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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古代法律典籍文化异语传通比较
【英文标题】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of Legal Culture from Ancient China
【作者】 熊德米【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中文关键词】 古代法律典籍;法律文化传通;典籍翻译;翻译批评;法律翻译
【英文关键词】 Chinese classics of leg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legal cultur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translation criticism; legal translation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8)05-0013-0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8.04.02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3
【摘要】 古代法律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宣示中国文化自信和扩大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域外影响的重要举措。考察分析古代法律汉籍不同英文译本的异域传通效果可以发现,大量反映中国古代法律特色的古代法律文本,因其文字佶屈聱牙,法意古奥深悔,致使其法律英语翻译背离原旨的情况绝非个案。在古代法律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只管译,无人批评”的一边倒现象,尤其需要既懂古代法学汉籍专业知识,又懂外文翻译的双语专业学者,对已有译品质量进行有效批评监督,确保法律典籍对外交流的实际效果。
【英文摘要】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of legal 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measure of demonstrating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of legal culture reveals that due to the incomprehensible expression and archaic and abstract meaning of the translation, some of these English versions bet rayed the original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propagating ancient classic legal works, we shall be aware of the phenomenon of “translation without criticism”. We need the scholars who understand ancient Chinese legal works profoundly and are good at translation. Positive criticism may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522    
  一、法律文化概说
  文化的概念域(conceptual field)较为模糊,中外学者对其作出的各种“义疏”数以百计,有影响的文化定义有近200种。至今尚无一个公认的权威性定义和确切性所指对象,抑或说“很难找出一个含义确定的文化概念”{1}。虽如此,中外学者对文化疏解的共同特点,都将“法律制度”“行为规范”“德行操守”“传统习俗”等具有广泛约束力的规则性元素纳入文化概念的认知性疏议范畴。英国19世纪人类文化学家泰勒(Tylor)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就写道,文化指“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构成了某一民族一般生活现象的总目录”{2}。《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将文化界说为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体系,其基本要素包括“语言、传统、习惯与制度”{3}。国内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与西方人异曲同工。权威性工具书《辞海》对文化的阐释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4}无论是广义的“精神财富”,还是狭义的“精神产品”,均包含了哲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法律思想观点{5}10248。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的理解与阐释,与西方学者的解释基本相同,他认为“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钱穆先生的文化定义涵盖了当今意义上的“软实力”(soft power)和“硬实力”(hard power)两大范畴,即“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6}。换言之,钱先生的话语显然蕴含了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德行规范及礼仪风尚等“软实力”范畴的重要社会文化要素。
  二、法律文化及其“相邻”关系
  法律与文化始终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国启蒙主义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及法律文化与社会语境的交织关系时认为,法律文化的产生总是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伴而行,“每一个社会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德行规范甚至地理环境等,都会唤起人们对箴规训则的记忆。”{7}《美国法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aw)将法律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关联视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相互影响的互联体,认为“法律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独特而重要的影响。法律文化的存在,显现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5}10248说得更为具体点,就是“每个法律体系都是‘各种决定因素之特定结合的独特产物’: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种法律都有其特定的文化。”{8}68我国法学家在总结法律与文化互构互释性悖论关系时亦写道:“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10}
