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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考察
【副标题】 基于543份已公开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英文标题】 Investigation o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543 Open Judgment Documents
【作者】 张华【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女性;人权;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
【英文关键词】 women; human rights; reproductive rights; judicial protection; condition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8)05-0044-14
【文献标识码】 南政法大学学报 期刊年份=2018 期刊号=5 页码= 期刊栏目= 标题=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考察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摘要】 摸清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受到权利主体、权利性质、案件类型、审理程序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实践中,司法为女性提供的救济多于其所受侵害,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相对较高。但与此同时,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工作仍存在着不少有待强化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提升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应当注重补齐短板,加强对异性主体、积极生育权等事项的关注,适当减少对民事案件、再审程序等事项的关注,有针对性地改善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在此过程中,尤其应加强对男女两性生育平等问题的关注,实现两性生育权的同等保护。
【英文摘要】 Understanding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is the basis of academic research.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atus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female reproductive rights is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subject of rights, nature of rights, types of cases and trial procedures. In practice, judicature provides more relief for women than the infringements they suffer. That is to say, the level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is relatively high.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weak links i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matters as heterosexual subjects and active reproductive rights, properly reduce the attention to civil cases and retrial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lly improve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In this proces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gender equali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qual protection of gender reproductive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25    
  一、问题与路径
  作为一项重要的新兴权利,生育权备受学界关注且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通过文献整理可以发现,目前有关生育权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研究,属于静态的制度层面分析,而较少涉足定量研究,缺乏系统的实证资料支撑。虽然价值判断早已比比皆是,但实证分析却依旧凤毛麟角。研究者们热衷于理论建构,却鲜有人关注相对务实的实证考察[1]。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还在于经验。对生育权的研究不啻需要理论建构,还需要实践考察,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才更有现实意义。尽管部分研究也曾涉及实证分析,但它们往往只是聚焦于个别案件或个别事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有研究者通过收集媒体报道案例的方式捕获到了个别案例,并对捕获到的个案进行解剖{1}。但问题在于,对个案的分析不一定能反映整体情况,而且新闻媒体所选择的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信息披露是否完整、相关评论是否客观,均是未竟之题。鉴于此,选择一种理性、客观、公允的研究方法,实现从定性研究(价值评断)向定量研究(实证分析)的嬗变,是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
