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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论传播权在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中的应用
【英文标题】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 in Constructing a New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rder
【作者】 范玉吉王英鸽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中文关键词】 传播权;全球化;国际传播秩序
【英文关键词】 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rder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8)05-0103-1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8.04.11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03
【摘要】 当前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全球化与新世界主义对国际传播的格局影响深远,互联网的发展影响国际信息传播的秩序。面对新的传播形式,国际传播规则表现出了明显的松散性和滞后性,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严重阻碍了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本文将传播权理论运用到国际传播新秩序和国际传播法律体系建立中,在传播权视域下从主体权利、主体能力和主体责任三个方面探索传播权理论框架建构的新路径。
【英文摘要】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s affec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from technologies to concepts. Facing these new communication forms, the laws seem to be loose and lagging, which seriously obstruct to establish a new order. It is difficult to play a good role in some new issue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national security, social order and civil righ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pply the theory of 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 to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new order and law. We will put forward a practical path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subject rights, 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33    
  
  国际传播秩序是信息资源在全球长期流通中形成的稳定的内在结构和良好互动形态。它被视为一定时期国际社会格局的逻辑延伸,体现了传播资源配置和行为规则的协调性、延续性和确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跨国、跨文化交往与日俱增,旧有国际传播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平衡现象日益凸显。然而,新旧秩序的更迭,实则体现着一种成本利益的权衡:一方面旧秩序主宰者极力维护原有的传播格局,拒绝新秩序可能带来的一切变革;另一方面新秩序倡导者希望通过变革参与利益分割,但却很难独立支付新秩序演化的建设成本{1}。因此,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秩序方向上的利益设想趋于一致,显得格外重要。
  国际传播被描述为“关系到商店里商品的供应、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本质以及宗教的规模和范围”的关键性力量{2}。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关键性力量被深度强化,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与对抗进一步升级。本文首先立足于当前国际传播环境,反思在相对松散的国际传播规则下的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接着援引发展权视角下的传播权理论,探讨以传播权为基础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可能性,以期打破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信息垄断和传播资源不平衡,为推动国家间的沟通对话和共同发展开辟新的讨论空间。
  一、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
  相对稳定的传播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基本要求,它同自然资源、社会环境一起,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础性安全保障。但是在冷战时期,广播和电视被视作“对敌”进行心理战的重要工具,如“美国之音”就是世界范围内“信息政治”的重要基地,西方阵营的媒体政策是发送“干扰”性信息,而东方阵营的媒体政策则是把“干扰不期而至的敌对广播作为工作的原则”{3}244-246。但是这种对抗式的国际传播格局阻碍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它加强了不同阵营的对抗与敌视,也造成了信息的误读与浪费。冷战结束后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
  冷战过后,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而全球化中合作与共赢也逐渐成为各国共识。在国际传播领域,全球化意味着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的消失,国家间在传播中的依附关系逐渐转变为一种自主的交往与竞争{4}5。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能得出意识形态内的对立、甚至对抗的消失。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国际传播的时空界限被突破:一方面加大了发达国家传播垄断的成本,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跨文化传播的各种限制,从而呈现出一种“美国一元主导、发达国家诸强割据、新兴国家多元并存”的传播格局{4}6-32。
  全球化是继发展传播学和文化帝国主义之后,国际传播领域的又一主导范式。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既体现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也体现在文化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上{5}。随着学理层面对全球“文化同质化”[1]的反思,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传播结构的不平衡并未被打破,主导性传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有学者提出由“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语境的演化,根本上是对不平等传播结构的遮蔽{6}。凭借资本和技术的强大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将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输出粉饰为一种“信息的自由流通”{6}[2],而其对全球文化生产的结构性控制,也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流动而不断延伸。布迪厄等认为表面上国际传播呈现一种中立态势,实则隐藏着发达国家强权式的影响和渗透{7}。这种对于全球化效果的反思在现实层面表现为近年来出现的一股“逆全球化”的热潮,这很有可能导致国家间新一轮的对立和对抗{8}。
  (二)国际传播中的新世界主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新的世界格局的主导者,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也逐渐由民族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向。2017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中国倡导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近年来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展现出了新世界主义的理论视野{9}。它超越了民族主义者以自我利益为一切出发点的狭窄视野,又不同于世界主义不加区分地强调均衡化{10},而是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1},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国家间的共识和共生。
  在新世界主义的语境中,对话与合作被视为破除国际传播中结构性霸权的根本手段。国家间通过充分的互联互通深化价值共识,不仅在相同的价值层面产生共鸣,在差异的价值层面也能做到互相理解和尊重。同时它也包含了对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新阐释,普遍性强调文化“既不是先验给定的,也不是由某种强势文明单独界定的”{12},而是在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中被建构出来的。而特殊性则肯定“保存民族精神与文化特性作为参与世界交往及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13}的合理性。这种“一体、同心、多元”的意识高度契合传播权在倡导国际传播平等性、促进人类文明多样化以及推动人类群体协同合作等方面的价值内涵,从而形成了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过程中的理念与手段。
  (三)被互联网彻底改变的国际传播格局