  学术界对“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概念的界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难以找到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定性答案。多数学者认为,法律文化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与法律活动相关的器物的全部内容。”{10}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文化和其他文化一道,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多元性人类文化综合体。根据法学家张中秋的观点,法律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是以往人类法律活动的凝结物,也是现实法律实践的一种状态和完善程度。法律文化由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组成。”{11}28从广义的制度文化层面考量,法律文化和语言文化制度、政治文化制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制度一样,只是社会“整体文化环境中的一种次级制度(subsystems)而已”{11}28。社会文化的存在,是法律文化存在的基础;法律文化的存在,为社会文化的存在提供必要的保障。进言之,法律文化存在的土壤是社会文化,维持法律文化生命源泉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是构建、传承、传播法律文化的法文化语言体系。一如梁治平教授所讲,“作为文化要素的法和语言,都从各自的一方面反映出文化整体的特点。民族法与民族语言同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12}在包括法律典籍在内的民族法律语言之间相互交流与传通的过程中,翻译者能否做到译尽其义,一直是法学和翻译学探讨不倦的话题。
  在通常意义上讲,一种文化总是与其相应的“语言文化事实”(language - cultural reality)形成胶着关系,并与反映其他文化的语言形成一种“天然抗体”。大量事实证明,在跨文化和跨语言交际中,再高明的“象胥之才”,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做到“符号表层”的对接而已。著名古典文化学者杨牧之先生在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的总序中谈到中华文化典籍语言常常被异族语言翻译者“误解与误翻”或“想当然翻译”实际存在的问题时,不无感慨地写道:“早在几十年前,西方一位学者翻译《红楼梦》,将书名译成《一个红楼上的梦》,将林黛玉译为‘黑色的玉’。我们一方面对外国学者将中国的名著介绍到世界上去表示由衷的感谢,一方面为祖国的名著还不被外界完全认识,甚而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遗憾。”{13}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杨先生只是列举了文化典籍中千千万万个误译中“典型案例”的沧海一粟而已。国外有典籍翻译批评者同样认为,深深镌刻上民族文化“DNA”印记的文化典籍作品,一旦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其本质文化特性及其文化价值在异域文化里就会发生蜕变。“典籍的特性及其文化价值,在其外语译本中不仅会丧失殆尽,结局是毫无价值可言,不忍卒读,直至导致典籍本身的消失。”{14}辜鸿铭曾经对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翻译提出过“痛心疾首”的批评。辜鸿铭写道:“现在,任何人,哪怕是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的人,只要反复耐心地阅读理雅各博士的译文,都将禁不住感到它多么令人不满意。”{15}前述学者所讲的现象,中国文化典籍的外文版本里可谓司空见惯,古代法律文化典籍外译,更是如此。具体而言,包括古代法律典籍在内的专业性文化典籍的翻译,可能因专业性太强而不被译者完全理解所造成的更大误解误译的例证,远远超过一般文化典籍的翻译。
  “典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是人们某种意识的反映。”{16}古代文化典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符号性,语言符号作为“元文化”的表象之一,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汉语符号系统所构建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元素,其他语言是无法完全表达的,即使有些用“表面流动符号”勉强翻译出来的东西,多数情况下也是貌合神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从先秦时期的《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古代法家代表著作的汉外比较分析研究中发现,这些已有外译出版的中华文化典籍中不乏优秀译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树立文化自信”做出了其他传播手段无法替代的贡献。虽然如此,也必须承认,由于东西语言文化符号的巨大差异,或因翻译者往往囿于文献资料短缺、译者自身的典籍文化修养、双语驾驭能力、望文生义或不求甚解等多种因素,致使古代汉籍“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的现象不胜枚举,包括在其他中华文化典籍如文学、艺术、科技、医药、历史、政治、哲学等不同学科中的“谬译”或误译。面对这些“木已成舟”的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产品,翻译批评者应当秉承的态度是:对值得学习借鉴的优秀译品可以“歌功颂德”,对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翻译”,应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指正。
  三、东西法文化的共性及其翻译比较