  既往的研究除了研究方法的相对保守,研究内容上也有不少拓展空间。时下学界对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的性质、两性生育权的平等、独身者的生育权、服刑人员的生育权、国家计划生育与生育权保护的关系等多元问题,进行了不少富有成效的探讨,甚至还有部分研究者跳出了权利的性质、价值、行使方式以及法律制度完善这种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2-4}。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多围绕权利赋予层面,而对权利实现层面关注不足;多侧重立法面向,而对司法面向重视不够。权利赋予、立法面向是从理想化层面展开的,而权利实现、司法面向则更多受现实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忽视权利实现与司法面向容易导致误解生育权的发展现实,影响生育权研究的成效与方向。此外,不少论者总是习惯于首先选择立场、选择站队,选择站在女性的角度或站在与之相对主体的角度进行论战,为己方所持观点积极辩护而对相对方进行或隐或明的批评。例如,对于生育权的主体问题,早先存在着夫妻共同权利说、男女平等主体说以及人身自由说等三种观点{5}。各派观点论战不断、聚讼不已,但至今仍未得出一个广泛信服的结论。研究者们热衷于讨论极具争议性的无解难题,热衷无休止的理论论战,却无人愿意弯下腰去观察与审视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如何。实践中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整体有多高?威胁女性生育权的主体有哪些?不同主体对女性生育权的侵害程度有何不同?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工作中存有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如此等等,均无人问津。而这些是我们深化生育权研究基础,有必要对之作一番系统的考察。
  理论纷争已经存在多年并将持续进行下去。本文无意于在理论上创设一套逻辑精密的解决方案,也无意于在价值上选择站队,更无意于加入到法学理论的论战中去。本文的目的只在于通过对规范文本的实证分析,去考察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刻画出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整体轮廓,窥测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工作的薄弱环节,探寻需要被重点关注的对象,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实证材料的支持。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尽管生育权既具有基本人权之属性,亦具有人身权之属性;既为女性所拥有,亦为男性所享有{6},但是出于讨论集中度的考量,本文仅涉及人权意义上的生育权,而与民事意义上的生育权关涉甚微;仅涉及女性一方的生育权,而与男性一方的生育权关涉不大。
  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笔者以较权威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来源数据库,分别以“生育权”“生育的权利”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各录得文书465篇、211篇,共计676篇[2]。除去其中的重复文书、仅涉及男性生育权的文书等不符合条件的文书[3],共得文书543篇。这543篇裁判文书共涉及544个相对独立的生育权保护问题,其中一篇文书同时涉及女性的积极生育权与消极生育权,包含两个不同类型的生育权纠纷[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录得的676篇原始文书是全样本的,而非抽样的结果。之所以采用全样本分析,是因为虽然抽样调查是科学的,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抽样方式,“推断与总体的实际之间总是存在偏差”{7}。而全样本分析则更为客观,避免了任何投机行为的发生。
  在仔细观察543篇裁判文书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下文将会首先对女性生育权的受侵害程度与司法救济程度作一个整体评估,摸清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水平的高低。然后从实体性层面与程序性层面分别检视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探测其中的薄弱环节,找出应重点关注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着重关注男女两性生育平等问题,尝试对学界争辩已久的两性生育平等问题作一个回应。最后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以期为进一步提升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概览
  对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考察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是女性生育权被侵害程度的深浅,其二是法院为女性生育权提供司法救济的多少。依据认定结论的不同,法院对女性生育权是否受侵害的认定结论可被分为两种,分别是侵害生育权、不侵害生育权,前者认为女性的生育权遭受了不法侵害,后者则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并未受到不法侵害。根据裁判结果总体倾向的不同,可以将法院对生育权与其他价值范畴冲突的处理结果分为支持女性、支持相对方两种类型,前者在总体上支持女性有关生育权的诉求,后者则与之相悖。需要阐明的是,法院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受到了侵害并不等同于在裁判结果上倾向女性,法院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并未受到侵害也不等同于在裁判结果不支持女性。女性生育权是否受到侵害的认定结论与法院裁判结果总体倾向是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前者聚焦于其他权利(力)是否越过生育权的边界,后者则关注的是与生育权相关的实体诉求是否得到法院支持。例如,在刘帅诉陈刘平离婚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女性的生育权确实受到了侵害,但为了“维护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5],最终否定了女方的诉求,女性的生育权在该案中未获得应有的司法救济。
  表1统计了女性生育权的受侵害情况以及女性生育权诉求的被支持情况。一方面,对于女性生育权的受侵害情况,法院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最终认定女性的生育权并未受到不法侵害。从下表可见,在543次生育权纠纷中,法院最终认定女性生育权受到侵害的次数为136次,占比仅为25%,而认定女性生育权未受到侵害的次数为408次,占比高达75%。虽然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压迫妇女同时女性在其中缺少经济权利支撑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根本就不具有任何可以控制性和生育的自由决定权”{8},但是至少是在司法实践中,女性的生育权在多数的案件中并未受到不法侵害,对女性生育权保护问题其实不必过度紧张。另一方面,对于女性有关生育权诉求的被支持情况,法院倾向于在裁判结果上对女性的生育权诉求作否定性评价,而对其他主体的诉求则作肯定性评价。从下表可知,法院在总体上支持女性的次数为227次,占比41.73%;在总体上支持相对方的次数为317次,占比58.27%。显然,女性有关生育权的诉求在更多的情况下未能获得司法裁判的支持,而那些与女性相对的主体,往往能够占据上风。
