约定背后的目的保障而以“等价有偿”的市场观点认为其具有无偿性,而应该认可基于婚姻当事人自由意思形成的夫妻房产约定对双方的拘束力,如此才可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保障婚姻当事人的期待和信赖利益,进而促进婚姻关系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在赠与合同生效后,赠与人按照赠与合同变更标的的所有权后,该所有权就归受赠人所有,赠与人没有任何关于赠与物的利益了,除非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有其他的特别约定。在夫妻房产约定中,只有在婚姻关系消灭时,约定的房产变动才发生实际的意义,否则并无实质上的影响。同时,夫妻房产约定本身仅在配偶双方内部有效,除非第三人知晓约定内容,夫妻房产约定发生效力后,接受一方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前可能还是继续享受财产的利益。因此,夫妻房产约定引起的物权变动,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转移,还和双方的身份关系紧密相连,法律后果也与普通平等主体订立的赠与合同存在区别。
  综上所述,夫妻房产约定与普通赠与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在夫妻房产约定纠纷中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不考虑夫妻房产约定纠纷上附加的身份性和伦理性,不考虑夫妻房产约定的本质特征,既不利于有效理顺夫妻间的房产约定关系,也容易导致婚姻的功利化,甚至酿成道德危机。
  三、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的消极后果
  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完全脱离夫妻身份来界定财产关系,不仅会导致婚姻的功利化,甚至会酿成道德危机。
  (一)功利化婚姻
  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存在对于有着共同生活事实,具有身份法权利义务关系的夫妻而言过于刚性,可能导致有失公允的现象发生。因为如果无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时,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前都可任意撤销,这就会使得那些在达到结婚或维系婚姻存续目的后拒绝履行赠与承诺的“理性”且精于财产算计的赠与人可以罔顾婚前或婚后诺言,得到相应的实惠,而那些因为信守夫妻间承诺,不过分计较财产得失,对维系家庭日常生活有重大贡献和付出的当事人却会由于对婚姻关系抱有信赖而没有变更法律规定的产权变更手续[5]遭遇人财两失的后果。当今中国,离婚率连年攀升[6],婚姻关系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婚姻作为允诺的导向作用本身也已非常脆弱,法律如是规定,可能会促使更多人为了个人利益,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问题上斤斤计较,彼此产生猜忌和不信任,从而功利化婚姻。而“当人们从婚姻这一潜在的允诺中的收益日渐减少时,他们选择婚姻会变得更加慎重,对婚姻的投入也会减少”{11}。
  (二)诱发道德危机
  在普通赠与中,即使有任意撤销权的存在,但人们基于对人际关系维系的考虑,实际上使用任意撤销权时是慎之又慎的,“对于相当数量的赠与人而言,恪守承诺主要动机不是害怕法院的强制执行,而是担心与受赠人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12}但与普通赠与不同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将夫妻房产约定定性为普通赠与,若夫妻的房产约定没有带来婚姻生活的幸福,反而事与愿违,对于夫妻房产约定中的给予人而言,其无须考虑以后对受让方的信誉,没有人际关系破裂的制约,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推动下,给予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概率大大提升,从而鼓励婚姻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者,诱发诚信危机和道德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将夫妻房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是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封闭式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7],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中选择{13},超越这三种夫妻财产制的财产约定将不为法律所承认[8]。并以此为基础,认为夫妻房产约定超越了《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夫妻财产约定范围,在婚姻法没有对此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合同法规则。但笔者认为,从确立我国约定财产制的《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杜万华,程新文,吴晓芳.《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1(17):22-29.
  {2}王忠,朱伟.夫妻约定财产制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J].人民司法(案例),2015(4):4-8.
  {3}田韶华.夫妻间赠与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学,2014(2):71-80.
  {4}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M].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11.
  {5}箫伯符,易江波.略论中国赠与法律传统及其现代转型[J].法商研究,2007(2):153-160.
  {6}我妻荣.债权各论(中卷一)[M].徐进,李又又,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57.
  {7}星野英一.日本民法概论Ⅳ契约[M].姚荣涛,译.台中: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93.
  {8}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80.
  {9}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7.
  {10}韩世远.合同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28.
  {11}安东尼·W·丹尼斯,等,编.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2.
  {12}桑本谦.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赠与承诺——重解《合同法》第186条[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4):51-58.
  {13}林秀雄.夫妻财产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4-180.
  {14}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3.
  {15}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25.
  {16}许莉.夫妻房产约定的法律适用——基于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的考察[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1):55-63.
  {17}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12.
  {18}贺剑.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一以法定夫妻财产制为重点[J].中外法学,2014(6):15.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2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