  成熟社会体系必然有与之相应的立法和司法机制的存在,每一种立法行为和司法活动,都会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其语言形式相适应。虽然人类社会总存在法律习俗的“族群差异”或“因族群而别”的现象,但依然存在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人类立法共性特征——“立法上的共同法”。无论是简单粗莽的原始法律(primitive law),还是发达完备的法律体系(a completely developed legal system),立法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当然,比较法学也告诉我们,“各族法律,或貌合而神离,或形殊而神似”,即不同法律体系的存在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如“人类的法律源于宗教、伦理和习俗,中西皆然,这是共性”,但不同的宗教伦理和生活习俗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使其所在社会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换言之,人类有“以法治国”(rule with law)或“依法治国”(rule of law)的共性法治观念,每一个统治者或多或少都希望用自己创制的一套法律制度进行统治,作为其统治工具,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社会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法律,都具有某些共性特征。为此,英国法学家戴维·M ·沃克有关法律共性的论述,至少能够说明大部分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习惯、宗教教条、禁忌以及具有强制力的道德信条等行为规范之间,没有多少区别。”{17}清代法学家沈家本通过对东西方法律的比较研究后也认为,“东西法律,‘同异参半’,西方法律大要大旨,在律尽已包含。”{18}我们承认东西法文化的某些共性特征的“合理”逻辑目标有两个:一是想说明,东西方人对法律文化思维的共同认知,决定了东西方人在法律表达形态上和法律认知上的共同性。二是想说明,既然法律表达工具使用和认知上存在共同性,那么,就应该承认,东西方法律文化之间自然存在“可通约性”,两者之间可以通过翻译实现交流。
  我们在承认“不同民族的法律”都有“自己的民族个性”的同时{19},也应当承认,在跨法律文化翻译过程中,通过译者的努力,克服法律语言文化的障碍,尽可能使“译文文字所属的国家的人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与使用原作的语言进行阅读的人们所领悟和感受的别无二致”{20},使原文颇具个性的法律语言文化现象,转化为相对共性的东西。例如,独具中国清代法文化个性特色的法律术语“文字狱”,是“因著述文字而对作者定罪量刑的狱案”{21},主要发生在明清两代,且贯穿整个清代260多年历史,也是清王朝统治者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控制所创制的罪名。从历史渊源看,“文字狱”这一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制度,其实源于秦汉时期。也就是说,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近似于“文字狱”的“语言治罪”的法律规定。正因为这一独具中华法系特殊个性的法律语言现象,在西方法律语言中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从而导致不同译者对其翻译解读各异。笔者从各种法律翻译文献资料中找到了几种不同的英文表述:(1)“cases for words”(《法学大词典》,1994);(2)“literary inquisition”(《有道词典》);(3)“imprisonment or execution of an author for writing sth.considered offensive by the imperial court”(《汉英法学词典》,1998);(4)“imperial inquisition”;(5)“the crime of literary works”;(6)“literary incrimination”。其实,我们在国外古代法制历史资料里,也能找到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字狱”的法律规定,只是其“惩罚力度”远不及中国古代社会而已。显而易见,从东西法文化个性及其翻译比较的角度看,如果要在“文字狱”与如此之多的英文翻译版本中进行比较分析,较好的办法是从东西方法制历史比较的宏观层面入手,比较论证出反映中国古代法律中独具特色的法律语言文化事实与其英文翻译的“契合程度”,决定哪一种译文最具忠实度,找出两种法律语言文化意义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变个性为共性。如果仅仅从法律汉语和法律英语字面上进行判断,自然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东西法文化个性及其翻译传通比较
  东西法文化之间的共性,指的是古代东西方各民族的法律都有不少共同之处。东西法文化个性是指东方法律体系和西方法律体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渊源各异,表现为“依法”统治理念、法律控制范畴、法律结构等诸多方面,彼此之间在法律语言形式和法律意义上大相径庭,尤其是在互译过程中,彼此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可通约的对等表达。“如中国的法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大约是同时代的人,都提倡‘法治’,注入‘法治’思想的具体内涵却完全不同。”{19}105西方法制史上一贯强调“权利”“自由”“平等”“正义”“公正”“程序公正”等法治理念,与中国法制历史上强调儒家法律思想的“孝道”“德治”“礼制”“无讼”“依礼伏法”“伦理纲常”等观念,有着天然的差异。也就是说,西方法制传统观源于其长期形成的“承认私权”和主张“个人权利高于一切”的“私法观”,与中国古代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中心的“克己复礼”“皇命大于天命”的“公法观”形成鲜明对比。为此,法学家梁治平写道:“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它同法律的关系是了解中华法系的关键。中国文化有一层厚厚的伦理色彩,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混淆难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尤其注重“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由此产生了一些独一无二的制度,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9}20古汉语里,“法”与“律”都有自己特殊的含义,与现代法律的含义相去甚远,以至汉字“法”和“律”虽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但作为独立合成词的“法律”,却是近代由日本“移植”来的,其历史不过百年。对此,梁治平教授从东西方法律及其语言比较与翻译传通的角度中肯地指出:“在传统的层次上,中、西所谓法,文字不同,含义殊异,实在难以沟通。现在人常用的‘法’字虽然已有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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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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