  综合而言,虽然女性有关生育权的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但是41.73%的支持率已经明显高于25%的侵害率。换言之,法院为女性提供的司法救济明显多于其所受侵害,女性的生育权在司法中得到了较好程度的保护。当然,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相对较高并不代表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事业不存在薄弱环节或需要改进之处。通读543份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其实司法为女性提供的防护屏尚且不够坚实,仍然存在着不少需要强化的节点与环节,这也是下文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表1: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概览

┌────────────┬───────────────────┬─────────┐
│定结论         │认定结论               │合计       │
│结果倾向        │                   │         │
│            ├─────────┬─────────┤         │
│            │侵害女性生育权  │不侵害女性生育权 │         │
│            │         │         │         │
│            │         │         │         │
│            ├────┬────┼────┬────┼────┬────┤
│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
├────┬───────┼────┼────┼────┼────┼────┼────┤
│裁判  │支持女性   │109   │20.04% │118   │21.69% │227   │41.73% │
├────┼───────┼────┼────┼────┼────┼────┼────┤
│结果  │支持相对方  │27   │4.96%  │290   │53.31% │317   │58.27% │
├────┴───────┼────┼────┼────┼────┼────┼────┤
│合计          │136   │25.00% │408   │75.00% │544   │100.00% │
└────────────┴────┴────┴────┴────┴────┴────┘

  除了整体水平,还需注意的是,科学、客观地评估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不能仅依据女性生育权是否受到侵害的一元标准,也不能仅依据法院在裁判结果上是否支持女性诉求(司法救济的多少)的一元标准。无论是唯侵害论抑或唯结果论(唯救济论),均会有失偏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下文将会秉持双重标准,从女性生育权的受侵害程度与司法救济水平这两个角度,对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尝试描绘出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整体脉络。
  至此,我们可以提炼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并未受到不法侵害,但依然在裁判结果上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相对较高。当然,这并不代表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事业不存在薄弱环节或尚需改进之处。
  三、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实体性特征
  为清楚、直观地了解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本文将会从实体性层面与程序性层面两个层面对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作一番考察,探测女性生育权在不同层面中的保护状况。在实体性层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威胁女性生育权的主体、侵害来源、生育权的性质等实体性要素与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之间的关联。在程序性层面,我们主要关切的是案件类型、审理程序等程序性要素与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之间的关联。
  (一)女性生育权面临着来自男性等多元主体的威胁
  通过文书整理可以发现,对女性生育权造成威胁的潜在主体包括男性(不限于配偶)、用人单位、国家以及其他主体等。表2展现了威胁女性生育权的主体类型以及法院对是否侵害生育权的认定情况。我们可从该表中提炼出以下四条相对独立的信息:
  其一,虽然女性生育权面临着来自男性的威胁、来自单位的威胁、来自国家的威胁以及来自其他主体的威胁,但是在这些主体中,男性最有可能侵害女性的生育权。从下表可见,在544次司法判断中,男性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次数为342次,占比高达62.87%。在法院认定女性生育权受到侵害的136个案件中,男性在88个案件中首当其冲,占比64.71%。显然,无论是潜在侵害者,抑或是实际侵害者,最有可能侵害女性生育权的主体均为与之关系最为亲密的配偶(或未婚同居者)。而且统计发现,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女性面临着更多来自男性的“逼生”压力,生育自主权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威胁。甚至某些男性在诉讼中直言,女性必须完成其生育的使命,“繁衍后代,延续血脉,是天经地义的”[6],强有力的司法救济在此时显得尤为珍贵与必要。
  其二,来自工作单位的威胁虽然远不及来自其男性的威胁,但是其对女性生育权的侵蚀却无时不在。在女性生育权与用人单位的28次利益冲突中,法院最终认定用人单位侵犯了女性生育权的次数为16次,占比为57.14%。在与用人单位的较量中,女性显然处于劣势。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二十七条业已申明“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用人单位不可能不图回报地为女性生育成本埋单。只需简单浏览28篇裁判文书即可发现,用人单位对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威胁一刻也未终止过,女性不得不在“生”与“升”之间徘徊。因此,保护女性生育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来自用人单位的威胁。