  互联网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格局,更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冷战时期,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战斗性话语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打击敌对阵营,使其接受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观念。贝恩德·施特弗尔在《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一书中通过对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分析,充分的展示了此现象。冷战开始以后,“许多美国人就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播站将对冷战的胜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244因此,政府不但设立了许多针对“敌人”广播的电台,还制定专门的机构研究针对性的宣传方案。由于“电视节目及其覆盖范围都受到限制,而且还缺少传送设施,所以电视在冷战的焦点时刻都只扮演一种次要角色。”{3}247互联网的出现却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的秩序和格局,任何简单的传播防御都不能将互联网承载的信息完全阻挡在国门之外。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网络犯罪、网络攻击、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破坏也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一国的传播主权和政治、文化安全,网络安全成为引发全球危机的大问题。
  同时,互联网也将全球传播资源进行了整合重组,一方面彰显了传播机会平等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也使传播“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的属性弱化。发达国家对资源和技术的垄断占有依然存在,信息鸿沟和价值偏见也时刻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此情形之下,种种问题都亟待诉诸国际传播规则加以解决。
  二、现有国际传播规则不健全
  国际传播规则是调整平等国际法主体间传播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规范。目前体系尚不健全。目前主要指那些包含在国际公约、条约和宣言中与传播相关的规范性条款尚没有一部用来规范国际传播行为的实体法,现有的国际传播法律。对国际传播的研究,已经从对既有传播理论的引述转向以当下传播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再创造。相较之下,对国际传播规则的研究却显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为对信息化浪潮下产生的新问题缺乏应有关照。
  互联网勃兴之前,传播行为主要囿于国家内部,各国往往在自己的宪法框架下构建本国的传播管理法规体系,国际传播主要是被当作一种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战争的工具而存在。但如前所述,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格局,而规范国际传播行为的法律体系尚未形成,一应传播规则也没能与时俱进地进行革新。既没有将国家作为传播的主体,也没有重视国家的传播主权,只是停留在人权领域对公民表达权、名誉权等的保障与规范。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4}3《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补充到,这种“自由”的前提是“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14}12但在国家作为主体进行传播层面却没有像样的国际准则。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重视的还是人权层面的表达自由以及由此而引伸出来的通过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和《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虽然肯定国际传播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却缺少具体的规范性规定,尤其在保护各国传播主权、打击跨国传播犯罪、维护国际传播秩序等方面国际传播法律体系并不健全。
  (一)国家安全层面
  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的跨国传播成为常态,这也使国家间的传播利益冲突呈现出了新的状态。网络连接的平等性与便捷性体现了民主性,但却也时常引发信息国际传播的不可控性。强权国家、网络组织乃至恐怖主义者等“依靠不可监测、灵活、伪装等特点设计自己的网络”{15},企图绕开各国的监管与控制对他国的网络主权进行“宣战”,这就使网络领域的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新挑战,如信息基础设施、意识形态、国家机密、文化安全等方面受到威胁。一些区域和国家也曾尝试通过建立相应机制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与国际传播秩序的稳定,如欧盟2001年推出了《网络犯罪公约》,但国际社会却对“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国际条约”争议不断。欧美国家表示现实空间的国际人权法规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国际法的制定本质上是与网络自由观相违背的。但现有国际法在该领域的规范却有较大缺失,几乎可以说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二)社会秩序层面
  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网络犯罪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据《中国网络安全报告》显示,2017年勒索和挖矿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有爆发性增长,物联网和区块链领域的安全威胁愈发突出。如WannaCry勒索病毒、WPA2协议高危漏洞和APT组织的各类攻击都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16}。与此同时,自媒体传播的裂变式传播方式,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机能的运转模式,使网络社群的动员力和影响力“远超投资甚巨的国家传播工程。”{8}自媒体的传播模式为国际互联网犯罪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在国际传播领域弱规则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稳定性风险不断加大,社会关系模式也更趋复杂。使各国社会层面的互相不信任不断扩大,增加国际协同治理的难度。
  (三)公民权利层面
  网络发展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但也无可避免地使公民个人权利遭受了损害。国际互联网犯罪中侵犯公民财产权、人格权、著作权等案件频频发生,新形势下信息自决权、数据权、被遗忘权等新式权利也被相继提出。网络空间治理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新国际法”的特点,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多来自国内法和少数区域性的合作公约,如“各种行业标准、最佳实践等‘软法’的重要性上升”{17},但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软法”显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目前国际社会针对这一问题分歧不断,这种分歧本质上源于各国所秉持的基本人权理念和意识形态差异。一部均衡规范的国际传播法应该协调分歧、规范行为,法律的松散和滞后不仅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国际社会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呈现明显异化。
  在新的理论背景和国际传播形势下,国际传播规范的更新本质上是一种共识的达成,因此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也将聚焦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讨能够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的价值根基,建设一个与国际传播新格局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用传播权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
  传播权是传播法律体系最具基础性的权利,要规范传播秩序,构建一个科学的传播法律体系,就应该先从规范传播权开始。
  权利是法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那么传播法律的研究核心也就在传播权。米尔恩认为权利概念之要义是资格,说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也是说此人有资格享有某物{18}。因此,判断一个主体是否享有传播权,也就是在判断其具备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背后实质是一种利益,享有权利就是享有这种利益。从人权的角度看,传播权包含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权基本内容,如表达权、知情权、传递权、媒介近用权等,但是对于国际传播来说,传播权的主体并不只是个人,而是国家。本文立论的基础是国际传播秩序的规范,因此如何从这个国际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传播权,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传播权视域下的主体权利
  传播权作为规范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核心概念,是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超越,是在扬弃的基础上进一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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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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