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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体现
【英文标题】 The Criminal Policy of“Combination of Leniency and Strictness”Embodied in the Amendment(Ⅷ)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 R. C.
【作者】 张智辉【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刑法;宽严相济;立法完善
【英文关键词】 the criminal law;combination of leniency and strictness;legislation perfection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1)04-003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4
【页码】 36
【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促进了刑法的发展、完善,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还存在亠定的完善空间,这对于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都有重要意义。

【英文摘要】

The criminal policy of“combination of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embodied in the Amendment (VIII)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 R. C.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applying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ation of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to criminal legislation,which is significant to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crime,the solution of social conflict,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ocial and legal effec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921    
  
  宽严相济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的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和贯彻,对于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人权,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们国家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不仅必须贯彻落实在刑事司法的全部工作中,而且应当体现在刑事立法中。刑法修正案(八)很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促进了刑法的发展完善,而且对未来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一、体现从宽的精神
  刑法修正案(八)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强调的从宽的精神。
  首先,在死刑问题上,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犯罪的死刑,从而改变了我国《刑法》修改三十多年来一贯从重的历史。
  我国《刑法》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从1982年第一次修改到1997年系统修改,立法的基本特点一直是增加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改以后到此次修改之前,立法机关又先后颁布了一个决定、七个修正案,这些立法也都是以入罪为基本内容的。刑法修正案(八)一反多年来刑事立法的传统,一次性决定对刑法中规定有死刑的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13个犯罪的死刑。这确实是我国刑事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
  值得研究的是,取消死刑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普遍主张取消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并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刑法修正案(八)可以说是反映了刑法学界的观点,取消死刑的犯罪都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但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并不是取消死刑的惟一标准。比如,与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等一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二节中的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都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其死刑并没有取消,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一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中的集资诈骗罪,同样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也没有取消死刑。可见,立法机关在取消哪些犯罪的死刑时,不仅考虑到经济性非暴力犯罪这个标准,还考虑到其他的标准,如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与走私文物、贵重金属相比,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可能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所以对这类犯罪,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取消死刑。至于走私假币罪、集资诈骗罪仍然保留死刑,应该说是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特别是集资诈骗罪,虽然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但是一经实施,就可能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保留死刑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刑法中还有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取消死刑的犯罪严重,甚至还没有被取消死刑的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刑法修正案(八)却没有取消其死刑。这在理论上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刑法》第358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按照该条的规定,仅仅是组织他人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的,就可以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这种组织卖淫行为并不包括使用暴力的强迫或强奸行为,因为该条将其专门列举为与组织卖淫并列的情形之一。所以组织卖淫罪应当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之列。其社会危害性远没有被取消死刑的那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也没有与之并列的强迫他人卖淫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对其保留死刑显然没有充分的理由。又如,受贿罪,对于受贿罪特别是被动性的受贿罪保留死刑,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作为经济性非暴力犯罪,除了索取贿赂的犯罪之外,一般的受贿罪都是别人求国家工作人员办事并主动给其送财物的,就受贿罪人而言,其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这类犯罪,与积极主动地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金融机构巨额款项的金融诈骗犯罪相比,其社会危害性要明显轻得多。这些犯罪之所以还保留死刑,恐怕惟一可以称得上理由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似乎这类犯罪取消死刑,人民群众难以接受。其实,人民群众是否可以接受,一方面只有广泛地征求民意才能得知,仅仅根据个别人大代表或者网络舆论,很难说就能够代表民意;另一方面,民意也有一个引导的问题,操纵民意不能反映民意,没有正确引导,自发的民意也很难说就是真正的民意,特别是在信息不公开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群众对某些领域的情况了解甚少,只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某些事实片段或碎片来发表意见,一旦他们了解了整个情况,也许就会作出相反的反应。因此,所谓的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本身是靠不住的,甚至并非是完全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其次,在刑罚适用上体现了对特殊主体从宽的政策精神。
  刑法修正案(八)的一个亮点是对特殊主体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适用从宽的原则。刑法修正案(八)第1条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3条进一步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在新中国刑事立法的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对老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的政策。这个政策包含两个处罚原则和一个具体规定。作为处罚原则,一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故意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过失罪的,一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字面上看,“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是指犯罪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而不是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作为具体规定,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除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以外,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与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一样,不适用死刑。这进一步体现了刑罚适用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轻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适用缓刑。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个规定,在《刑法》第72条原来规定的基础上,对适用缓刑的条件增加了“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内容,这实际上是提高了缓刑适用的条件。但是该条明确规定,如果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同时又是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或者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就要一律适用缓刑。这实际上是对这三类人犯罪从宽处罚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按照《刑法》第65条原来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无论什么人,都构成累犯,都应当从重处罚,只有过失犯罪可以例外。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地把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作为例外情形之一,明显地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的精神。第四,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刑法》第100条明确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被视为犯罪记录报告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在保留这个规定的基础上,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这是对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重大修改,它从法律上取消了未成年人的报告义务,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挽救,也符合刑法改革的世界潮流。
  当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政策仅仅适用于犯罪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似乎实际意义不大。因为犯罪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毕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微乎其微,可能在这个政策中受益的人是极个别的。如果真要实行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政策,就应当考虑把老年人的年龄标准至少降低十岁,才会有较多的人可能实际享受到这个政策。并且,考虑到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在视听、听力和行动方面的老化,对其实施的过失犯罪,至少应当适用减轻处罚的原则,而不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再次,在犯罪以后的表现方面,进一步体现坦白从宽的精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对我国刑法长期坚持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这两个刑事政策都坚持坦白从宽的精神。在1997年《刑法》中,《刑法》第67条就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体现了坦白从宽的精神,对于虽然不属于自首,但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人,也明确规定了从轻处罚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按照这个规定,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只要犯罪嫌疑人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就可以从轻处罚;并且,如果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特别严重的危害后果的发生,还可以减轻处罚,这也体现了从宽的精神。
  二、体现从严的精神
  刑法修正案(八)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体现在对某些犯罪和犯罪人从宽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对某些犯罪和犯罪人从严方面。
  体现从严的政策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累犯从严。一个人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一定时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说明这个人不思悔改,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对社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实施严重犯罪的累犯,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更大。因此刑法对累犯坚持从重处罚的原则。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进一步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一是明确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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