  其三,尽管女性的生育权与国家权益(权力)相抵牾的情况相对多见,但是法院往往认定女性的生育权没有受到不法侵害。从下表可见,虽然女性与国家之间的“游击战”从未停止,两者发生权益冲突的次数多达151次,在544次冲突中占比27.76%。但是法院认定女性生育权受到侵害的次数并不多,绝对数量仅为12次,在各主体中占比最少,仅为2.21%。而且通过阅读个案可以发现,法院认定女性的生育权受到了来自国家的侵害并非是指国家本身或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了女性的生育权,而是指部分执法者在个案中侵害了女性的生育权,也即在具体个案中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错误而侵害了女性的生育权。例如在覃殷、韦红棉与河池市金城江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行政征收纠纷一案中,作为被上诉人的行政主体不应当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而实际上适用了该《条例》,从而侵害了女性的生育权,使得法院不得不指出“被上诉人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适用该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7]。
  其四,其他主体(女性所在的家庭、男方的近亲属、第三人等)对女性生育权的威胁最少,但依然可能会给女性生育权的实现带来不小阻碍[8]。在543篇裁判文书中,女性生育权与其他主体的权益发生冲突的次数仅为23次,但是法院认定女性生育权受到侵害的次数却高达20次,比例为86.96%。例如,在谭某某等人与茶陵县下东街道孟溪村谭家湾四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中,法院认定村民小组拒不执行独生子女优惠政策的行为侵害了女性的积极生育权,从而对其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9]。尽管其他主体威胁女性生育权的绝对次数并不多,但他们带来的潜在威胁最终转化为实际威胁的比例却是最大的,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认定女性的生育权受到了不法侵害。实际上,其他主体对女性生育权的侵蚀从未真正停止过,保护女性的生育权绝不能对来自其他主体的侵害置若罔闻。
  表2:侵害女性生育权的主体与法院认定结果

┌────────────┬───────────────────┬─────────┐
│认定结论        │法院认定结论             │合计       │
│侵害来源        │                   │         │
│            ├─────────┬─────────┤         │
│            │认定侵害生育权  │认定不侵害生育权 │         │
│            ├────┬────┼────┬────┼────┬────┤
│            │次数  │比例  │次数  │比例  │频次  │比例  │
├────┬───────┼────┼────┼────┼────┼────┼────┤
│可能侵害│男性     │88   │16.18% │254   │46.69% │342   │62.87% │
│女性生育│       │    │    │    │    │    │    │
│权的主体│       │    │    │    │    │    │    │
│    ├───────┼────┼────┼────┼────┼────┼────┤
│    │用人单位   │16   │2.94%  │12   │2.21%  │28   │5.15%  │
│    ├───────┼────┼────┼────┼────┼────┼────┤
│    │国家     │12   │2.21%  │139   │25.55% │151   │27.76% │
│    ├───────┼────┼────┼────┼────┼────┼────┤
│    │其他     │20   │3.68%  │3    │0.55%  │23   │4.23%  │
├────┴───────┼────┼────┼────┼────┼────┼────┤
│合计          │136   │25.00% │408   │75.00% │544   │100.00% │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二:就女性生育权面临的危险来源而言,男性、用人单位、国家以及其他主体均会对女性权利的行使形成障碍。其中,男性最有可能侵害女性的生育权。防止女性生育权遭受不法侵害尤其应当防止来自男性的不法侵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薄弱环节,对于来自用人单位以及其他主体的威胁,亦应保持警惕。
  (二)女性的积极生育权比消极生育权面临着更多的侵害
  依据性质的不同,女性生育权可被分为积极生育权与消极生育权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是女性生育子女的权利,而后者则是不生育之自由(避孕、堕胎和绝育)。既往研究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女性的消极生育权上,对女性的积极生育权则只是等闲视之{9}。统计结果初步表明,司法实践中与积极生育权相关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多,而与消极生育权相关的案件则相对较少。在544次有关生育权的司法裁判中,352次涉及积极生育权,192次涉及消极生育权,占比分别为64.71%、35.29%。申言之,女性的积极生育权也即生育的自由实际上更值得被关注,而关注女性的消极生育权也即不生育的权利则只能产生相对孱弱的实践效果。
  表3统计了生育权的性质与其司法保护状况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积极生育权被侵害的概率为30.11%,而消极生育权被侵害的概率则仅为15.63%,积极生育权比消极生育权更有可能被侵害。而且,在女性生育权被侵害的136次司法裁判中,积极生育权被侵害106次,占比77.94%,而消极生育权被侵害的次数与比例分别为30次,占比22.06%。显然,积极生育权更有可能遭受不法侵害,因而更加需要司法的保护。如果把评价标准替换成裁判的结果倾向,这样的结论依然能得到印证。从下表可见,无论是绝对数量(122次)还是所占比例(63.54%),法院在更多的情况下都会倾向于支持女性有关消极生育权的诉求,为消极生育权提供更全面的救济。尽管积极生育权遭受了更多的侵害,更加需要司法的保护,但法院并未对其提供太多的司法保护,却转而为消极生育提供了更高水平的保护。就此而言,积极生育权属于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工作的薄弱环节,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因而应当将关注的焦点置于此。尽管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女权主义者为女性的消极生育权奔走呼号,但是实践证明女性的消极生育权保护水平其实更高,已无太多的提升空间。女性的积极生育权才是更值得被关注、被保护的对象。
  表3:女性生育权的性质与司法保护状况

┌──────┬─────┬─────────────┬─────────────┐
│生育权的性质│案件数量 │女性生育权受侵害情况   │女性生育权诉求实现情况  │
│      │     ├──────┬──────┼──────┬──────┤
│      │     │侵害次数  │比例    │支持女性次数│比例    │
├──────┼─────┼──────┼──────┼──────┼──────┤
│积极生育权 │352    │106     │30.11%   │105     │29.83%   │
├──────┼─────┼──────┼──────┼──────┼──────┤
│消极生育权 │192    │30     │15.63%   │122     │63.54%   │
├──────┼─────┼──────┼──────┼──────┼──────┤
│合计    │544    │136     │25.00%   │227     │41.73%   │
└──────┴─────┴──────┴──────┴──────┴──────┘

  至此可以提炼出本文的第三个结论:与消极生育权相比,女性的积极生育权承受着更多的侵害,同时也接受着更少的救济,属于生育权司法保护工作的薄弱环节。对于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水平的提升而言,积极生育权应当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点。
  (三)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受到相关价值范畴的制约
  表4统计了当女性的生育权与其他价值范畴(权利)产生纠葛之时,法院对于裁判结果的总体倾向。这里可以提炼出两条信息:
  其一,当女性生育权与除国家权益以外的其他价值范畴(权利)产生冲突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女性的生育权。只需简单窥视下表即可发现,当女性生育权与男性生育权、用人单位的利益以及其他主体的权益产生隔阂时,法院在裁判结果上支持女性有关生育权诉求的概率分别为52.34%、53.57%、82.61%,而支持男性、用人单位以及其他主体诉求的概率则分别为47.66%、46.43%、17.39%。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尽管当女性生育权受到威胁之时,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并未受到不法侵害,认定侵害比例仅为25%,但是显然除了基于国家利益,法官在做出裁判结果的过程中更有可能站在女性一边,维护女性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利并未受到不法侵害,但是在裁判结果上,法院往往站在女性的角度进行裁判。特别是当女性生育权与男性生育权相对峙之时,尽管法院认为女性的生育权并未受到来自男性的侵害,但法院依然选择站在了女性一边。就此而言,在不考虑国家权益的情况下,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已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
  其二,当女性生育权与国家权益发生冲突时,法院倾向于支持国家。笔者在统计的过程中发现,只要女性的生育权与国家权益(计划生育)发生冲突,法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保护国家利益而压制女性的生育权。从下表可见,在女性生育权与国家权益的151次冲突中,法院支持女性的概率仅为9.27%,而支持国家的概率则高达90.73%。“一项人权只能被另一项人权所压制。”{10}非人权的国家权益(计划生育)之所以能够限制带有自然法属性的生育权,是因为其包含了人权要素。或许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完美,甚至存在着批评计划生育的理论家,但是该项国家权益(权力)事关我们的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背后是每个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此时作为个人权利的生育权必须让位于作为集体权利的国家利益,否则更重要、更广泛的人权就无法得到保障。诚如密尔所言,“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11}。对女性生育自由的限制,在于妨碍了公共利益或侵害了他人的自由。
  表4:女性生育权与不同主体的权利冲突与法院支持哪一方

┌─────────────────┬────────────────────────┐
│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法院支持哪一方             │
│冲突主体             │                        │
│                 ├────┬────┬────┬────┬────┤
│                 │支持女性│支持相对│合计  │支持女性│支持相对│
│                 │次数  │方次数 │    │概率  │方概率 │
├─────┬─────┬─────┼────┼────┼────┼────┼────┤
│与女性相对│非国家  │男性   │179   │163   │342   │52.34% │47.66% │
│峙的主体 │利益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 │15   │13   │28   │53.57% │46.43% │
│     │     ├─────┼────┼────┼────┼────┼────┤
│     │     │其他   │19   │4    │23   │82.61% │17.39% │
│     ├─────┼─────┼────┼────┼────┼────┼────┤
│     │国家利益 │国家   │14   │137   │151   │9.27%  │90.73% │
├─────┴─────┴─────┼────┼────┼────┼────┼────┤
│合计               │227   │317   │544   │41.73% │58.27% │
└─────────────────┴────┴────┴────┴────┴────┘

  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的第四个结论:与女性生育权相对的价值范畴,对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影响较大。除非基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无论女性的生育权是否受到了不法侵害,法院往往会站在女性一方,支持女性有关生育权的诉求,也即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水平相对较高。而当女性的生育权与国家权益发生冲突之时,为了更好地保护整体利益,也为了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人权,法院往往会选择站在多数一边。
  四、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程序性特征
  在程序性层面,本文统计了案件类型、审理程序、裁判年份等程序性事项的变动对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随着案件类型、审理程序等程序性事项的变动,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也在随之变化。
  (一)女性生育权的司法保护状况多年未变
  笔者首先统计的是时间因素对女性生育权司法保护状况的影响。一方面,就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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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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